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打的最惨烈的一战（四野南下第一战）

1949年3月31日，北平。位于东郊通州的四野司令部一片忙碌。几十辆军用卡车隆隆作响地横穿北平驶向西北郊。车队经过颐和园后，驶过青龙桥，来到香山小礼堂前。

车上的解放军不是一般战士，而是四野数百名身经百战的师以上高级指挥员。

4天前，林彪主持召开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时，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说他要接见参加会议的人员。

陪同毛泽东接见的还有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接见一个野战军的师以上干部，这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次意义非凡的接见，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四野这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的器重，也表明了中央对四野即将担负的战略任务的重视。

4月1日，四野南征动员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当参加会议的四野连以上干部进入会场时惊喜地发现，总司令朱德面带笑容地端坐在主席台上。

两天之内，“五大领袖”亲切接见，朱老总亲自动员，使四野将士神采飞扬、精神振奋，从上到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他们只等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坚定不移，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中，不少是红一方面军出身，曾经与毛泽东同吃同住同战斗，聆听毛泽东的当面教诲。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

十年之后，他们在获得新生的古都见到毛主席，大家心情十分激动。

此时此刻，第14兵团第42军军长吴瑞林的心情却与其他将领有些不同。因为就在几天前，他曾见到过毛主席。

3月24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按照毛主席“没必要去花银子搞仪式”的要求，没有惊扰各地百姓。

当车队来到涿县时，见城门紧闭，门卫说没有领导的命令，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开门。坐在车里的毛泽东闻言笑着说，县官不如现管，那就等一等吧！

在涿县驻扎的正是第42军军部。为迎接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军领导准备了鸡蛋面条，毛泽东一行在军部和42军领导们一起吃饭。

朱德总司令边吃边笑呵呵地说：“多少年没吃过这么香的面喽！”

在聚餐中，毛泽东提到了刚结束两个月的平津战役，点名表扬42军在丰台力挫傅作义7个师夹击，确保了我军对北平的合围。

毛泽东笑着说：“42军在丰台打得漂亮，傅作义起义，也是因为被你们打怕咯。”

3月27日，42军在北平接受了中央军委攻打河南安阳的任务。

能否打好四野大部队南下的首战，取得“开门红”，事关重大。

为此，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到香山向朱德总司令讨教。

朱老总面授机宜，嘱咐此役切不可轻敌，特别提醒我军曾攻打安阳城失利的教训，提出采取强攻，凭借优势兵力，一鼓作气，攻城破敌。

朱老总还作出预见：“强攻安阳奏效，新乡不战可下。”

42军的前身是东野第5纵队。在东北12个野战军中，5纵是成立最晚的之一。

在五大野战军中，只有东野使用了“第5纵队”这个番号。原因是当时“第5纵队”是一个臭名昭著专有所指的名称。

1936年10月，当西班牙叛军向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准备发起联合进攻时，叛军将领摩拉在广播讲话中扬言，他的4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5纵队已在首都当内应。

从此，“第5纵队”便成为帝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中收买的叛徒和派入间谍的通称。

所以各战略区在成立野战军时，都很忌讳这一番号。但林彪却标新立异，敢为人先。

42军也是四野进军中南唯一没有过长江的部队，一直在河南剿匪。

42军下辖124、125、126、155师共4个师。1950年2月，42军奉调东北从事生产，已有了全军转业的趋势。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42军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作为最早入朝的志愿军先头部队于1950年10月16日秘密入朝，比其他兄弟军早了3天。

42军涌现出“黄草岭英雄连”、“三八线尖刀英雄连”、“石城舰英雄连”和关崇贵、安炳勋、员宝山等一批英雄单位和个人。

以后数次裁军整编，42军都得以保留。军改前42集团军驻防广东，有“岭南雄师”之称。

1949年4月1日夜，42军分批向河南安阳进发。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中华文明的摇篮河南，成了土匪肆虐的舞台。

为了使即将从东北进入河南的四野将士了解河南的情况，第四野战军驻郑州办事处编辑了供部队干部参考的《中原解放区介绍》，其中这样描述了河南的民风：

河南人民民性特别刚悍，勤苦朴实，富有反抗精神与悠久的革命传统。

老百姓一般都好武，男女都爱玩弄刀枪，遇不平事就想出头干，待人是“软来软去，硬来硬挡”。不能受气受屈，好称兄道弟、论朋友讲义气。

河南有句俗话：“不挣钱要争气。”民间往往因为受欺受气而大动刀戈，互相厮杀，非杀其全家而不歇。

解放军中原军区针对河南民风强悍、青壮年爱枪如命的特点，在1947年5月7日的《中原情况简述》中，告诫部队干部战士：单人外出带枪比不带还要危险。

民风强悍并不是产生土匪的唯一原因。

民国河南农村

据有关资料记载，近代河南农村的贫困程度，实为他地所罕见。

灾荒严重时，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买人肉“易子而食”。青黄不接之期，农民常惯例向外逃荒要饭，或纠众出外行劫，或扛枪当兵，麦黄后又都纷纷回乡，俗称“麦黄溜”。

