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不是平权吗（我支持平权而不是女权）

撰文|刘亚光

如果你在网上关注性别话题，或许对这样一些说法并不陌生：

“我支持平权，而不是女权。”

“我说的不是女权，是平权”

“我们要的是平权，不是女权。”

社交媒体的蓬勃态势为性别平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由于发布信息的便捷，以及受众领域的细分，在“宇芽被家暴”、“Metoo运动”等事件中，社交媒体都在女性弱势群体发声抗争、寻找同伴并相互疗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诸如“田园女权”等说法兴起的背后，也映射着人们对部分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讽刺。在网上，有的女权主义者往往被反对者扣上一顶“拳师”的帽子，被指责片面地要求女性的权利而忽视承担相应对等的义务。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幕。为了在参与网络公共讨论时“少得罪人”、减少冲突，彰显不一样的“客观中立”，像“我说的不是女权，而是平权”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常见。

那么，原本就是主张“男女平权”的“女权”，为何在此与“平权”对立？这种对谈论“女权”的忌讳暴露了当下网络公共讨论怎样的问题？又遮蔽了怎样的现实问题？今天，就与大家一起讨论“我说的不是女权，而是平权”这句话中的耐人寻味之处。

从统一到对立：

女权如何成为“平权”的对立面

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发端于1960年代的美国，并最终波及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彼时在一场席卷全美社会的“赋权”文化中，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不断冲击着既有社会的刻板印象和制度性歧视。在美国学者特里·安德森看来，“女权”的诉求是美国平权运动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0年8月，美国妇女举行著名的“妇女要求平等大罢工”，其标语即是“别在罢工火热时熨衣服”，旗帜鲜明地提出希望男女同酬，获得就业和教育机会的平等。以民主党人贝拉·阿布朱格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更是积极地推动“男女平等”在美国宪法中的实现。

《美国平权运动史》，[美]特里·安德森著，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月。

回到中国的语境，“女权”这个词最早也是和“平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学者须藤瑞代在专著《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一书中就提到，大约在1900年，“女权”一词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开始流通。在《清议报》第47号上翻译介绍的日本学者的文章《论女权之渐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就有直接提及“女权”，文章中所指的“女权”是西方诸国出现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到职场中的情形。而在1930年代李鼎声编纂的中文辞典《现代语辞典》中，“女权”一词在当时便被解释为“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权利与待遇”。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和他的孩子。

而彼时在中国较早提倡“女权”的一批学人，同样是在“平权”的语境中使用“女权”一词。梁启超在文章《论女学》中就提出，女性的资质并非生来落后，应当让她们与男性同样接受教育以发挥其资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传统观念应该被批判。无独有偶，对“女权”一词在早期现代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贡献的马君武也曾翻译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作品《女权篇》，其中就讲到：“女人有生命即莫不有能力……惟无与男人同等之权，故不能自由练习之。”同样是认为女性在现代中国看似不如男性，这并非是主张女子不如男的理由而恰恰是这种主张的结果。

正如学者李银河所归纳的，“女权主义”并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除了类似于激进女权主义主张彻底颠覆父权制秩序的主张之外，亦有相对温和的立场，更多强调为女性争取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可见，不论是理论还是历史、中国还是西方，“女权”的发展过程始终与“平权”的诉求相互交织，二者并不冲突。彼时的人们自然也不会发出类似“我说的是平权，而不是女权”这样诡异的声明。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日]须藤瑞代著，[日]须藤瑞代、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

这种声明无疑折射出当今“女权”一词遭遇的污名化困局，尤其典型的代表是中国互联网上“中华田园女权”一词的兴起。有学者考证，“中华田园女权”一词虽不是一个正规辞典收录的名词，但大量存在于各大网络论坛中。

