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何孝钰最后怎么样了（大决战的北平背影）

热播49集电视剧《大决战》最后一集，一个定格的镜头，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上，有独自站在城楼上的一位民国范老人，他面含慈祥微笑，久久注视着入城的大军和欢迎的人群。

他就是傅作义的老师，后人称之为“北平之师”的刘厚同老先生。

刘厚同站在城楼上俯瞰和平解放，免遭战火摧毁的北平城时，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柔情。

北平和平解放，是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军为主导，各方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合力推动的。这些力量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军、北平地下党等是正方向的，而蒋介石以及南京来的徐永昌、郑介民等和北平城内坚决反共的势力是反方向的，还有一些力量是侧方向的推力。

以上三股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促使傅作义走上了和平道路。

在至关重要的侧方向推力中，傅作义军师刘厚同，居功至伟。

刘厚同与傅作义

刘厚同( 1882-1961)，山西解县人,是傅作义的老师。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出任过山西省学生军总教练和军士学校校长,北洋政府的京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黎元洪大总统的一等侍从武官。抗日战争时期，他断然拒绝日寇请他出任热河省主席之邀，闭户埋名，以卖字为生。

在傅作义出任绥远省主席以及脱离阎锡山转投蒋介石的过程中,刘厚同常为他出谋划策,深得傅作义信任。

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给了刘厚同一个华北"剿总"的上将级参议的头衔,实际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但仍居家著书并未到职。

1948年10月下旬,傅作文将刘厚同接到北平商量对策。此时济南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大局亦已底定。此次他为何同意前往？原来，他是受中国共产党之托，劝傅作义走和平之路。

中国共产党请刘厚同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除了刘厚同对时局见解深刻，与傅作义关系匪浅，又有一颗炽热的爱国、爱古都文化之心，还因为其女刘杭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

刘厚同到北平后,从1948年10月30日到1949年1月22日,记有85则日记。后来又根据日记,亲自用毛笔在宣纸上以文言文撰写了4万余字的《北京古城和平纪略》。

这一期间,刘厚同同傅作义谈话34次,其中最长的一次达10小时,给傅作义写信11封。

10月30日，刘厚同到达北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傅作义,建议撤回进犯石家庄的部队。一是防止孤军深人受挫,二是为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准备条件。

刘厚同还建议收缩防线,将驻长城以外的部队南撤。此时,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企图已经暴露,傅作文正准备撤兵,即便刘厚同不提,傅作文也想调整部署。于是，傅作义顺势下决心撤回了准备偷袭石家庄的部队,又"撤热河石觉于古北口,山海关交中央军接管,己军退驻于唐山"。

10月31日,傅作义同刘厚同在西郊总司令部密谈。

刘厚同对傅作义说：“国军每战必败,由于政治自腐,故士卒战意消沉,非兵之不多,械之不精也。＂“东北尽失,中原残破,天下事已可知。子居华北五省重地,当民命倒悬之时,似宜速有决策,以慰四方颙颙之望。"

傅作义在室内来回踱步说:“正在为此事焦虑。”问刘厚同应该如何决策。

这一次谈话开启了傅作义走和平道路之门！

11月10日,崔月犁以同仁医院的李大夫的身份去见刘厚同，动员刘厚同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希望刘转告傅作义,仿效吴化文帮助解放军解放济南的方式，帮助解放军解放北平。

刘厚同感到傅作义自尊心很强,自视很高,看不起曾经当过伪军的吴化文,拿吴化文说事,并不符合傅作义的思想状况,立即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他是宁肯杀头也不会投降的。＂

由于话不投机,对刘厚同的这一次试探就结束了。

11月20日蒋介石邀傅作义去南京,傅征求刘的意见。刘答:“兹津浦南段战不利,子之援晋及热河、山海关诸军又皆自动撤回,倘留之于南不令归,试问子将如何?"见傅沉默不语,建议傅作义不可飞南京自投樊笼,可以冀东近日有小冲突,大战或不在远,若去南京则华北群龙无首,事必糜烂为由,委派他人代行。

