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姜文的情史 不是夫妻胜似夫妻

近年来，因为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很多大女主影视作品。

国内的有《延禧攻略》《琉璃》《那年花开月正圆》《阳光之下》等。

国外的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后翼弃兵》《无依之地》和《寻龙传说》等。

片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强悍的气质，这种气质打破了刻板的性别偏见，敢于和一切传统做斗争。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拍出了一部“大女主电影”，而且是由姜文和刘晓庆主演的——

《春桃》

本片的导演是凌子风，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凌子风是中国第三代导演之一，擅长拍摄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比如《骆驼祥子》《边城》等都在他的手下从文字变成了视听艺术。

同时，他的《狂》《红旗谱》《中华儿女》等作品都极优秀，作品谱系从抗战时期一直延伸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成长。

《春桃》的剧本，改编自许地山1934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全文不过一万一千余字。

由于电影的思想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原著，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许地山这个人。

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学术素养深厚，曾先后获得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牛津大学学士学位。

不过这种留洋经历并没有让许地山不接地气，他反而十分关注社会局势的变化和普罗大众们的生活，文风稳重写实，令人印象深刻。

同时，许地山因为受原生家庭宗教信仰的影响，小说和散文中充斥着大量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色彩。

《春桃》也不例外。

这个由万余字的小说为我们所渲染的故事画卷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女性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等思想，字里行间还充溢着一种道教的重母色彩和母权倾向。

中国的儒教讲究经世致用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有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掌控，所以居于主流地位。

而发源于先秦时期老庄哲学的道教，看不起虽不实用，但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宗教，对原始社会中的母亲和女神异常崇敬。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生”，便是育成，繁殖，生生不息。

《道德经》中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将 “道比作是女性的生殖器，将道化万物为天地之根的形而上的意义通过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崇拜表现出来。”

在《春桃》的女主人公春桃，就闪烁着这种道家的重母色彩。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是一个“不闹兵 ,便闹贼 ,不闹贼 ,便闹日本”的灾难深重的年代。

春桃，一个长相俊俏的农家姑娘。

新婚之夜，村子被土匪洗劫，丈夫李茂不知所踪，生死未卜。春桃只能辗转逃难，一路只身从乡下到了北京城。

到了北京，她遇到了刘向高，两人便开始搭伙过日子，开始同居。

直到现在，许多家长们听说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闺女在外面跟男朋友同居时，都气得一蹦三尺高，一腔忿恨无处发泄只能对着孩子大发一顿脾气。

再想想这可是三十年代，别说同居了，就连离个婚都算是伤风败俗的新鲜事，十里八村的都能传遍了，何况有些人家的贞节牌坊还牢牢钉在门上呢。

但春桃倒是不管，她每天天不亮就用瘦弱的身子背着个巨大的框子挨家挨户捡烂纸换取灯儿。

“换取灯儿”这个活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啥，下面就来稍微解释一下。

写过《城南旧事》的林海音有一篇文章就叫《换取灯儿》，里面对这个职业的描写大概可以总结为：

清晨，穿着破烂的老妇人背着筐子，用洋火（火柴）来换破烂。

家里的无论什么废物，比如烂纸、破布条、旧鞋等，都可以拿来换个火柴、榧子儿、刨花这类的。

“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

春桃做的就是这门再小不过的生意了。

而刘向高呢，原本是个乡间高小毕业生，是“拿过三五年笔杆的”，勉强可以算是个知识分子。

他的活，就是从那堆收来的烂纸里找出有用的，比如什么康有为写过字的啦，宫里流出来的带着印章的啦，然后收拾好拿去六国饭店偷偷卖给那些个有权有势有钱的达官贵人。

（六国饭店是由英国人于1900年建造的，为四层楼房。六国饭店主要为当时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常在此住宿、餐饮、娱乐，形成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

运气好的时候，一块钱收的纸，开张就可以卖个三四块钱，这可翻了好几倍呢。

不过刘向高心里也有不爽的时候，他毕竟是“含糊地了解些圣人道理”的人，颇受到些传统观念的影响。

他可喜欢春桃啦，春桃在他心里，是顶好顶完美的女子。

但是他没有名分啊。

这样住在一块，到底算是啥关系？

夫妻嘛又没扯证，暂时情人嘛，两个人又是在安心过日子。

这可不成，像个什么样子嘛。

于是这天，刘向高在统计户口的警察的促使下，在户口簿上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他还在春桃“下班”回家时，一口一个媳妇地叫着，那小嘴叫一个甜。

但听到这“媳妇”二字，春桃并不开心，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让刘向高别再叫了，再叫她真的要恼了。

