反家暴后期监测中心（一个反家暴小程序）

2019年11月26日，成都，一位被家暴后起诉离婚的女士拿到终审判决，获准离婚并拿到精神损害抚慰金。 （视觉中国/图）

这看上去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程序，稍不注意就会被淹没在总数超过700万个的微信小程序江湖里。“家暴求助”的名字和六个功能设置都有些简单：在线咨询、救助金申请、常见问题、危险性自评、支持小组、反家暴地图，和过往有过的类似平台差异不大。

发布人是北京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下称“源众”），一个长期关注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法律公益机构，全职工作人员6人。

小程序在2022年8月18日上线，热线电话通道从上午9点持续到晚上10点，24小时开放在线咨询。“虽然公布的时间是晚上10点，但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也会处理，还遇到过半夜求助的。”项目发起人李莹律师说。

上线仅5天，使用人次就达到1.3万。截至9月8日，小程序已收到在线咨询366个，平均每天17个，一键拨打热线一百多个，救助金申请52个，以及2966份危险性自评。

2016年3月1日，首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其规定的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庇护场所等条款，公权力介入阻断家暴从此有法可依。

“小程序的功能是结合反家暴法设计的，目的就是要简单直接地提供帮助。”李莹说。

勇敢的、无力的

这是一位求助者在小程序上提交的自述。

2022年7月的一天，28岁的张梅和往常一样做好早饭。公公婆婆有事已经出门，3岁的女儿还在梦乡，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坐在桌前。

直到吃完早饭，丈夫都没和她说话。张梅问，“老公你吃不吃呀？不吃我就端走了。”丈夫没有回答。

“我就打算去洗碗，然后叫女儿起床。”就在收碗那一瞬，丈夫开始数落张梅，并很快从叱骂发展到动手。那次家暴，让张梅在床上足足躺了半个月，“每次呼吸，肋骨那边都很疼”。

这并不是丈夫第一次动手。在五年的婚姻里，因为婆媳矛盾等各种琐事，突如其来的暴力是家常便饭。

她把自己的处境归因于“远嫁”——娘家人不在身边，没有办法给予支持，婆家人就觉得她好欺负，而丈夫又总是站在公婆一边。

“我觉得我和女儿在那个家里就像空气一样。”张梅说。

娘家人知道她被家暴，给出的反馈却是，“你看嘛，就让你不要嫁那么远。”

不定期的侵害和薄弱的支持最终压垮了张梅。2022年8月的一天，她带着女儿从甘肃跑到了西安，打起零工。到了9月，女儿需要入读幼儿园了，张梅的经济情况变得拮据。

8月22日，张梅拨打了小程序上的热线，加了工作人员微信。

和张梅沟通的是小程序项目官员王卓盈。“一加上微信，她就发过来很多青一块紫一块的照片、男方威胁辱骂她的聊天记录、之前的报警记录以及向妇联求助记录。”张梅提交的救助金申请很快被通过。

8月24日，3000元救助金打到张梅的账户，给这个曾多次对外求助无果的女人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

（农健/图）

逃跑是家暴受害者能做的勇敢但无力的决定。它可能是美好新生活的起点，也可能是战战兢兢的“逃亡”生涯的开始。

李文和丈夫是在一所自闭症学校中认识的，双方均是单亲家庭，各自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两人有相似的人生际遇，很聊得来，很快确定了关系。可随着相处时间变长，男方的暴力倾向逐渐显露，但又在相识的第二年向李文求婚。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离开他，真的太害怕他了。可是我也会幻想，是不是结婚之后就不会这样了呢？”李文在提交给法院的材料中写道。

他们还是结婚了，不过幻想并没有成真。2022年5月22日，48岁的李文不堪家暴，带着刚满18岁的自闭症儿子出逃。这已经是她第六次逃跑了，前五次都因为受到男方的威胁和恐吓而不得已回到家中。有一次，她跑到自己弟弟家躲了一段时间。弟弟收到了丈夫的威胁，“赶紧把你姐交出来，不然我就把你杀了，把你全家都杀了。”