（张冠男.中华田园女权词意考——网络环境传播中女性权利的污名化[J].新媒体研究,2018,4[05]:99-101）

大体泛指一种“单边、利己”的女权主义，而与实现男女平权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中华田园女权”一词由于与“中华田园犬”等词汇形成语义上的联想，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女权的戏谑。诚然，许多打着女权旗号的言论的确偏离了女权主义运动希望达到的目的，但对女权整体意义上的污名确实存在。“我说的不是女权，是平权”类似话语的繁衍恰恰说明，这种针对不合理女权诉求的攻击正同时将全体女权主义的诉求视作攻击的对象。

在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

（《当声讨田园女权成为潮流：反女权话语背后的男性焦虑》）

中，作者援引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对“厌女症”的研究分析了当下社会中“反女权话语”繁盛的原因。在上野千鹤子看来，男性所拥有的对获得同性共同体的认可的期待是通过将女性当作客体加以凝视达成的，男性由于惧怕被指责不具有“男性气质”而必须将自身与女性加以区隔。因此，反女权话语背后反映的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变动的时代男性对于女性崛起的地位威胁了自身男性气质的一种焦虑。

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 ，新闻评论家、作家、学者。

这固然是解读“女权”污名化的一个重要角度，然而正如媒介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所言，人们都生活在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之中，在分析某种社会观念及其污名化的进程时，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觑。早在大众媒体占据主导的时代，就有学者经过实证研究发现，许多报道在提及女权主义时，往往会将其贴上“激进”“非理性”等标签，在话语使用上也倾向于将女权主义和包含有负面情绪的词汇连接并用

（杨雨柯.激进的女权标签——女权主义如何在媒介平台被污名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S1]:94-109.）

。更重要的是，受到这种对于女权的污名化影响，许多社会名流在接受采访时也倾向于对“女权主义”一词持否定性的态度。比如尚雯婕在2013年接受有关自己奋斗历程的采访时，就曾特地声明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名人们对“女权主义”一词使用的忌讳更加剧了公众对这个词的偏见。“女权”成为一个“狂热、非理性”的表征，逐渐与理性温和的“平权”诉求渐行渐远。

而当社交媒体平台崛起后，“女权”所遭遇的污名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类似于围绕Papi酱孩子姓氏所展开的网络“骂战”中，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变得更为不堪。学者彭兰认为，互联网技术将相同兴趣、观点的人群组合成不同的“圈子”，使得网络社会被碎片化地分隔，这种分隔使得公共言谈的共同基础有被分割的风险。社交媒体成为前述女权主义者抱团取暖的重要阵地，同样也可以反向增强反女权主义者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作为中立的“平台”已被证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迷思，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始终策动着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每一名用户都是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口中的“产消一体者”，在平台上对热点话题的参与和转发都在无形中为平台、公司等利益相关方创造着收益，围绕性别议题尖锐对立的阵营极易因此被利用。于是，Ayawawa、咪蒙等自媒体动辄打着女权的旗号发表仇男言论，激发舆论撕裂，进而收割流量红利的行为也就变得不难理解。

然而，服务于商业目的的“女权”仅仅是一个缺乏实际所指的“幻影”，成为寻找站队队友和识别对手的标签，其真实的内涵无人深究。在相关利益方得以盆满钵满的背后，是在理性对话严重缺失环境下，“女权”一词遭遇的严重误读。“我说的不是女权，是平权”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折射出本是同根生的“女权”与“平权”逐渐分裂的进程及其背后暴露出的社会心理和舆论环境的种种问题。

上世纪早期电影《女权》（1936）剧照。

女性的困境不只伤害女性：

将“女权”与“平权”对立遮蔽了什么？

在“女权”遭遇普遍污名的现况下，许多论者也会认为，出路并非一定是为“女权”一词去污名化。相反，既然“女权”极易在公共讨论中被“扣帽子”，不如直接用“平权”替代“女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说的不是女权，而是平权”这句话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成为一句纯粹用来让接收观点的人放下戒心的话语策略。

然而，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值得我们警惕。“女权”与“平权”在此作为对立面的并置，是仅仅在“性别层面”为可能出现的冲突进行的缓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同时简化了“女权”和“平权”各自指向的内涵。