于是,傅作义便派刘多荃副总司令代替自己去南京。

1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在绥远活动的华北第三兵团杨成武等的电报,命令他们东进,包围张家口,调动傅作义的主力西援。29日,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平津战役开始。傅作义果然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由北平增援张家口。

12月5日，傅作义认为,自己仅仅是一方的首脑,倡导和平还是以蒋介石出面为好。

刘厚同致信傅,认为主张和平由蒋倡导“其意本善,事亦可行。但此间战事现已接触,且虑辗转需时,莫救华北之急。且就国共离合历史而言,双方未必遽能接近,故经考虑,以为和平倘自,其庶儿易实现"。

刘厚同主张同中共谈判可以撇开蒋介石,对刘厚同的建议,傅作义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

同日,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命第三十五军火速撤回北平。

12月8日,第三十五军被华北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几次突围失败。12月10日，第十六军指挥所和第二十二、一O九师各一部在康庄东南被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追歼。12月11日,增援第三十五军的第一O四军大部和第二十二师一部被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追歼于横岭、白羊城地区。傅作义眼看大势已去,于12日未同刘厚同也未同其他人商量就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蒋介石立即回电:"所称辞职,万难照准。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华北战局,因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围,新三军(第一0四军原番号是暂编第三军)又遭匪袭击,以致宜生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此为全局最大之打击也。原定集中全力固守津沽之计划,恐难实现,果尔,则华北战局已等于失败,而宜生又为政治与虚荣所牵制,不愿放弃北平,冀图固守,是无异自灭也。＂

从蒋介石这一段日记看,他在傅作义总部也有内线。这并不奇怪，因为傅作义总部第二处就是军统的单位,处长史弘后来逃到台湾。

12月12日,傅作义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似乎是在试探,他的部队被围、被歼后蒋介石是否还让他主持华北战局。在得到蒋介石的答复后,他就开始试探同中共的谈判。派谁去呢？此前,共产党员李炳泉奉命动员他的堂兄、傅作义总部联络处处长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李腾九劝说了几次,傅作义无动于衷。第三十五军被围后,傅作义找李腾九商议,李建议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去。此时李炳泉已任该报采访部主任。于是,崔载之便在李炳泉带领下,于15日出城找解放军谈判。

12月16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已派人出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指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援用某些策略。”17日上午,崔载之一行五人在第十一纵队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到达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蓟县孟家楼附近之八里庄。罗荣桓令参谋处处长苏静接待，问明来意。崔载之转达傅作义的想法是,要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

他们还提出,为了搞到蒋介石一部分大型飞机,希望让出南苑机场；为了制衡城内的蒋系军队，希望能把被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放回城里,解放军可以跟第三十五军一起进城。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等等。苏静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傅有保全自己力量的意思，并打算举起和平的旗帜。"苏静随即将同崔载之交谈的情况报告了林、罗、刘。

12月18日,傅作义的一位副司令听说傅已派人出城,劝傅主和之举“为拆蒋先生之台,莫逃叛逆之名"。傅作义听后大受影响,增加了顾虑。

刘厚同回答道:“汤与武王,桀纣臣也,乃伐桀纣,后世不称为叛逆,而反以圣美之。此其义盖已可概见”,即“《左传》所谓忠者,忠于民事也,非忠一人之谓耳",“刻国事败坏至此,家室仳离,民生涂炭。民之所欲者和平,政之所需者改造,子能循历史而顺人心,起而倡导和平,天下且将壶浆迎之而不暇,谁复可谓子叛逆哉"!

12月19日,刘亚楼接见了崔、李,同他们谈了一上午, 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他说:"蒋介石已自顾不暇,静观待变纯属幻想。”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和林彪、罗荣桓的指示,阐明了中共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他指出,如傅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证傅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个人财产免受损失，可以给傅作义部队编两个军。蒋系的顽固的军、师长如果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这一次谈判,双方各自开出条件,由于差距太大,只是试探性的。

为迫使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在平张线上,华北二兵团于22日攻克新保安,全歼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共1.6万人。23日,张家口国民党军突围北逃，华北二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四纵等部展开追击,于24日歼灭逃敌6.5万人。