刘向高拗不过，只好闭嘴，但他还是在心里偷着乐，毕竟户口门上两人的名字可是写在一起的，叫不叫媳妇有什么打紧的。

看看看看，这种礼教名分观念简直深入了刘向高和大部分人的内心。

不过不得不说，他对春桃是真的好，那眼神，分明充满了爱意。

联系到电影之外，姜文和刘晓庆当真有过一段恋情，不过收场比较狗血罢了。

原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看到这里，观众也会在心里嘀咕：

“这春桃好好一个姑娘不和刘向高这么一个好人结婚，是不是因为她还忘不了那个一夜丈夫李茂？”

但我们的这种念头很快被打消了。

在一次收取灯儿的路上，春桃遇到了李茂。

只不过，他失去了双腿，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街边的乞丐。

春桃没有嫌弃他，而是大大方方地将他用车拉到家里，给他准备水洗澡（他自己洗），还把刘向高的衣服拿给他穿。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李茂在新婚之夜没有找到春桃之后被征兵征去打日本鬼子，结果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沦落至此。

只是，这一女二男怎么过啊？

一共一间卧室，三个人睡在一起各怀鬼胎，尴尬到用脚趾挖出一座霍格沃茨城堡。

再加上这邻居的嘴和看热闹的眼一刻都没停下来过，李茂来了整个巷子就像过年一样偷偷笑话着这一家奇怪的组合。

两个大男人恨不得从地缝里钻进去死了算了。

先说李茂吧，他虽然名义上是春桃的丈夫，但他心里明白凭自己现在这幅样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

他很矛盾，传统的夫权思想让李茂简直寝食难安。

刘向高更难受，人家夫妻两团圆了，他算个什么回事，加上他腿利索着呢，一出门就难免被有些犯嫌的人阴阳怪气，这任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但春桃倒每天像没事人一样敞亮爽快，依旧利索地干着活养活着家里。

当李茂谈及自己与春桃的关系， 春桃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把你接回来，只是念及同乡之情。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当刘向高说自己被旁人骂是王八时，她只说：

“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你，谁认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你露什么怯？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

说都说到这份上了，两个男人还是别别扭扭，寻思着给这事做个了结。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春桃是刘向高的媳妇，而李茂则卖身给了刘向高，这样关系就理顺了。

但当春桃知道刘向高和李茂两人通过买卖契约把自己“安排”好了之后,她十分愤怒，大喊：“我谁的媳妇都不是，我是我自己的。”

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许地山借春桃之口替那个年代所有具有独立意志或渴望独立的女性喊出的宣言。

这话即使放在今天，都算得上是非常具有进步意识的一句话了。

想想现在有些公共平台上宣扬的“好嫁风”，简直让人怀疑历史在倒退而不是前进。

在《春桃》中，春桃始终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和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存在的。

即使在工作中，春桃也占据的是主要地位。

每天背着巨大的筐子走家串户的是她，刘向高只做些辨别的工作,从春桃拾回的东西里挑出些名人书札或可以多卖钱的东西。

后加入的李茂，也不过是负责分个类，把旧邮票和纸烟盒里的画片拣出来。

春桃不仅经济独立，人格上也是独立的。

相比于两个大男人，她不在乎别人说啥，只做自己的事情，并掌握了充分的话语权，意欲建构一个“一女二男”的家庭结构。

这个结构在很多法国电影里都出现过，什么《戏梦巴黎》《你妈妈也一样》《祖与占》……好多呢，说不定真的可行哈哈哈哈哈（开个玩笑，狗头保命）。

问题的重心在于，女性不能始终处于一个被支配被压迫的地位，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她从来都不属于谁，她就是她自己，不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春桃脑子里也没想乱七八糟的，她就是觉得三个人要以友谊的关系住在一起，互相照顾，谁也不要离开谁，谁也没有养活谁。

这里，许地山和凌子风借春桃这个角色身上的重母色彩来试图唤醒女性和整个社会。

不过春桃的身份设置的确为她的反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这个时候社会整体处在动乱之中，传统的儒家观念在受到五四运动的冲击之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

其次春桃生活在社会底层，没受过传统教育，且无家庭牵绊，为反叛思想做下了铺垫。

同时，片中的两位男性，一个心大，另一个即使心眼小也作不了什么妖，毕竟腿都没了。知识分子用不上什么知识，原配丈夫又养不了家，他们只能依托春桃活下来。

这种丈夫残疾的设定，同样也出现在《山海情》和《图雅的婚事》中，这也指向了一个模式化的女性突围——

是否只有在男性衰弱时，女性的独立意识才能生存？

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片面的，不管男性衰弱与否，女性都要自尊自爱，要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春桃》这部电影有它的局限所在，但考虑到它的完成时代，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它什么。毕竟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在重复这种套路。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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