8月25日，李文在小程序提交了咨询。

电话沟通的过程中，李文的情绪崩溃，称呼男方为“那个恶魔”“那个魔鬼”。一旁，她的自闭症儿子反复重复着李文的话。

李文提交的证据中，有两份男方手写的保证书，有“如有胡乱猜疑天打雷劈”这样的毒誓，一份落款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另一份为2022年7月25日——为了挽回逃跑的李文，男方写了第二份保证书，并拍照发给她。

还有很多录音文件，一个很冷静的男性声音，反复说着“我要把你杀了”。

李文也很快收到了两笔各3000元的紧急救助金，第一次是用于租房，第二次用于搬家——第一次租房过后，李文向法院诉讼离婚，得知写有自己现住址的起诉状也会寄给男方，她陷入恐惧，必须再次逃跑。

被“困住”的求助人

四川大学法学院林佳嘉于2022年6月发表的论文《预防与应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2019年-2020年公开的126份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其中对施暴者的文化程度的统计结果显示，施暴者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合计占比超过70%。

而根据小程序收到的咨询案例统计，施暴者也有公务员、医生、企业家。

求助者大多是全职妈妈，也有教师、个体户、医生、翻译等职业。她们的担忧包括：“我报警的话，受理人是他的同事，这个警不就白报了。”“作为医生，他知道打哪里看不出来。”

根据李莹和王卓盈的观察，这些求助者很想通过咨询来确定自己是不是遭受了家暴。

“她们内心深处可能不愿意相信自己会受到家暴，是需要外人来告诉他们，来帮助她们加强对现实的认识。同时她们更有可能去想象‘我能改变他’，活在这样的一个幻想中。”王卓盈解释。

对这类有“改变施暴者”想法的求助，王卓盈等对接人员会给出具体的法律建议和指导，并强调：“改变施暴者并不是你的义务，保护好自己才是。”

还有一类求助者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也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王卓盈发现，她们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但在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依然碰到阻力。

反家暴法第十五条明确，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但现实是，张梅报警后，民警仅当作家庭内部矛盾进行调解。

李文也报过警，并且遇到了比较有同情心的警察，但也只是和李文说，“你要去哪，我们护送你过去”。

2022年7月14日，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某社区，“反对家庭暴力”宣传横幅。 （视觉中国/图）

在源众的建议下，李文向当地法院申请开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份，2020年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169份，2021年发出保护令3356份。2022年8月1日，人身安全保护令新规实施，最高法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认定为家庭暴力，进一步明确了家暴的形式。

但李文收到的答复是，当地法院没有出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且被申请人在当地居住不满一年，所以依法不予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

“除了公众对反家暴法的了解不足，很多责任部门都不知道自己是责任人，”李莹在参与的众多求助案例中发现，“比如说幼儿园、学校、医院等机构都不知道自己是强制报告的责任人，可能是没人给他们做这一方面的培训。反家暴法只规定了强制报告，但对于如何发现，以及后续的跟进措施是否到位都不够清楚。”

这些或明或暗的阻碍，困住了不少求助者。

根据反家暴法第十八条，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但通常情况下，家暴受害者的逃跑目的地中并没有庇护场所，更多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家，或者一个陌生城市的出租屋。

在李莹看来，家暴临时庇护场所并未被有效激活，庇护场所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目前的庇护场所基本建立在救助站，是和流浪人群、收容群体一起归类管理。

“我国的救助站是以管理为主，而不是服务。对这些家暴受害者来说，他们更需要服务和帮助，比如心理支持、法律援助等，现有的救助站基本上没有能达到要求的，”李莹说，“大部分救助站的位置也比较偏远，条件不太行。最后，去庇护场所也有门槛，比如说有当地户口或暂住证，居住期限也只有十来天。”

申请保护令最快六小时

邵齐齐2018年大学毕业后加入源众团队，成为团队专职律师。2020年，她开始独立代理家暴相关案件的诉讼。

她接到的第一个委托是昆明的一起家暴离婚案。委托人是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自述长期遭受家暴，持续二十多年。2020年年初，男方把她从二楼窗户推下去，导致其严重受伤，女儿上网曝光了父亲的暴行。