更重要的是，河南地处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军阀在此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

从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有十多次战争殃及河南，而且河南大多是主战场。

在各派系混战中，地方政权风雨飘零，形同虚设。1926年到1927年期间，河南就换了7个省长，最短的只干了一个多月就被轰下台。

换个县长更是小事情，军队到一个地方派个参谋就是县长了。官吏更换频繁，政府朝令夕改，统治秩序被破坏殆尽，政府职能无从谈起。

天灾人祸，形成了河南历史上土匪多、民枪多、逃荒多、会门多的特点。

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原古老大地贪官充塞，恶霸横行，会门极盛，土匪遍地。

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匪祸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不仅时间长，而且波及广，河南全省108县几乎无一县无匪，而各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

同南方惯于拦路抢劫的蒙面大盗不同，河南的土匪明火执仗，直来直去。常用手段是“飞叶子”、“叫场子”、“拉票子”。

所谓“飞叶子”，就是往你家送个条子，限几天内送钱财到什么地方，到时不送就杀人放火；

“叫场子”就是派小喽罗到村口或某家院门口，高声亮出匪首字号，限期交钱。

“叫场子”口诀是“……如期送到算没事，过期不拿‘拉火鞭’（烧房子），闺女媳妇都捞走，房子改成门朝天”；“拉票子”就是绑架人质，索要赎金。

这些土匪一旦勾结地主恶霸，尤其是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利用，就不再是豫北方言中所说的专门从事绑票行径的“老抬”了。

河南北部是著名的匪区，各路土匪啸聚山林，出没无常。

从夏商周到清朝民国，从盘庚到袁世凯，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在豫北来来往往，人们对动荡的社会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当地豪门讲究“耕读传家”，而穷人崇尚“忠义”。这里不仅是子贡、商鞅、吕不韦的故乡，也是秦叔宝、程咬金的老家。

民国期间，盘踞豫北的土匪，主要包括孙殿英、贾席珍、王森、李小孩和王泰恭等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孙殿英。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孙家庄人，1889年生。一般人叫他孙老殿，因出过天花，也叫孙麻子。

他十几岁时就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赌棍。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

孙殿英的桌上没有文房四宝，没有手枪匕首，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

他赌技非凡，但不为赢钱，而为相人。他说，麻将桌上最能看出人的秉性爱好，什么德行，一目了然。然后对症下药，箭无虚发。

从1922年起家，孙殿英的军阀土匪寿命足有25年。任凭他坏事做尽，都能逢凶化吉。

真正让他闻名于世的是因为1928年在河北遵化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盗陵窃宝案而臭名远扬，成为无人不知的“东陵大盗”。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引述史料，描述了孙殿英借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交通，“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的情形。

“末代皇帝”痛心疾首，称孙殿英东陵盗墓是1928年“最富刺激性的事件”。

路透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最早披露了这一丑闻，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蒋介石手令“务获究办，毋稍宽纵。”

孙殿英闻讯，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宝物四处打点：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

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送给了戴笠；

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是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送给了宋美龄。阎锡山也分得价值50万元的黄金。

在达官贵人的干涉下，东陵惊天大案不了了之。

孙殿英曾给儿子手书“家训”，其中一条为“善忍”。他告诫儿子：“人打你左脸，你给他右脸。”

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反攻作战。5月2日，第3纵、6纵分别在陈锡联、王宏坤率领下围攻汤阴。

国民党暂编第3纵队司令孙殿英据险顽抗，誓不投降，除被歼万余人，最终连同7000余人束手就擒。

由于抗战期间，孙殿英的新5军曾以枪支弹药支援八路军129师。孙殿英被俘后，刘伯承请他吃饭时还不忘旧事，说：“我们还是有一段交情的嘛!”

