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的经历（我们都想拥有贝聿铭这样的100岁）

贝聿铭是中西建筑界辨识度最高的名字之一。这个名字前，连着一串斐然的成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金质奖章、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金奖、日本帝赏奖、美国总统自由奖章、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他把建筑洒在了4个大洲。

外界喧嚣，了解他的人依然寥寥。跟随贝聿铭几十年的助手曾说：“贝聿铭交游甚广，但他把私人生活包裹得严严实，能透过层层围墙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贝聿铭一无所知，虽然已相识30余年。”

人们想拥有贝聿铭这样的100岁：身后有可以依靠的事业，又有成群的子孙，历经沧桑，却依然抱有明亮的梦想。于是，来自外界的窥探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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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族：百岁贝聿铭

文丨艾悠悠

贝聿铭101岁了。

对这个拥有一个世纪、璀璨建筑界的老人，人们好奇他的晚年。中国古代文学表达意境中，常能看到这样的背影：一个孤独的老者，走过一条长长的路，经过险境艰难，到达幽深的仙境。在《桃花源记》中，这种意境被具化成：“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贝聿铭

贝聿铭设计的美秀美术馆，给这种意境找到了现实的依靠：趟过200米的隧道，走下120米的桥，穿过蜿蜒的山洞，美术馆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深处其中，却不知道自然在那里终了，艺术在那里开始。”有人用这句话解读这座美术馆。这是建筑的至隐之境，也是人生的至隐之境。

“聿铭”两字，有光明之意。多年来，贝聿铭从“小口”而入，“让光线来做设计”，穿过漫长的人生的甬道，淡然地步入晚年。虽身处曼哈顿灯火通明的闹市，晚年的贝聿铭，远离镁光灯的包围，隐于幽静。

对这样一个把建筑洒在4个大洲的人，来自外界的窥探者众多。世界各地的人，都用力和这个老人扯上关系。每年4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全球各大机构都用不同方式为他庆祝这个和20 世纪建筑史连在一起的名字。据说，美国国家博物馆东馆入口处墙壁上，贝聿铭的名字全被摸黑了——游客喜欢摸他的名字，认为会带来好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他的一生。贝聿铭的儿子在采访时透露，现在父亲还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出行大多靠轮椅。

在他2017年百岁生日那天，人们看到老者脸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拄着拐杖，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领带系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上面挂着一个世纪的雨雪风霜。

好奇

人们想拥有这样的100岁：身后有可以依靠的事业，又有成群的子孙，历经沧桑，却依然抱有明亮的梦想。优雅、贵族、风度，是人们形容这个百岁老人时，最常用到的形容词。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贝聿铭所体现的是美国所想象的东方美德：高雅、受过完美的教育，举止矜持高贵。”

一百年来，贝聿铭是中西建筑界辨识度最高的名字之一。这个名字前，连着一串斐然的成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金质奖章、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金奖、日本帝赏奖、美国总统自由奖章、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

众多评价诠释着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被称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大师”。1983年，普利兹克奖给贝聿铭的评语是“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他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被公认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

对于名声，他自己淡然，“名分来了肯定要走，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对建筑的梦来自于好奇。1933年，上海国际饭店破土而出。这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大楼。每天中午放学，贝聿铭会乘电车到“大光明”，碰上新片上映就躲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有电影时，他会坐在上海外滩粗壮的梧桐树下，看“二十四层”的楼怎么一天天和天空更接近。

80多年后，贝聿铭自己设计的建筑遍及4大洲，生活在10个国家土地上的人，在抬头仰望时，都可以在钢筋、玻璃、光线的排列组合中发现美感。

对事情抱有好奇，这个习惯一直从少年延续到贝聿铭晚年。

早年，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撞上智利大地震。海啸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逼近，14个小时就抵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他们所在的饭店，也早早搬空了最下面的三层楼。

这个他们后来才知道“摧毁了夏威夷岛西岸的防波堤，淹没大片土地”的巨浪，当时激起了贝聿铭的好奇心，“我得看看这玩意儿。”凌晨3点钟，贝聿铭和伊森站在空荡荡的大厅，抓住了“粗得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啸来了。

没想象中那么壮观，他们甚至因此有点失望。

还有一次，是在1970年。当时，贝聿铭夫妇带着小女儿，游览吴哥窟。早晨醒来时发现，旅馆已经人去楼空。彼时，柬共军队突袭，占领了从旅馆到金边的道路。

周围陷入惊慌失措，仓皇撤退，只见贝聿铭别有情致地在路旁的水果摊停下来，尝了尝榴莲的味道。

如今，期颐之年的贝聿铭，仍每天听新闻、读报纸、订阅杂志，这些习惯从不间断。床头、桌面满满当当地堆着书，他以此和时代保持连接。“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他的儿子贝礼中在最近的一次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在80多年前，贝聿铭一个人坐船从中国出发，岸上是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船走了17天，站在“柯立芝总统号”上，他对目睹新世界感到好奇，尽管那时自己连英语都不会讲。