刘厚同、傅冬菊与傅作义

1948年12月23日,崔载之收到傅作义发来的一封致毛泽东的电报,立即转交给苏静,转林、罗、刘并于当日转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傅作义电报的全文是：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责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以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在发出此电报以前,将其夫人送往重庆张伯苓处。

由于傅作义企图通过发通电造成他在掌握和谈主动权的印象,不愿放下武器,对于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也没有反省之意,毛泽东对此电暂时未予回复。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头等战争罪犯,傅作义名列第31,傅作义闻讯后情绪十分低落。

据傅冬菊回忆:"这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统统用臂横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

刘厚同说:

“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傅作义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

刘厚同说:＂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傅作义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

“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嘛!"

“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即郭景云),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接着刘厚同还针对傅作义企图依靠空投,固守平津,与城共存亡的想法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平津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人民会感谢你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是很明确的。高树助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接受了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和你的部属都会有个光明前途的。

在刘厚同劝说下,傅作义情绪稍稍稳定。

12月30日,傅作义致电阎锡山，就是和还是战征求意见。阎锡山回电：“军事上能守才能攻,政治上能战方能和,不能守而谋攻是速败,不能战而和是投降。＂

阎锡山怂恿傅作义顽抗到底。

年底，傅作义又向他的左右散布,他要辞职,把指挥大权交给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如前所说,傅作义已经在12日向蒋介石辞过一回职,此时又散布要辞职,看来是炒作，造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非他莫属的印象。

刘厚同和他的部属一致反对："此举于事无补,只会错失时机,把局势弄僵,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兹战事所以久处停火状态,共方确守居间之约耳。倘子一旦辞职,继以他人,不时仆便无从斡旋,即此军心涣散，共军再从而攻之,则千年文化古都毁于一旦。”

刘厚同希望傅以大局为重,速发通电。

12月30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从北平城内党来电看来,傅作义企图将指挥权交与李文,借以摆脱北平作战失败的必然前途的责任,和求得个人脱身先走,避免当俘虏,遭受对战犯的惩罚。"目前我们与傅作义有电台联络。我意可否向傅提出 :如他能下命令缴械或给我们开口子,让我们进城,则我们可允许其直属的一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不解除武装,对傅可赦免其战犯的死罪和保存其财产等条件。如果我们这样提出,傅也不一定愿接受和能做到(多半也不能做到),但无妨这样做一下。如无效亦无损。如无效,则对我们仍然是合算的。请军委考虑电复。"

此时,傅作义的情绪因患得患失而忽忧忽喜。

1949年1月2日深夜,傅至刘厚同处,生气地说:“和事破裂矣。吾惟婴城而守,与城俱亡。”

刘厚同惊愕问何故,傅气呼呼地说：“据共方代表所提条件,本部予编一军,至中央军一律缴械,外此并无他款,且辞近恫吓,我岂怕死之人?”

刘厚同一面劝傅冷静,一面说共方代表的话未必是共方真实主张,可能是个人的外交手腕 。刘厚同请傅谈谈他自己的意见。

傅说:“本部令全体解甲则可,吾不留一人一骑。倘使中央军由我失所,此后吾将无以做人,虽死不为。”

刘厚同听后转惊为喜,告诉傅别着急,几天后必有合理办法。

毛泽东获悉傅作义大闹居仁堂,准备辞职的情况后,于1949年1月1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往,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就加强了,傅可借此作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后,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系直属军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该判的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结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平市党委派一个可靠问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荐,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林彪、聂荣臻委托李炳泉同傅作义当面谈了上述六点以后,傅作义情绪好转。

刘厚同、马占山、邓宝珊与傅作义

此时,北平有不少民主人士希望傅作文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由谁去劝说呢?华北法学院的俄语教授王之相知道自己的朋友蔡运升也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朋友,而马占山和傅作义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

当时,马占山就住在北平,新年过后,蔡运升便领着王之相到马家看望马,希望马能劝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

马占山慨然答应,随即到中南海傅作义的住处,开门见山地说:"宜生,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文答:"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马占山在军事上不是外行。他坦率地说:"我看你要不把林彪的部队挡在滦河以东 ,古北口以外,一旦接近平津,你非抓瞎不可。”

傅作义说:“大哥,照你这么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马占山说:“有办法也好,没有办法也好,咱俩都是六十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六十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已,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文物古迹一齐砸炸，作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你看怎么样?"