不久，这位绿林将军在华北军区俘虏营里，因病重不治而死。

孙殿英之后，河南著名的大匪首变成了王三祝。

王三祝，字代英，1926年生于滑县老店乡东岳村。15岁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也称一分校）16期步兵科。

他在军校接受的是较为正规的“丙种教育”，入伍军训半年、在校学习一年半、毕业后再当半年少尉见习排长。1944年回到家乡担任民团训练队大队长。

这个训练大队的成员多是地主富家子弟，反共意识很浓厚，主要任务是在路边巡查过往人员和物资。

王三祝之父王泰恭曾任国民党滑县县长，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土匪头子，1944年主动挑衅，被我冀鲁豫军区部队击毙。

王三祝是王泰恭的次子，继承其父衣钵，率残部南逃到封丘一带，到处搜罗兵痞、流氓、汉奸、土匪扩充反动势力，组织所谓“河南滑县人民自卫军”，自任司令。

日本投降以后，深受戴笠信任的河南省保安司令、同时也是军统河南站站长的刘艺舟，任命他为河南省保安第4总队上校总队长。

他曾以少将身份在封丘参加陈诚、顾祝同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王三祝到处收编土匪武装，发展到十几个团的兵力，成为豫北一股较大的反动武装。

1946年3月，王三祝任郑州绥靖公署豫北先遣总队总队长，9月任河南省保安第2旅少将旅长，1949年1月任第40军暂编第9纵队司令。

在此期间，王三祝甘愿充当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鹰犬，不断地在滑县、长坦、延津、卫南、滨河等地进行骚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解放战争初期，王三祝就率队围袭豫北我地方武装上千次，成为阻碍当地革命斗争发展的巨大障碍。

王三祝匪部盘踞的地区，正处于我太行区到冀鲁豫区的地下交通线上。

这条交通线担负着三项重要任务：传送情报、文件；护送干部过敌人封锁线；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品。

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受到王三祝的严重威胁和破坏，20位地下交通员牺牲了17个。

除了破坏运输线和情报网，王三祝还猖狂地攻击我地下交通站。

这个交通站是在军区领导下担负重要护送任务的部门。抗战以来，曾护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安全通过敌占区。

就连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也需要通过交通站。

王三祝在叛徒的协助下，掌握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规律，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破坏了设在白道口的滑县交通站，枪杀站长李忠喜等4人。

1944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在太行根据地的林县临淇镇集中大批干部进行整风，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带领整风队前往林县。

为了保证参加整风的干部来往安全，冀鲁豫军区21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庞寨村，并在河口截留百余只小船，确保干部们安全渡过了卫河。

在21团的打击下，王二祝率残部向西溃逃，但仍不断往返袭扰。

1944年下半年，党的七大即将召开，交通线任务日益繁忙。在七大结束之后，陈云、陈毅等大批高级干部，也要经过豫北交通线返回工作岗位。

王三祝在卫河周边的交通要道的骚扰破坏活动，使这条通道危机四伏。为了拔掉王三祝这颗钉子，冀鲁豫军区投入了大量兵力。

王三祝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肆意屠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常使用挖眼、断手、砍头、活埋乃至掏心挖肝等手段，惨绝人寰，血债累累。

仅据1946年4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0多人，关押3000多人。

1946年5月31日，王三祝在长垣大郭村一次就打死打伤、活埋群众100多人。

1947年3月19日，王三祝在辉县鱼村杀死干群10人，开膛扒心，大卸八块，残暴至极，目不忍睹。

1948年3月，王三祝与淇县罪大恶极的土匪杨富相勾结，在淇县烧杀抢掠，5天之内，共杀害共产党干部、家属及群众27人。

正是因为王二祝坚决反共反人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因而受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赏识和重用。

军统河南站站长刘艺舟封他为豫北“剿匪”指挥官，顾祝同加封他为11绥靖区副主任，少将领中将军衔，兼第二、第四两个伪督察专员公署的联合警备司令。蒋

介石亲自批准他为伪“立法委员”，还邀请王三祝到南京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并且单独接见，耳提面命。王三祝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1948年12月30日，广大人民从新华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极大鼓舞，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9年春，东北、华北、中原、华东、西北广大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安阳、新乡两个敌人据点已成为洪流中的孤岛。

昔日为虎作伥的王三祝，如今却如丧家之犬，不断有成团、成营的匪众被围歼，处处被动挨打，惶惶不可终日。他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不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王三祝的师傅叫董岳山，老谋深算，见多识广。他常劝诫王三祝，勿逞匹夫之勇，就连蒋总统都会下野，凡事三思而后行。并且告诉他，所谓三思，就是思让、思退、思变。