同样是在网友们争论Papi酱孩子姓氏一事发生后，《看理想》的一篇文章

（《“冠姓权”之争，别只懂得指责女性》）

就指出，许多人指责的Papi酱颠覆了自己既往的“独立女性”人设其实只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在一个由消费主义文化所定义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通过劳动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都能被称为“独立女性”，而只要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城市中高阶层白领女性，才被刻画为“独立女性”。迄今为止女权主义对“独立女性”的想象，其实忽略了城市中高阶层白领女性之外的诉求。而在近期被热议的高考替考案件中，我们同样发现了阶层与地域的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的交织。这些与性别不平等相交织的阶层、地域不平等，也都是女权主义批判所指向的现实问题。

纪录片 《红色药丸》（The Red Pill，2016）。

这种女权主义内在的复杂性在一句“女权”与“平权”相对立的话语策略中被简化为纯粹的性别问题而遭遇了一定的遮蔽，“女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性别层面的权利的争取，同样也包含其他更多元的维度，“平权”指向的因此也不仅仅是性别的维度。而在这些维度上做出的社会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是切实地实现男女平等，而不只是让其停留于互联网上话语之争的努力。

“我说的不是女权，是平权”本意是希望表达一种“男性本身也有需要被照顾到的权利”的观点，而即使考量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实际遭遇到的困境，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困境实际上与“女权”的关切同样密切相关。在纪录片《红色药丸》中，导演凯西·杰伊以一名“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揭示了当下社会中男性面临的困局。在纪录片呈现的数据中，我们发现男性遭遇家暴的数量并不比女性少，但同时由于社会对于“男性气概”的规定使得男性的脆弱往往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相当多的家暴援助中心并不接受男性的求助者。

在《男性的衰落》一书中，作者格雷森·佩里也详细剖析了这种对性别理解的固化如何对那些不那么“阳刚”和有事业心的男人们形成压迫。在中外女权主义长期抗争的“男主外，女主内”传统中，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对性别特质的固化同时制造着男性和女性的困局，女性被认定只适合养育孩子，因而被设置了进入职场的种种障碍，而男性似乎被规定更应该向外进取、努力工作，只有把自己的时间全数奉献于工作，彰显社会规定的“男性气概”才能获得认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性别特质的刻板印象，性别不平等实现了不断的再生产。

《男性的衰落》，[英]格雷森·佩里著，张艳、许敏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0年6月

这里再一次体现出，真正的“女权”抗争从来不只是面向女性的困境，而是面向同样制造了男性困境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女权”的诉求内在地也包含着男性的诉求。相较之下，“我说的不是女权，而是平权”的话语策略通过人为制造女权与平权的对立，反倒将本处同一战线的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割裂为各自独立的两种问题。

在当下的社会中，N号房事件、高效性侵案等案件仍然频发，张桂梅等教育工作者依然为大山深处的女童辍学问题艰苦奔走多年，不得不承认，即使女权的某些诉求或许激进，但许多诉求确实在现实中存在。此时，对“女权”的回避并无助于对现实的反思。“我说的不是女权，而是平权”不仅是导致女权污名化的种种因素的一个症候，它自身也助长了这种对女权的误解和对社会不平等病灶的遮蔽。

恰如米歇尔·福柯在对性观念史的研究中发现，18世纪的社会权力对性话语的压抑反而引发了一场“性概念的爆炸”。由于人们被严格制止在公开场合谈论“性”，“性”反倒附着在各种各样的话语中悄然登场，这使得人们对原本可能相对明确的观念的理解变得庞杂而多样。“礼仪规范日益严厉，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后果，使得不得体的话语得到了加强。”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平权是女权的应有之义，“女权”也并不应当被完全替换成“平权”。当我们越来越避讳谈论女权的时候，其实恰恰也是关于女权的误读以及种种“伪女权”大量滋生的时候。对“女权”声称的正面肯认，才能将其真正从一个被误读的标签中解放出来，为公众对“女权”的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提供可能。

撰文 刘亚光

编辑 西西 徐伟

校对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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