马占山所说的宝珊,就是邓宝珊。

抗战期间,马占山在绥远抗日,结识了邓宝珊,马、傅和邓宝珊同为结拜兄弟,邓宝珊抗战期间驻守榆林时,同中共关系良好,又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于是,傅作义采纳了马占山的重见,于年底用飞机把邓从榆林接到北平。

据崔月犁回忆,他同邓宝珊共见过三次面,都是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里。

他和邓宝珊第一次见面时,他对邓的印象是:“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四方脸,语音沉重。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时,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经常听。'正巧我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兴。"崔月犁和邓宝珊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邓宝珊对蒋介石必败认识很明确,双方读得很投机。崔月犁对邓宝珊说:“希望您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邓宝珊表示要极力劝傅先生。崔月犁又问榆林地区情况。邓说:“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地方的事 好办。"

经过刘厚同、邓宝珊等多次劝说,傅作义决定派过去同中共多次打交道的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和张东荪一起出城谈判。

1949年1月7日下午,周、张到达八里庄。8日15时,聂荣臻与周北峰、张东苏谈话。

聂荣臻听完他们的意见后,要他们休息,并约定次日再谈。随后,林彪、聂荣臻(此时罗荣桓已赴西柏坡)就谈话情况致电中央军委：张、周昨晚到此。我们商定由聂先去找张、周读,取得傅的态度,请示中央决策后,林再出面提出具体答复。聂先后见张、周。

据张谈如下:傅要我代表他出来谈判,张当即表示称:“你是蒋介石的官,我是民主同盟的分子,我不能当你的代表,我只能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方,并要你派一代表同我去。”

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张谈;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语。(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当由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等语。

聂问张,傅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张答:傅称,中下军官多为傳人,能控制能保证。如有不遵令者，可解决他。聂问张，傅究竟是什么打算,能否永远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还是跟蒋介石殉葬，或者还幻想第三条道路。张答;我的观察,决不能打下去了，其原因是其主力被歼,美援无望,不久前一批美援经上海时全被国防部换了一批坏货，傅很不满而失望。城内粮食不能持久。傅一脑子旧东西,不愿在中共下做事。第三条道路曾经有人活动过,我曾竭力阻止和破坏,现在傅亦没有这一打算。我看傅还是想要点面子下台,他称之为光荣的交代。其次是与周见面,其军事方针如张所谈不赘。

以上是我与张、周谈话的要点。我们判断是真假两面,如果傅真的这样,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讨好中共。将来我军对他实行缴械时,其责任在我。傅这种打算是真是假都很难实现,因我们判断,蒋系部队不会听其命的。我们拟回答两条如下,能保证军队能听命开出城,则我们准备答复他,规定时间地点将部队调出,分驻各地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则我公开宣布军事行动。请中央立即回电,因张要走,同时攻津在即。

1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聂荣臻：(一)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二)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亦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苏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

(三)对于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这一点,现在不要提，待攻克天津后再说。

(四)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

9日,林彪、聂荣臻来到八里庄继续同周北峰、张东苏会谈。

会谈时,周北峰除提出傅作义的四点意见外,还提出: “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

林彪当即答复：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 、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 对傅作文的部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最后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周北峰、张东荪都表示:把驻守在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将军一定能够接受。

随后,双方将所谈内容形成一个《谈判纪要》。《谈判纪要》中特别指明,1月14日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期限。周北峰在上面签了字,张东荪说:"我是民盟:"我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我就不签字了。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启程到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此次会谈,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大家都很高兴。林彪兴致勃勃地议论送点什么礼物给傅方代表,作为这次谈判的纪念品。聂荣臻说:"有什么战利品也行。”苏静突然想到,最近给每位团以上干部发了一双在锦州缴获的高简皮靴，便说：“给他们每人送一双吧。”可是,回孟家楼去取,已经来不及了。