师傅只说了蒋总统下野，留了半句话没说，想让王三祝自己揣摩，意思是你这个“豫北王”跟蒋总统相比，还不是河沟里的泥鳅？

可王三祝是一介武夫、绿林草寇，听不进这些话。开始还有些谦恭，之后便出言不逊。

一次开会时，师傅董岳山规劝他向解放军投诚，既为自己，也为弟兄们留条生路。誓与人民为敌的王三祝恼羞成怒，竟枪杀了师傅。

1949年3月16日，孤注一掷的王三祝率残部两个团的匪众约7000多人倾巢出动，向滑县、沙区根据地进犯，沿途烧杀抢掠，狼烟四起。

匪徒们狂叫：“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出了这口气，奔向太行打游击，要与共军争高低。”

3月22日，土匪头子王三祝率领上千人马对滑县县政府驻地八里营进行扫荡。

在滑县留固、八里营一带，匪徒抢掠了四专署的银行，枪杀了两个保管员，又抓了滑县税务局局长贾庆仁，经过一番虐待后将其残忍杀害。

3月23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匪军奔袭包围了沙区的白毛村，残杀24名干部、民兵和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四惨案”。

3月22日夜晚，白毛村的干部和民兵，在区长田秀琴的召集下，开会贯彻地裂关于准备渡江支前工作的指示》，落实具体任务，准备抢修桥涵为大军南下铺平道路。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以后，除少数人留在大队部，大部分人立即分头回到各自的责任区。

天边露出鱼肚白时，王三祝匪部就包围了白毛村。

听见枪声后，留在大队部的武工队长郭存学、区干部赵天序等人，迅速登上房顶一看，只见匪徒已冲进村里，野狼般嚎叫着包围了大队部。

郭存学带领留在大队部的同志奋力突围，但没有成功。

眼看敌人越逼越近，危急时刻，郭存学指挥大家推倒围墙，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投掷了大批手榴弹，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乘着弥漫的硝烟冲出东寨墙。

匪军穷追不舍，用几挺机枪向突围的民兵猛烈扫射。郭存学等人凭借熟悉地形并以沙丘、树木为屏障，边打边撤，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为了抢救被围困在村内的干部和民兵，郭存学率领民兵组织了多次反冲锋，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如愿。

白毛村被包围的干部和民兵，与匪徒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区武装干事耿玉芳和妻子被堵在家里，匪徒向屋内射击和投弹，声嘶力竭地嚎叫，让他俩投降。

耿玉芳一面顽强还击，一面高喊“打倒国民党！打倒王三祝！”子弹打完了，他俩把枪砸毁，夫妻双双中弹牺牲。

区长田秀琴、区干部何宗佩没有冲出重围，和村民郭秀业藏在红薯窖内。

当一匪兵下窖搜索时，何宗佩将其一枪击毙。土匪听见枪声，立即围住红薯窖，将成捆的手榴弹投掷窖内，又把窖门死死堵住，田秀琴等人惨死在窖内。

白毛村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穷凶极恶的王三祝在白毛村杀害区干部两人、民兵19人、村民3人，共24人。

3月24日，高陵县人民政府举行仪式埋葬了烈士，战士集体鸣枪送葬。

白毛村的英雄儿女，发誓要向王三祝讨还这笔血债。

白毛村惨案烈士纪念碑

王三祝制造了“二•二四惨秦”后，沿浚县王庄和汤阴五陵，渡过卫河，途经降城、宜沟，袭击了区政府，之后由浚县的大赍店向汤阴、林县太行山区窜犯。

获悉王三祝匪部骚扰消息后，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将分区和所属汤阴、淇县、林县的地方武装紧急部署妥当，严阵以待。

王三祝匪部的魔爪伸向庞村、鹿楼时，迎接他的是漫山遍野的枪炮、地雷的爆炸声，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进退两难，像乌龟一样爬行，4天4夜只挪动了几十里路。

再拖下去老本就要输光，行至马兰村，王三祝决定放弃进山打游击的计划，连夜火速向安阳撤退，妄图凭借城防工事，固守待援，保存实力。

浚县区武工队和两个连的民兵，在王三祝匪部渡过卫河，向汤阴、林县进犯时，从左侧迂回到汤阴卫河西岸的北老观嘴村，派出几股精干侦察武装，随匪军进攻方向跟踪侦察。

发现匪军像无头苍蝇，有溃败撤.出太行山区的迹象，随即将武工队和民兵部署在宜沟东火龙岗上的李黄庄村，待机打击敌人。

29日黎明前，侦察班报告，大赍店村东小八角方向，有一股匪兵向火龙岗退却。

天亮时分，房顶上的岗哨发现一群溃兵爬上火龙岗。武工队立刻派一个连，携两挺机枪埋伏到李黄庄西地菜地里，命令战士敌人不进伏击圈不准开枪。

匪军溃兵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像丧家犬一样，糊里糊涂进入伏击圈。当匪兵离战士20多米时，武工队员突然跃出，包围了匪兵，令其缴枪投降。