被接纳并不容易。与贝聿铭工作了近40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曾回忆，有时两人一起外出看场地。“十几岁的孩子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叽里哇拉地学说中文来嘲弄我们。我非常恼火，但贝先生毫不为意，只是微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这种融在骨子里的优雅气质，也帮他在激烈的肯尼迪图书馆设计师选拔中，脱颖而出。当时贝聿铭住在合伙人、纽约地产大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起眼，贝聿铭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一鲜花，西装革履地接待了总统夫人杰奎琳。

据报道，1964年，当杰奎琳·肯尼迪对外宣布由那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贝聿铭设计肯尼迪图书馆时，他的名字一下成为字谜和竞猜游戏的热词。

肯尼迪图书馆的建成，使贝聿铭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各种业务挤破门找上来，他手下的一位设计师曾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险境

好景不长。

通往“幽深的仙境”前，贝聿铭的人生也曾历经险境。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立面遭到严损。

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粘上胶合板。

“胶合板大厦”、“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白蚁的天堂”……当地民众调动自己的词库，去嘲讽这个大厦。它像一块巨大的伤疤，贴在城市显眼的位置，供人指摘。

贝聿铭曾回忆，“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自己所在的贝氏事务所声誉也一落千丈。贝聿铭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为了避免被嘲讽，他们在出租车上时，都不敢提自己是在为贝聿铭工作。

最终调查结果表明，问题出在窗子玻璃本身质量。但在当时，还是对贝氏事务所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曾雇贝聿铭设计办公大楼的IBM，在汉考克大厦风波后，起用了另一个建筑师。

背水之战来自于卢浮宫的改建。

1981年，法国总统邀请全球15位知名博物馆馆长推荐设计师，贝聿铭的名字出现在13位馆长的推荐名单上。

推荐刺痛了法兰西人的民族自尊心：始建于1204年的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闪耀着这个民族昔日的荣耀，如今，却要由一个华人主持重建。

反对声将贝聿铭淹没。《费加罗日报》摆出态度：“绝对不能接受。”《法兰西晚报》声称，这对神圣的卢浮宫来说，简直是“残酷的暴行”。

当贝聿铭把金字塔的设计方案交到“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时，羞辱来得不加掩饰：“贝先生，你这个东西是什么破玩意儿？它看上去很丑，像一颗很便宜的钻石。”身边的翻译气哭了，气到无法完整翻译对方的意思。

贝聿铭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平和，信奉即使人在火中，也要维持精神的高贵。“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幸好我不懂法语，刚好乐得两耳宁静。”

和杂音相比，他更想抓紧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拜访前总统蓬皮杜的夫人，上电视节目解释，说服了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以及卢浮宫的七位管理者。

为了说服更多的法国人，他做了足尺模型放在卢浮宫。经过数万巴黎市民对金字塔实体模型的公民投票，1985年春天，工程动工。

金字塔用了13年，从设计到完成。施工方和材料制作商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为了从内向外望时景色不变形，贝聿铭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

“没有那种材料”，工匠叹气。

“再找找”。

这样的对话不知发生过多少遍。从每一张设计草图，到钢材的选择，他都不想错过。1988年，玻璃金字塔落成。玻璃和钢结构让金字塔轻盈。玻璃金字塔的新入口，将客流导入地下大厅，透过玻璃，巴黎随日光变幻的天空和古典主义的老卢浮宫墙面交相辉映。因引入日光，地下展厅也变得开阔、明亮。

“这个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宝石。”当时贬损的人开始重新思考赞美的词汇，人们怀着惊奇，挤在玻璃金字塔前排着长队，参观新卢浮宫的人，绕着拿破仑庭院，围了两圈。贝聿铭还因此设计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奖章，在新建成的金字塔。

多年后，回卢浮宫进行一场讲座时，他曾这样说：“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

他没放弃过坚持和尝试各种形态的可能性。在建造美国国家美术馆东楼时，工人从未造过尖角型锋利的楼体，建议他削掉锐角，保持墙体稳固，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想试试。”

这种“想试试”的少年心性，在他心里一直没停止过生长。1998年，贝聿铭接到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摇滚音乐名人堂设计任务时，不少建筑师友人都劝他推掉，毕竟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摇滚乐看起来太遥远了。

“你知道什么是摇滚乐吗？”摇滚音乐名人堂外景美国建筑师与评论家迈克尔·索金回忆当时与贝老的对话。

“我对摇滚乐的了解全部得益于我儿子，贝定中给了我本书！”他靠着它，完成了对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摇滚音乐名人堂的设计。“有教养的天真”，有媒体这样形容贝聿铭。

贵族

“教养”，是人们提到贝聿铭时，另一个经常放在前面的形容词。家族的传承，在贝聿铭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上一辈白手起家，下一辈艰难维持，再下一辈坐吃山空，富不过三，家道衰颓，是被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套路。对传承了15代的贝氏家族，这样的套路可能并不适用。

10岁那年，贝聿铭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到上海。每年中学暑假，贝聿铭都会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

