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冈村宁次去哪里（岗村宁次晚年反省）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一个侵华日军头子“无罪释放”。

此消息一出，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将其逮捕入狱，重新审判。但是此人在某些国民党要人的帮助下，仓皇逃离中国、乘船回到日本，逃脱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和惩罚。

这个人就是冈村宁次，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曾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身份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晚年，冈村宁次在部下的协助下开始书写《冈村宁次回忆录》，回顾了自己侵华的罪恶的一生，书稿完成后不到一年，冈村宁次就一命呜呼了。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除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和辩解之外，还用大篇幅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多次阑述的一个观点就是卢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个错”。

这个侵华日军的头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冈村宁次像所有日军军官一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第十六期学员。

巧合的是他担任分队长时，学生中有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一些来自中国的未来风云人物。

因为这层关系，孙传芳发迹后，邀请冈村宁次来中国充当顾问对抗北伐军。

冈村宁次作为顾问没有起什么作用，孙传芳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得大败，可耻的是就在孙传芳军队覆灭的紧要关头，冈村宁次曾偷窃了一套当时中国最机密的地图返回日本，此一梁上君子行径还获得了日军的奖励。

从此冈村宁次与中国有了不解之缘，只是每一次升官都少不了在中国作恶。

1927年7月任步兵第六联队长，进占中国青岛，对抗北伐军。

1932年2月任侵华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一·二八事变。

1932年8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曾经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参与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即何梅协定。

1936年3月任第二师团长，名曰清剿马匪，实则疯狂屠杀东北义勇军武装。

冈村宁次

卢沟桥事变后，冈村宁次这个军国主义头子更是一马当先地冲杀在中国战场，先后出任显职。

1938年6月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参加武汉会战，占领当时中国临时首都武汉。

1941年7月任侵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指挥一号作战，重创豫湘桂战场国民党军。

1944年8月任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占我桂林、柳州。

1944年11月就任侵华派遣军最高司令官，直至日寇投降。

1949年4 月乘船逃回日本。

从上面的简要记载可以看出，冈村宁次的重要军事经历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如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中国战场历任不同的司令长官，直至最高司令官，可以说冈村宁次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尤其是在华北敌后战场，更是犯下了滔天罪行。

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曾经说——冈村宁次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可是冈村宁次这样的恶魔为什么会说卢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个错”？他真的有先见之明吗？

彭德怀

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形势

日方形势：

在日本侵略者眼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拼尽全力要把东北打造成一个稳固的大后方。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彻底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公私财物损失不计其数，仅仅沈阳公私损失就达200亿大洋，光飞机就损失200余架，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被日寇掠夺，以后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华南及至开始太平洋战争，凭借的就是东北丰富的资源。

为了保证此物资基地安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方面大力打击奋起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另一方面日军越过长城侵略热河，最后在武力威胁下与南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

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立安全区，中方军队不许越过该线，日本军队则可用飞机或其它方法施加侦察，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安全区安全由警察和保安队来保证。

中日双方在天津塘沽港口进行停战协定

此项协议实际确保了溥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安全，中国正规军已经被排挤出华北，当地的空白由29军宋哲元部来填充，29军是西北军的残余部队，与中国南京政府貌合神离，处于半独立状态，南京政府对其控制力有限。

中国军队无法越过长城打击溥仪傀儡政权、收复东三省，反而是日本在北平、天津驻扎的中国驻屯军对北平、天津构成威胁，可以说当时中国政府对华北已经失去控制。

按照冈村宁次回忆录上的说法，正是由于塘沽协定的签定，清废帝溥仪正式被推戴为满洲帝国皇帝。

可以说，日本稳固东北的目的已经达到。

溥仪

国际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京政府诉诸国联，要求国联出来主持公道。国联派出的李顿爵士在调查报告中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预谋”，却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调查报告已经大大地偏袒日方，但日方仍不满足，竟然宣布退出国联，在国际上已经处于孤立状态。

现在又进军华北，影响西方各国在华经济利益，西方各国态度对日本已有所改变，不利于日本继续在华北发动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

中方形势：

中国军队虽然在华北处于不利状态，但是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大为好转。

首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联合抗日，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结束了内战。

中国逐步地开始真正的统一，云贵川等西南各省都被中央控制，广东、广西宣布归顺中央，十九路军失亡，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大为好转。

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

经济方面，中国通过英国借贷，一举完成了去银本位的币制改革，实现了金融统一，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因此，中方虽然经济形势、战争准备仍弱于日方，但比起九·一八已经大为好转，虽然不能战而胜之，完全有条件与日本进行一次持久战。

当时的形势简而言之，即日本不用打，国际不许打，中国不好打。可是卢沟桥事变却出乎人意料地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

历史学家一般把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由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召开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该会议制定了侵略中国、独霸世界的总方针，即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此后一系列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即是按此行动，九·一八事变获取了东北，将以此为基地征服中国，塘沽协定签定，获取了热、察两省。日本表面上没什么大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仍然背地里摩擦不断，目的是占据整个华北。

华北具有重要的经济、军事价值。

如华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煤炭产量占全国将近一半，铁矿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盐产量每年可达五十至六十万吨，这都是日本进行侵略必不可少的军工资源。

华北大战的战场

另外华北即古代幽云十六州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北平、天津是北方铁路枢纽之地，可以“执而扼九州”。

华北如此重要，日本自然是不吞入肚内誓不罢休。

只是因为当时列强反对、本国自身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力量所限，不得不签订了塘沽协定，首先稳定东北，同时改变武力强取的方式，采用分离政策，即选择某一强有力且具分离倾向之领导人制造自治政府，以便华北五省自治。