匪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武工队没费一枪一弹，俘虏匪兵排长以下50名，缴获步枪50支，子弹2000多发。

1949年3月底，王三祝率残部进驻豫北的政治中心——安阳。

安阳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甲骨文的故乡，《易经》的发祥地，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有“中华第一古都”之称。

民国时期的安阳

安阳属平原地带，地处平汉线上，东临齐鲁大地、西倚天险太行，北连沮河、漳河，南达陇海干道，是华北、中原的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七七事变”后，日寇盘踞安阳长达8年之久，奸淫烧杀，生灵涂炭，老百姓苦不堪言。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抢占安阳，出于内战需要，将曾投靠日寇、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土匪、汉奸武装，统一收编为正规军。

这些敌人由当地惯匪、逃亡地主、特务散兵等组成，成分复杂，政治反动。

匪首以封建会门及私人笼络等手段欺骗士兵，抓丁抢粮，无恶不作，延续其反动统治。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艰难度日。

龟缩在安阳城内的有冀豫边清剿总指挥赵质宸、副总指挥兼安阳城防司令郭清等9股武装，加上敌安阳专署、敌安阳县政府及周边18个县逃往安阳的流亡政府，共计1.4万人。

王三祝一进驻安阳，凭借特殊的背景，以国民党134师暂编第9纵队司令的身份，统揽安阳城防匪兵的指挥大权。

王三祝企图依仗坚固工事，负隅顽抗，叫嚣：“安阳城防，固若金汤！”

王三祝的吹嘘，并非毫无根据。

安阳守敌的防御工事，曾经日寇8年的修筑，抗战后又经敌40军等部不断加修，多系土木和部分铁轨筑成，极为坚固。

主要依托是外围工事，由高达16米，上宽5米下宽15米的城墙和距离墙外10米的外壕，以及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构成。

城墙外为砖质，内为土质，墙上筑有高型碉堡和两层射击孔。在城墙四角和主要城门上有所谓“国防工事”的钢筋混凝土碉堡10余个，可利用城角与城门的突出部构成交叉火力网。

在外壕与护城河里岸筑有200余个暗堡，构成外围的纵深发射点，并与城内沟通了地下联络，便于兵力运动，互相协同支援。

不仅如此，在安阳城外一至两公里纵深内，还利用村庄、工厂、寺庙、河流、沟渠等，构成环形、有层次、点与点结合的据点500余个。

安阳城墙

各据点之间以露天交通壕连贯，壕内筑有暗堡，火力组织极为严密。

安阳的城防工事也经受了实战的考验。

1945年10月和1947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曾两次攻打安阳。

由于我军对敌情了解不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无法攻克坚固的城墙，造成了一定的伤亡，两次战斗均告失利。

四野第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率先遣兵团南下，也曾安排有“旋风纵队”之称的40军攻打安阳，因城池坚固，短期不能取胜，便放弃攻城继续南下。

安阳城内守敌认为解放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因而气焰嚣张。

王三祝没有想到，42军这次是有备而来。

42军接受攻打安阳的任务后，军长吴瑞林亲自带领各师师长、作战科长、情报科长、通讯科长来到安阳水冶镇，通过地方党委和军分区领导，了解敌情，侦察地形。

经过研究，军党委决定：为肃清华北残敌，扫除我大军南下障碍，以全部力量，采取先包围后歼灭的作战方针，全歼安阳顽敌。一举扫除这个所谓的“平汉盲肠”。

这个“大包围小突击”作战方案，回到北平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

朱老总在香山住所，指着军事地图对前来讨教的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特别嘱咐：一定要带足炸药和轻重机枪子弹。

42军于4月1日从集结地出发，经长途跋涉，14日到磁县一带待命。

次日军首长召开各师、团军政主官和军司、政、后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采取远距离奔袭作战的战术，将安阳之敌包围歼灭。

解放军将要解放安阳的消息传开以后，豫北人民群情激越，奔走相告。

在国民党统治下，安阳城周，兵匪一家，抢劫勒索，民不聊生。1948年，安阳城内物价飞涨，一斗米12400万元，外逃难民达2万余人。

民国安阳城内

向往新生活的男女老幼纷纷涌向政府，表达盼望大军攻下安阳的心愿，尤其是要严惩祸害乡里、恶贯满盈的豫北巨匪王三祝。

距离四野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南征动员大会整半个月，42军于16日15时分别向安阳进发。