恰好苏静和王朝纲的都还没有舍得穿,于是就当作礼品送给他们。下午,周北峰回北平城,张东荪返回燕京大学,转道赴石家庄。

1月10日周北峰和张东荪带回同林彪面商的合作办法,其规定:“天津傅军调扎青县,此条下并注或由傅将军酌定,北平者分驻于涞源、三河等县。俟双方合作一月后,再易名人民解放军…军队调遣日期订为于本月12日上午12时开始行动。”

傅作义同刘厚同商议说:"时间太仓促,恐怕办不到,况且石觉、李文还待疏通,不如暂不定日期。等电复林彪,派军事负责人到北平后再订日期。＂

刘厚同答:“改期则可,无期恐滋误会。”

商量至半夜,初步定于18日或20日行动。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认为所谈问题还不够具体,不肯明确表态,实际上是对这个《纪要》不满意。

刘厚同、傅作义

1949年1月10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转报北平地下党9日下午1时关于傅作义情况的电报:"今11时见刘厚同谈:傅于张东荪同去后之新态度,为配合解决中央军,据刘厚同谈,郑介民抵平,对傅无影响,仅给中央军打气。

傅冬菊谈:傅与郑谈3小时后,出屋碰到她,面色很难看,以严肃态度说: '11日勿来找我,速回津去＂。郑、傅所谈,外屋听不清,声音忽大忽小、忽断忽续,据估计谈话不甚愉快。

近日平、津战争影响刘厚同之态度,较前更积极,已完全承认里应外合解决中央军思想,并谈一些具体方法,不做过去之和平论调。

此后，刘厚同较前积极了。这说明此前他提出的仿照辛亥革命办法发通电云云,只不过是书生议论。向他做一些解释,他很快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傅作义就不同了。他提出出城改编的意见,诚如林彪、聂荣臻8日致中央军委电所说:"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以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讨好中共。将来我军对他实行缴械时,其责任在我"他实际是通过出城改编的方式继续保存其实力。

1月11日拂晓，崔载之告诉刘厚同，昨夜复电最后还是没有写日期。

刘厚同怕酿成大错,急忙找崔月犁,请转达内情,以免滋生误会。

此时,解放军对北平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城内不时可以听到隆隆炮声，有炮弹已经落到城内。邓宝珊和崔月犁在王捷三家里第二次见面。此次双方交谈时间很短,邓宝珊形色紧张地对崔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的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一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崔答:“我可以向领导反映,时间不会很长了。傅先生的部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崔告辞时,邓宝珊说:“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程吧。”

当时崔月犁在南池子南口南弯子胡间,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从王家出来,如果到崔的住处,汽车应当往南开,而邓宝珊是要往北走。由于地下工作规定,自己的住处绝对保密,崔便说称往北顺路,到景山东街,崔下了车,此地离他的住处更远了。

1月11,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聂荣臻:"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追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偏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博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

同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周北峰返回北平后,傅作义对和平谈判已有回电:"吾人此次冒大不韪与非常惊险,不计毁誉,其唯一希望只在和平解决,保全平、津、塘、绥千万人民及文物工商业基础,帮助成功者速成功,个人别无所求,亦无任何企图,此种心理观念,既经张先生转达沟通,实为问题解决之珍费基础。所带有关部队问题原则,基于上述心理基础,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打通思想及说服工作均非仓促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

随后,林彪、聂荣臻又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已要傅派代表到我处,直接商谈具体问题,如果傅真正将部队开出城外,则我军应采取如何对策,以达到令其缴械的目的、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需于13日12时以前开出,否则我14日即开始攻城,也许要待我真正攻下天津后,傅及北平蒋系军官才更容易就范。天津战斗开始后,至多30小时即可全部解决。”

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乘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开始进攻,并向储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1月12日,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出城谈判,林彪、聂荣臻将此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聂电,指出:"你们应根据我们一月十一日电，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九日电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 。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还指出:“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偕同周北峰出城谈判。此前,平津前线指挥部已于11日迁移至通县宋庄,罗荣桓也于12日返回平津前线指挥部。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见面。林彪对邓的到来表示欢迎。