贝家是当地望族。据记载，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是贝家最早起步的地方。一世祖贝兰堂于明中叶从浙江迁苏州，边卖草药边行医，到儿孙辈，一跃为当地有名的“药材世家”。到了乾隆年间，贝氏成为苏州的四大富户之一。

父辈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贝聿铭的叔祖是颜料大王贝润生；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1917年出生的贝聿铭，是吴中贝族入谱64个“聿”字辈十五世男丁中的一员。

贝家有过“男丁必须做事”的规定。在动荡的岁月中，贝氏给这句话做出了生动的实践。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很早就中了秀才，20岁时就已成为苏州府学贡生。因其

父亲去世，接起家族重担。

贝聿铭的叔祖父“颜料大王”贝润生曾提出：“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在这种思路下，他斥资把狮子林修缮一新，以飨后人。

穿梭在狮子林，里面有假山，也有山洞、池塘，溪水淙淙，这里留下过贝聿铭嬉笑玩闹的身影，其中空间格局给了他建筑趣味最初的滋养。

在贝聿铭同《贝聿铭谈贝聿铭》的作者波姆的谈话中，记录了这样一段他对假山和中国文化的理解。“石匠在湖衅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

贝聿铭回忆父辈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烙印。“那段日子影响了我日后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与祖父共同的生活，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观念。而那个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于感受。在那里，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这才是生活意义所在。”

贝聿铭育有三子一女。“中”字贯穿3个儿子的命名——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寓意分别为：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

已故的长子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和弟弟贝礼中是建筑设计师。1992年贝聿铭退休，贝建中、贝礼中兄弟创办了贝氏建筑事务所，成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机构。

贝聿铭自己的接人待物，也给下一代滋养。“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贝礼中在采访中这样说。

如今，在狮子林在不远的地方，是苏州博物馆，它涂满朴素的灰白色。这两个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起构成苏州的文化地标。

建造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85岁的一个决定，在这里，他完成另一个层面上的“叶落归根”。他曾亲昵地称它为“我的小女儿”。晚年时，这里被贝聿铭唤做：“我的家”。

“年逾九十的贝聿铭，证明了一个人也许可以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而仍保有割舍不断的根。”《贝聿铭全集》的作者卡特·怀斯曼这样评价这位老者。

这种归根情节，曾在漫长的时光中给他羁绊。贝聿铭曾和太太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过一套小的带花园的公寓。小花园里种满了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自己做了一个木质唱片架，期待有朝一日可以用来放来自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

出身传统大家族，贝聿铭身上始终闪着旧式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和精神的高贵。他是公认的礼仪大师，工作室始终保持高雅得体，穿梭其中的是常春藤联盟的优秀毕业生。贝聿铭也用工整的小楷给家人写信，会读《老子》，也读《孙子兵法》和《论语》。

一位同行对贝聿铭有过这样的评价：“贝聿铭和路易·康许多地方很相似，贝是贵族，康是局外人。”

中国人重现世，倾向实用。西方人重后世，重理论。贝聿铭更重实践，讲究实效；现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路易·康则衷于空想，常常陷入形而上学的沉思。建筑在两个男人生命中都留下深深的印记。不同的人生哲学也对应着不同的境遇。

“护照地址被涂掉”、“死了三天之后才被发现身份”，这是后者留给世界最后的记录，在1974年的那个初春，路易·艾瑟铎·康的尸体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被发现，原因是心脏病突发，留下沙克生物研究中心、耶鲁大学艺术画廊，还有一个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事务所。

“贝聿铭的建筑与金钱、权力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仍然令人流连忘返。在贝的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有人对贝聿铭这样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聿铭的成功，也是现代主义在那个时代的成功。“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盛行一时和备受责难时，始终坚持现代主义。”

路易斯·康的儿子为父亲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在那里，他曾与贝聿铭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的成功率很高？”康的儿子问。

“是的。但可能是因为更耐心，假设某个业主不喜欢我的设计，我不会在意，会换个日子再来，我觉得康就不会这样做。他也许就会一直强势反驳，我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我想你的建筑更多样，在成功率方面你厉害多了。”

“多，不代表着成功。有三四件代表作，要比五六十栋建筑强多了。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贝聿铭信奉好的作品“必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虽然这个老人在晚年，常被指责陷入自我重复和陈词滥调，人们用“恰到好处的圆滑”来形容他。而被评为“建筑诗哲”的路易·康则常被当做反例出现在后面，他“满脸疤痕地站在观众面前，嘴里咕哝着神秘难懂的字眼”，桀骜不驯，热衷空想，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结局。

东方和西方，入世和出世，在贝聿铭生命中有着完美的融合，也让他在两个世界中同时获得滋养。在盛年时，贝聿铭曾投入入世的真诚，又在行将老去时，归隐出世，留下自己设计的建筑，矗立在城市的中心，野心勃勃地感知时代，见证潮起和潮落。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美好家园》12月刊

文丨艾悠悠

编辑 | 月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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