各路部队冒雨疾进60公里，于翌日拂晓前，秘密包围了敌人外围据点，以闪电战术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

然而，进攻并不顺利，42军在安阳外围吃了不少亏。

其中，吃亏最大的当属二打高楼庄。

124师进至小营后，师长徐国夫为争取主动，令371团跑步前进，直插安阳城西北。

城西北的高楼庄、铁路医院、郭庄、电灯房、火车站等处，是敌人外围的几个主要据点，守敌为吴尽仁部1个营。

371团一营进入战斗后，因敌外壕难以通过，一时没有得手。营长关英惟恐失去战机，令一、三连和机枪连向北面凹地里猛插，意在迂回歼敌。

敌人早有戒备，用强大火力拦阻，部队无法前进。

二连进至任家庄侧后，恰遇464团二、三营正在攻打任家庄。二连一出现，敌人感到不妙，即放弃阵地溃逃电灯房。

二连即令一排尾随追击。一排因地形不熟，追错方向，遭打蛋厂守敌的火力反击而撤回。

二连又令二排向电灯房攻击。该排也攻错方向，遭火车站守敌的火力反击撤回。

一营领导在没有战绩的情况下，情绪不稳，导致操之过急。9时许，令部队全力以赴，攻击高楼庄。

高楼庄位城西北2公里处，北临沮河，东靠铁路，是敌人外围重要据点之一。

该据点四周堑壕环绕，四角都构筑了永久性工事。高楼庄西面，有一条北起沮河、南至西关小花园直线堑壕；

堑壕东侧，数十个工事并排，相互可展开火力支援。高楼庄西南角，有一条堑壕与之沟通。敌可进可退，戒备森严。

一营对这些情况似明非明，强行掩护一连发起攻击。

一连连长李仁福带领战士们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一口气攻到敌人的直线外壕。由于营主力有效地压制敌火力，一连得以用人梯通过敌外壕，攻占刘楼庄前沿阵地。

高楼庄南侧电灯房、火车站、铁路医院等处的敌人，为配合高楼庄作战，同时向一营反击。高楼庄内的敌人，在其同伙岀击后，也对一连实施猛烈反击。

一营主力虽连续打退敌人3次反击，终因地形不利，兵力分散，伤亡增大，迫不得已撤出战斗。

孤军深入的一连，在进退两难之际，与敌浴血奋战，打得异常残酷激烈。

敌人集结重兵，在交叉火力的掩护下，一次次进行反扑，又一次次被击退。

一连曾试图突围，但没有成功。指战员们横下一条心：与敌血战到底！宁死不当俘虏！在顽强的拼搏中，他们相继倒在阵地上……

这次战斗，一营虽然重创敌人，但也付出伤亡146人的代价。仗打得这么窝火，对部队来说，是一种耻辱，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371团指战员们发誓：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一连报仇！谁也没有料到，感情用事会带来更严重的损失。

当日13时，371团又组织二、三营再次攻击高楼庄。同样因为对敌情不够了解，仓促投入战斗，打了个莽撞仗，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又伤亡235人。

370团二、三营先后向广益纱厂、郭湾两处敌人的据点发起攻击.

然而，均由于包围不严，未切断敌人的退路，守敌在战斗打响前，分别向打包厂方向逃窜，致使战果不佳，没有达到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

得知这一消息，军里几位领导紧锁双眉。吴瑞林气得把帽子一甩，拍着桌子说：“只识弯弓射雕，不会用脑子打仗!”

“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兴元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说：“‘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不是也败走麦城吗？”

“371团出了问题，固然有他们的责任，但作为上级领导，也犯了‘用人不当失街亭’的错误。”

“这个团基础差，底子薄，缺乏攻坚作战经验。我的意见是让124师暂时停止外围作战，进行严肃的检讨。“

刘兴元分析得条条是道，吴瑞林打心眼里佩服。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至27日上午，42军夺取安阳东、西、北关，敌人被迫放弃南关，收缩城垣。

城内，“安阳城防司令部”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由王三祝、郭清主持，冀豫边清剿总指挥赵质宸、安阳县长黄伯英和军统安阳站长苗宪吾以及保安旅长刘乐仙等人出席。

王三祝等人接到石家庄地下情报组的电报：“敌攻破太原之四个炮兵团，已过石家庄南开。”之后又接新乡情报：“敌41军两师，已经北开。”