受疫情影响，这起离婚诉讼一审开庭时，作为代理律师的邵齐齐没能到场，只能帮助委托人整理了证据。在她看来，证据已经非常充分，“没想到一审竟然没有判离”。

女方上诉，二审法院把开庭地点定在当事双方生活所在地的村委会。二审法院组织了调解，过程中，男方寸步不让，“他的女儿就说，‘钱以后可以慢慢挣，摆脱他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最终，双方调解离婚，女方净身出户。

邵齐齐入行4年，她的感受是，反家暴领域一个明显趋势是，立法层面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不断细化。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2020年之前，邵齐齐为当事人成功申请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很少，法院在一个月内核准申请的更少。

2022年，邵齐齐已经申请到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且基本在三天之内走完法律流程，最快的一次只花了六个小时，“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大”。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以往多是社会公益组织的孤立行动，近年来行政部门也介入其中。

2005年3月，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启动，同时开通了反家暴热线。当年8月，热线在全国31个省份统一号码、统一规范、统一开通，同时启动了中国妇女维权与法律帮助网，设立了中国妇女维权与法律帮助基金，为妇女维权提供法律咨询和社会救助等服务。

2020年，杭州市萧山区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杭州首个“反家暴联盟”，公安、法院、检察院、妇联、司法、民政、教育、卫健等部门协同合作。

李莹也发现，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介入的方式愈发丰富，覆盖范围也更广泛，“但不可否认，方式虽然不断进步也更加智能，但援助之手并不能触及所有人，尤其对偏远基层的女性，依然没有很好的办法”。

反家暴机构仅剩58家

小程序上线以来，王卓盈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由于每天接触各类不幸的故事，她自己的状态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碰到无能为力的情况时”。

最让她感受到无能为力的情况有两种，未成年人受到家暴以及兄弟间的家暴。

“比起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家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暴中，我们能做的事更有限。因为孩子很难脱离父母去生活和成长的，这涉及监护权问题，”王卓盈说，“我们目前接到的一些这类求助，其实是可以被定义为家暴的。”

“我们之后也想做能够改善亲子关系的项目，很多父母和我们讲，我们知道不能打孩子，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李莹也感到，这些家暴案例中，亲子关系亟待改善。

兄弟家暴，即求助者受到自己亲生哥哥、弟弟的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求助者通常在15岁到22岁。

该情况的特点在于，父母一般情况下以旁观者或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并不能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极端情况下甚至使施暴者变本加厉。

报警和求助妇联，是小程序对接人员给予求助者最直接的建议。不过很多时候，这样的建议都会收到相似的回复，例如“我不敢报警，报警的话我爸妈就把我当外人看了”。

大多数求助者本身，也很难意识到放任家庭暴力的后果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

刑法并未单独设立家庭暴力罪。前述论文《预防与应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实证研究》的统计显示，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其中，故意杀人罪最多，占比49.65%，故意伤害罪次之，占比39.72%，再次是虐待罪，占比7.09%。

李莹感受到的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无奈。

小程序中的反家暴地图板块，列出了各省份反家暴服务机构。所有被纳入地图的机构，工作人员都在小程序上线前打过电话确认存续情况。

据他们统计，2018年在做信息收集时，全国有近一百家机构开展反家暴业务，而2022年只剩下58家。

李莹分析，“有些机构没有资金支持，就做不下去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对反家暴的支持比例并不高，今年更少。”

但沉重的议题下也有令人欣喜的变化。

李莹发布的“家暴求助小程序正式上线”微博获得了超过4万转发，1215条评论中，不少网友都询问是否需要志愿者。目前，李莹已经筛选出一批志愿者并开始培训。

带着女儿出逃的张梅，在收到救助金的5天后，给工作人员发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想捐款要怎么做？等我安顿好了以后，也想捐一些钱来帮助像我一样的家暴受害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梅、李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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