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转达了傅作义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的要求。林彪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林彪说:“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傅作义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并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邓宝珊对傅作义的意图是清楚的,就问林彪:"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林彪答:"3天,"邓宝珊不信,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在这次谈判前,总前委就打天津开了一次会,认为打天津对北平和谈是重要的一战。聂荣臻说:“如能迅速打下天津,给敌人一个震撼,北平和平解决也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林彪说 :"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以全部解决。”现在他说3天,是留有余地。

罗荣桓看到毛泽东要求的谈判所掌握的精神已经得到体现,而现场空气有些紧张，便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定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1月14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同邓宝珊、周北峰谈判情况："邓宝珊、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拖延时间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完合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在谈话中,邓宝珊主要讲了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二)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出头,均被我一一拒绝。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问题。”

当天晚间,邓宝珊致电傅作义,说:“林彪已下达总攻天律命令。＂

傅作义对刘厚同说：“你看,如何?"

刘厚同说:“此中必有误会使然,或为前电无行动日期所致。事急矣,徒悬揣无益,当仍本初心,饬宝珊等务必尽其事,并一面令天津停止抵抗，以不战弥战,则任何误会俱释。”

1月15日上午8时3分,傅作义在电话中令陈长捷通知林伟俦各军一律自动停战。

但是，此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一团二营指战员早已冲进天津警备司令部。五连副排长邢春福从俘虏口中得知陈长捷在司令部大院忠烈祠地下室,马上带领战士傅泽国、王义凤冲进去，先缴了20多个参谋人员的枪支 。陈长捷正在同傅作义打电话。傅作义说：＂可以接洽和平吧。＂这时,陈长捷听到人声杂沓,回r一看,邢春福等已经站在陈的身后,陈长捷对着电话说了一声“来了,来了",便放下电话。在北平的傅作义也扔下送话器,瘫坐在椅子上。

据东北野战军一纵政治委员梁必业回忆:“正在作战室里与傅作义通电话的陈长捷,以及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成和蒋介石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等七名将领都被我们的战士俘获。这时,副营长朱绪清赶到了,逼迫陈长捷下令全线投降。"

陈长捷明知天津是守不住的,也知道傅作义正派人同解放军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但是,他秉承傅作义的旨意,仍然拒绝放下武器。后来,他对此反思道:“我一本军阀混战习惯,以能顽强相拒就是用来讨价出售的本钱，一点没有想到人民的利益,一意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很自负地要坚持到粮尽弹竭时再说。”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为此立了功,但陈长捷却成为战犯,。195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人和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决定特赦和释放战犯。12月4日,陈长捷第五获得特赦。后来傅作义在西单鸿宾楼宴请宾客,陈长捷也在座。席间敬酒时,傅作义头一杯酒便举向陈长捷。他沉重地对陈长捷说:“天津战事,我应承担全部责任。平津全局动向已趋于和平解放之势,由于我的犹豫,结果造成一战一和,给天津人民带来重大灾难,也给天津各位带来不幸。”陈长捷举杯一饮而尽,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在今后了。”

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再次会谈,这次谈判从早晨开始,长达3小时。会谈进展比较顺利,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基本达成协议。

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出:"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吴化文那样的人我们也没有亏待他。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他们准备发表的通电也必须事先送我们看过，取得我们同意。”

在楚汉战争时代,刘邦帐下有一位叫雍齿的将领,素质较差,又曾经叛变过。刘邦称帝后,将大封功臣,诸将日夜争功不决,人怀怨望。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首先封雍齿为侯,诸将闻讯,都说:“雍齿尚为侯,我辈无患矣。”在战略决战时期,在争取国民党军将领起义投诚时,拿曾经当过伪军的吴化文说事,与刘邦封雍齿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前,崔月犁找刘厚同,提出以吴化文为榜样时,刘厚同以傅为“杀头将军"回答,是因为傅看不起吴,当然不屑以吴为榜样。毛泽东此电是说连吴化文都没有亏待,何况傅作义呢,这就说明傅要远高于吴,从而满足了傅的自尊心。