得知这些情报后，参加会议的人员惊慌失措。

有人主张突围，西入太行山区，或东出运河，釆取游击战，并与江南国军取得联络；有人则坚持“苦战坚守，苦撑待变”；有人干脆提出“议和”。

在座的人中，有个团副叫朱先合，与郭清私交甚笃，按捺不住说：“共军兵临城下，安阳孤城无援，请司令登城一望，再商定战与和之大计。”

王三祝听罢此言，心中不快，忙向郭清挥手示意。郭清对朱先合说：“你喝醉了吧，请先回吧。”

朱先合情知不好，刚站起身，郭清就举枪将其打翻在地。其他人见了惊恐万状，低头不语。

王三祝强作镇静地说：“诸位不要慌张，安阳城高河深，工事坚固，共军攻城只是虚张声势。

本司令奉蒋大总统电谕：全体官兵晋升一级，大家要死守安阳，报效党国！"在王三祝的蒙骗和驱使下，众匪徒焚香盟誓，同生共死，决意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会后，王三祝为了安抚众匪，迎娶了一位小老婆，并且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场盛大婚礼。

在火车站水塔上的42军指挥所里，吴瑞林军长带领师、团指挥员观察安阳的城防工事。

高大的城墙之下，垒砌着塞满沙土的麻袋，又高又厚，没有500公斤以上的炸药很难掀开。

堑壕外侧是护城河，护城河两侧布满铁丝网、鹿碧一类的障碍物。堑壕内侧每隔50米就有一个地堡。整个城墙布满枪眼，一旦火力点全部发射，城墙将变成一道火墙。

指挥员们都知道，此时敌军已成瓮中之鳖，安阳已是孤城一座，攻破城池势在必得。

但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无数战士将会付出生命，必须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

经过认真研究，军部最终决定选择防御相对较弱的北门东侧和大西门北侧作为攻城爆破点。

各师、团指挥员们回到驻地，集中大量人力、工具，在火力掩护下，昼夜不停进行规模较大的土工作业。

他们在通向各突破口的地方，挖掘了50余条露天交通壕和便于爆破敌护城河的垃道；构筑了5000余个防炮洞、弹药室和救护室；

开辟了6条（总长2.5万米）可通行担架的道路，并加强和改造了围城阵地的各种工事。

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迫在眉睫。

擦枪、抹炮、磨刺刀，整理和翻晒炮弹、枪弹，捆绑炸药，扎云梯，研究突破作战的火力组织、队形运用，制订立功计划等等工作，在战斗连队里加紧地进行着。

野司首长为加强安阳作战的实力，着调四十七军一六。师、漳卫军分区警卫团、五十二团和三十八军炮兵团配属四十二军作战。

124师加强野榴炮27门，由小西门突破后，首先夺取城内钟鼓楼敌核心阵地，尔后在仓门口街以南、东大街以北地区歼敌主力。

125师主力加强野榴炮20门，由大西门以北50米处突破后，迅速以一部配合一二四师夺取钟鼓楼阵地，师主力于西大街、东大街以南地区分割、歼灭敌人。

126师主力由北门以东150米处突破后，进入纵深歼灭北大街以东、仓门口街以北之敌。

各师战斗队形均以2个梯队组成。每个担任攻城突破作战的步兵团均以3个突击营、1个二梯队营和1个专门爆破连组成。

6日4时，376团四连悄悄荫蔽在离城墙爆破点50米的地方，等待突击的最好时机。

连长张志超考虑到突击部队距离城墙太近，后撤一段又怕贻误战机，不撤又担心城墙爆炸后，砖头飞起来会造成伤亡，影响战斗力。临时决定撤下20包炸药。

作战参谋佟乃迪带六连三排15名战士前去搬撤炸药。到达药室后，因撤炸药不小心，将炸药弄响。

顿时，“轰隆”一声巨响。在一片硝烟中，在把大地都可以抬起的吼声中，城墙爆开上宽23米、下宽9米、斜坡为55度的豁口，佟乃迪等人被泥石埋在下面，全部壮烈牺牲。

突破口提前炸开后，四连指战员一跃而起，趁着浓浓弥漫的烟雾扑向城门，抢占突破口。

残存的敌人拼命抵抗，用火网封锁道路。张志超令主力向两翼发展，肃清突破口两侧500米正面城上之敌。

突来的爆炸声，使吴瑞林和刘兴元为之一怔。吴瑞林顾不上了解情况，对刘兴元说：“既然生米煮成熟饭，那就提前干吧!”5时15分，总攻信号发岀。

3颗红色信号弹，一颗赶着一颗，在高空中急驶，划岀三道红色弧线，戳破了黎明的黑暗，敲响了安阳之敌的丧钟。

125师首以一阵猛烈炮火，摧毁敌城上各种工事。只听见一声一声的炸响，紧接着一团一团的火光，出现在城墙上。

没多久，“轰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击中炸药，立即将城墙炸开上宽19米、下宽10米，斜坡为60度的豁口。