日本物色强有力且分离倾向领导人，先后找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失意政客，但是这些人激于民族大义，不肯做日本人的走狗，于是日本又转向了29军领导人宋哲元，同时出动武力威胁，逼宋建立自治机构。

日方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纷纷发表谈话、通电，反对自治，中国南京政府也一反以往妥协之举，除了在外交上抗议之外，还调集军队，随时准备刀兵相见，宋哲元也因民族大义，宣布不接受自治，由此日本侵华的策动自治政治谋略破产。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日本政府确定以武力夺取的方针，一方面大肆掠夺华北财富，造成中国一年损失关税一亿多元，占全年关税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扩军备战，日本在中国驻屯军由2203人扩大至10043人，司令也由少将阶级改为中将阶级。可以说日本已经为卢沟桥事变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着借口的出现。

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事变之前不过是校尉参谋之类的中下层官员，事变之后，一个个青云之上，个个成为方面大员。

土肥圆贤二

土肥圆贤二，事变之前是日本驻奉天机关长，事变之后任奉天市长，不到五年，升任国内留守第1师团师团长，中将军衔。

石原莞尔，事变之前是关东军作战参谋，事变后不到一年即升任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少将军衔。

板垣征四郎，事变前是关东军高级参谋，事变后一路升迁，先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参谋长（晋中将），第5师团长，陆军大臣，侵华派遣军总长，第7方面军司令，大将军衔。

板垣征四郎

如此相对比，不能不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少壮派军官们，一个个争着在外面挑事。如策动蒙古事件的武腾章就曾对前来劝止的石原莞尔不无调侃地说道，我做的不就是前辈做过的事情吗？

由此多少年侵略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政府煞费苦心、多年培养的恶魔终于出笼，事变是必然的，只是发生在卢沟桥是偶然的。

侵华日军通过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后果

自从冈村宁次作为孙传芳的顾问对抗北伐军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打转转，并作为重要官员参与了历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抗战情绪如何是一步步高涨。

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不战而逃。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战力薄弱，日军仅仅128名骑兵就占领了承德。

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悍然包围平、津，迫使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划定安全区。

中国军队无法抵挡日本进攻，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的战斗力确实要比中国军队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卢沟桥事变

但是随着日军的步步蚕食，中国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战斗力也逐渐增强，卢沟桥事变中，日本本想以当地的驻屯军来解决。

可是几经挣扎也无法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还损兵折将，不得不从国内增兵，先是调动三个师团，占领平津后，又调动了三个师团，并动用空军轰炸中国空军基地，动用海军军舰及陆战队赴上海参战，就这样一步步地开始了全面战争。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国共在共同抗日的大旗下携起手来，红军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在敌后开辟了大片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争。日军虽然占领南京、武汉和广州，却无法削弱中华民族的抵抗，不得不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日本侵略中国是想把中国做为后方基地，准备同英美作战，却没想到被死死地拖在中国大陆，不但不能从中国调动兵力、物资支援其他战场，反而需要从其他战场调用物资。

冈村宁次

据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停战时侵华华北方面军30万，侵华第六方面军35万，侵华第十三军30万，侵华第二十三军10万，合计105万人。

就是说当冲绳要地被美军占领，日本本土所有大城市变成焦土，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整个国家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却无法调动庞大的侵华日军回援，最后只能无奈地宣布无条件投降。

无可奈何得令人可怜！

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人民曾经想过妥协、不抵抗，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想过，陈嘉庚先生曾提案说，“敌未出境者言和即为汉奸”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上下一心，拼死抗战，终于迎来抗战的胜利。

陈嘉庚

结语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来反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战争，反对汪精卫工作，也不赞成开始太平洋战争。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我就想到日本将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接着他又写道：我虽然有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司令长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是使人啼笑皆非。

是啊！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一个为日本天皇卖命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却说什么与友为敌。

这是哪一家的朋友呢，还是这种朋友是日本独有的特产？

冈村宁次说什么卢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个错”，并不是在向中国人民忏悔，而是他检点败局发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也是1945年日军投降的开始，这才事后诸葛亮地说卢沟桥事变是个错误。

为什么发动卢沟桥事变呢？

明明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际形势不允许日本在中国大陆肆意横行；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军事力量也随之增强，打起来要消耗许多宝贵的资源；另外，通过塘沽协定的签订、长城沿线的安全区建立，伪满洲国完全可以高枕无忧。

日本如果静下心来，努力消化东北、华北，积聚力量，五六年、甚至二十年后或北上苏联、或南下与英美开战，甚至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形势一定比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都要好得多。

冈村宁次

日本真是应该在卢沟桥前停下来啊！冈村宁次书写回忆录的时候一定在心里千百次地喊过。

可是难道他不知道，侵略的车轮一经启动，凭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停下来的，九·一八成功地强占了东北，如果卢沟桥事变成功地强占了华北，那么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永远不会停歇，直到被正义的力量所打垮。

在日寇侵华历史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只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常的延续，中国抗战时间应该是整整十四年。

如果他真地认识侵犯日军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想要真正地忏悔，他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他忘记了九·一八只是因为他那时候得逞了，猖狂一时。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参考文献

冈村宁次回忆录

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圆贤二、田中奏折 360百科

塘沽协定的内容及意义 中国历史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损失究竟有多大 快资讯

解析卢沟桥事变前后中日战局 新浪网

二战后日本人说卢沟桥事变,是他们做的最忏悔的事情 快资讯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实行与演变 道客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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