当天上午,刘厚同找崔月犁,请崔速电林彪,希“以人民文化为念,对北平但引弓而毋脱弦也,请勿再蹈天津前辙"。崔回答:“惟傅将军态度闪烁,不能无疑。”刘称傅非反复之人,只是误会原因。

此时,傅作义并没有告诉刘厚同,中共已建议他不发通电。刘还认为同中共谈妥后,傅作义就发出通电。18日,他怕傅作义又有反复,就同傅冬菊秘密商定,如果到晚上,邓宝珊、周北峰还不回来,傅作义还不发通电,刘厚同就到傅作义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办公室拿来通电稿,到联谊社招来各报馆记者，代替傅公布和平通电。下午6时,刘厚同见邓、周还没有回来,就同傅冬菊商量去取电稿,就在这时,傅作义给刘厚同打来电话说:“邓、周和解放军的代表苏静已经到达北平。”

刘厚同如释重负,连说“好,好”,傅冬菊也在一旁欢呼。

11月9日晨,傅作义、邓宝珊向刘厚同转述了谈判经过,傅请刘厚同同苏静商议一切。

刘厚同推辞道:“我与双方俱有前约,两方代表携手,即置身局外,望践宿诺。"

1月22日,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书》上签字,随后北平国民党军陆续出城,到达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

1月23日,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起床所闻经儿报告李代总统昨午夜一时曾与经儿电话,称北平传与共匪已成立休战条件,准备在城内与共匪成立联合办事处，所有军队除极少数外，皆开出郊外整编。此事殊出意外，万不料宜生怯懦至此，变节如此之速乎？余诚不识其人矣。驻平中央部队尽为其所卖矣。＂

对在北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被和平改编,蒋介石心有不甘,于30日在其日记的反省录中写道:“北平国军既为匪傅所卖,不能南撤,明知已无可为力，但应对傅责以大义,令其设法作以下之处置:甲、中央各军分路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与其坐任共匪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发扬革命精神。乙、如甲项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方针,先让国军空运南撤,然后交出北平。丙、如乙项亦不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作义编配。丁、为实行两项之方针,其意即宁可将全军交傅而不愿与由匪整编,以保留国军革命之人格,此为对傅最低限度之要求也。戊、如丙项亦不可能,则要求其将师长以上各高级将领空运南归。己、若丙、戊两项皆不可能,则惟有轰炸北平之匪、傅,予以同归于尽。当先作最后警告,发传单,仍要求其作乙、丙两项之实施也。”

此时,蒋介石早被排除在北平谈判之外,成为场外的看客。要轰炸北平飞机须从江浙或重庆、成都起飞,路途遥远,谈何容易。当时他已下野,如何给空军下命令?在南京一片和谈的氛围中派飞机去炸北平,国人对他做何感想?

他这六项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结果是在北平的中央军中,只有李文、石觉等少数高级将领北平。

刘厚同、 邓宝珊、傅作义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刘厚同在劝说傅作义的85天中,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右眼失明,但他无怨无悔,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眇一目,使北平果得和平无恙,又何所惜。”

此后,刘厚同回到天津,悄然身退。

1949年8月,傅作义、邓宝珊乘铁甲火车头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绥远起义。此前,蒋介石又派徐永昌到绥远,企图阻止绥远起义。徐以“称病"为由,赖在包头不走。傅、邓相商后,由邓出面请徐吃饭,即席指出:"次辰(徐永昌字)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第二天就离包头飞广州。 后有人问何以不扣住徐永昌?

邓说: “徐无起义觉悟,他奉命而来,要回去复命,是可以理解的。放走他,减少了起义阻力,也打消了一些人对起义的疑虑,于大局有利。”

建国后，,邓宝珊受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邓和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 1956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还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建国后，刘厚同将日记整理成册，命名为《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一直珍藏在身边。刘厚同被选为天津市第一至第四届人大代表，市第一至第二届政协委员、常委。市政府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后又任房管局局长。1961年病逝于天津，享年79岁。日记由其子刘开敏保管，直到捐给平津战役纪念馆。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平津战役纪念馆。

建国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任水利部(后来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长达22年之久，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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