373团部队涌向突破口。突然，敌人火力喷射而岀，刚刚炸开的豁口又被封锁。

敌人事先设置在瓮城的低层火力点疯了一般发起威来。攻城部队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

从低火力点喷射出来的每一颗枪弹都在张扬着敌人跃跃欲试的神气，一阵比一阵猛烈。

豁口周围的部队在敌人火力的压制下，进不能，退亦难。

不少战士倒在阵地前。

有个战士（遗憾的是不知他的姓名）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腹部,血流不止。他倒下去，又爬起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奇迹般地挣扎着向敌人火力点投了2枚手榴弹，还往前冲了几步，便踉跄倒下……

他临终前扔出的2枚手榴弹，炸哑了敌人的火力。战士们趁着硝烟，一鼓作气突入城内，将“拦路虎”彻底摧毁。

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从这里鱼贯而入，继向两翼扩展，横扫城墙之敌。

126师、125师相继炸开城墙，124师也不甘落后，即以火炮向突破口实行摧毁射击,但因突破口选择在城门的瓮城处，炮火不易摧毁，没有炸开。

不甘落后的落后了。

这是事实。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土八路”虽然土一点。但不可否认，有时“土办法”还真管用。

假如现代化的大炮（至少当时可称之为先进）有知的话，也许会气个半死。“我”怎么比不过“土飞机”呢？真没用！

徐国夫急红了眼。没想到安阳城墙在这关键时刻给敌人争了气，添了光。炮弹落在它上面不痛不痒，丝毫不起作用。

时间不等人。他决定：爬梯攻城。绕过敌人的工事，骑在城墙上打敌人。

战士们奋勇争先，爬梯、登城。一条条云梯从城墙上甩下，这是一条条空中的路。绳子在摇晃，道路在变短。

虽然有些战士从“路”上倒了下去，但是更多的战士登上城墙。一站在城上，就等于站在敌人的肩膀上，等于钻进敌人的耳朵里，敌人再有能耐也奈何不了。

在125师协助下，124师部队突入城内，投入纵深战斗。

匪首得知西、北两面城墙被突破，茫然手足无措，守敌全部溃乱。42军7个步兵团立即乘胜展开纵深战斗。

城内的敌人疯狂地封锁突破口，城墙上的敌人被炸药震得昏头昏脑，蹲在工事里，蹶着屁股，想用枪猝击城下，却没想到解放军顺着城墙来得这么快。

战士们迅速抢占工事的岀口两侧。把手榴弹一扬，敌人只好爬岀来举着两手当了俘虏。

钻在城墙第二、三层的敌人，子弹不能拐弯打到城墙顶上，在下面干着急。被战士用手榴弹一炸，吓得赶快打起白旗。

经过短促激烈的巷战，7时战斗结束，前后共105分钟，胜利的红旗插在了市中心的鼓楼上。

安阳战役历时20天，共毙伤敌1629人，俘虏12232人，接受投诚240人。而42军牺牲368人，负伤2278人，伤亡高达2646人。

敌我伤亡比为1:1.6，我军略高于敌军，42军将士们没想到，他们横扫廖耀湘、重挫傅作义，打个守安阳的土顽却付出如此大的损失，轻敌思想一扫而光。

此战，敌冀豫边清剿总指挥赵质宸、安阳县长黄伯英、保安旅长刘乐仙被俘。20名团以上军官及特务头子无一漏网。

敌冀豫边剿总副总指挥兼安阳城防司令郭清被击毙。

狼狈不堪的王三祝在其新婚小老婆家的地道中被生擒。

在第42军包围安阳的同时，新乡之敌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正如朱老总所预言的那样，解放安阳的战役，震撼了新乡守敌。

国民党第40军代军长李晨熙，被迫接受和平改编的协议，献城投降。

从此，国民党在华北的最后两个残存据点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消息说：“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相继解放，标志着华北解放区内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结束。”

1949年7月14日，新乡召开万人大会，公审罪恶滔天的豫北巨匪王三祝。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经太行、冀鲁豫两行署联合组成的人民法庭审判，判处王三祝死刑，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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