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源分析（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哲学探究）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必须大力整治并坚决克服。要想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必先弄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来龙去脉。为此，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相关专家学者，从哲学和历史文化角度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深入探讨。

1.追根溯源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词从哪来的？

杨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般来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的“主义”，并非系统理论、制度体系的意思，而是表示某种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在辩证法中，形式与内容是一对基本范畴，分别对应着事物的外在现象与内在本质。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与之相反，片面强调形式决定内容，使形式超出内容的肯定和许可，或者把原本合理的形式庸俗化，使之失去对内容的积极作用，甚至产生消极的反作用，这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构成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

形式主义由来已久、隐蔽性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形式主义”一词，但已经对它的实质作了严厉的批判。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工人组织内部各派系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顾着表面形式上的争论而忽视思想内容上的理解。对此，马克思发出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这些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斥。到了1890年间的德国，各色人等如大学生、著作家和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便大言不惭声称“在搞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此时借用了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这些形式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层次上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大力反对主观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而使这一概念广为人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成为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反对的工作作风。

那么什么是“官僚主义”呢？“官僚主义”中的“官僚”，古时泛指官吏，早先出自《国语·鲁语》，没有褒贬之分。后来常用作贬义词，意指只注重形式，脱离实际和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员。自古以来，为民做主是官员的本职即内容，而有的官员却沉湎于所谓的“官威”这一“高高在上”的形式，对自己的职责抛在脑后。可见，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局部乃至全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官僚主义也开始“露头”。早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同志谈到动员群众工作时，提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他讲到，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敷衍塞责和命令主义，后一种表现比前一种表现的后果更严重。例如，在向群众推销公债时，只是蛮横地按照数目去派，对群众是否了解公债不管不顾，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当前，“浮”“假”“贪”“满”“骄”“空”“懒”，成为官僚主义的新表现。

2.刨根问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病根在哪儿？

朱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1952年12月25日，一份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呈送的报告放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这份报告集中反映了山东省、县、区、乡、村各级党政组织中普遍严重地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有的干部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基层组织中存在的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甚至熟视无睹，姑息包庇。毛泽东同志深感问题的严重性，随即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于10天后下发全党。在这篇指示中，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官僚主义长期存在的病根做了深入的思考。

社会历史根源—

“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

基于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把官僚主义看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毒”。1932年12月，他在分析官僚主义侵入苏维埃政府的原因时，首先就提到“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毛泽东同志对一些党员、干部因沾染国民党作风而滋生发展的官僚主义十分担心。他告诫全党：“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即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认为：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思想认识根源—

“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

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真实情况，高高在上，“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只想做官当老爷，最容易滑入官僚主义的深渊。而无论哪种官僚主义的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脱离群众。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工作方法根源—

“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

上级对下级只交代工作任务，而不交代政策、不交代工作方法；只有一般性地布置工作，而无具体的指导工作和检查工作，这些统统都会导致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在工作当中提出任务比作是“过河”，而把完成这项任务所用的工作方法比作是“架桥”或“划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不知道在工作中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就不能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因而“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对于形式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它看成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批评形式主义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无论是对人民群众不理不睬、对实际工作敷衍塞责、掩盖矛盾和问题，责任心缺失，还是弄虚作假、谋求个人私利、博取虚声空名、政绩观错位，形式主义的病根也同样可以从上述社会历史、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三个层面查找。

3.把脉开方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时代药方

李东方 李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分析问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新特征，科学判断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的发展变化，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脉”“问诊”“开方”，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丰富发展，也为我们进一步整治和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深化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认识

无论井冈山时期红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还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制定并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作风问题无小事，量变的积累必然引起质变。坐落于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之所以倒掉，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塔砖可以辟邪而去捡砖，今天你拿一块，明天他拿一块，最后塔就轰然倒掉了。倒下来是顷刻之间的事，但过程是渐进的。同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顽疾”，如果任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泛滥而置之不理，那么“芥藓之疾”终成“心腹之患”。见微知著，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一定阶段，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会发生转化。党的十八大开启新时代伊始，全党自上而下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力整治“四风”。经过几年的努力，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得到遏制，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顽固存在，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干部群众深受其害、深恶痛绝。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成为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这一判断，体现了党中央对于作风建设中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正确认识。他指出，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更是抓住了当前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点，直击要害。

陕西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进行整治。图为2018年8月14日，大型机械将西安市邑区蒋村镇的违建别墅拆除。

识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面目”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不断翻新花样。曾准确形象地给新时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画了“肖像”：形式主义具体表现为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

透过现象看本质，2013年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就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质做了分析，揭开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面具：“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前一段时间曝光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就犯了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毛病。陕西省、西安市时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把落实中央要求拆除违建工作等同于批文件、报材料，当起甩手掌柜，致使工作失管失控。表面看拆除违建别墅工作属于不作为，实质是有关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贯彻落实重要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归根结底，他们是没有把“两个维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中央的要求只传达不研究、只学习不落实、只表态不行动，讲政治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表面文章上，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导致“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严重后果。这也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它与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背道而驰。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作风建设上升到政治建设的高度，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也显示了我们党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

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痼疾”，既要“对症下药”，又要辨证施治。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来抓，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来破解这一难题。

抓重点。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鲜明特点。2015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这要求我们开展整治，必须抓住关键要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第一个抓重点人，就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一把手要负总责。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第二个抓重点事，重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存在的突出问题。2013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提出了重点整治的四个方面12类突出问题和9条具体举措，这为我们集中整治这一“大敌”，明确了工作重点。

抓落实。“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这是反复强调的。2014年，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无论哪级干部，无论什么机构，出现一起必须严惩一起，该曝光的曝光，该处分的处分，绝不姑息。这也是我们党运用唯物论，坚持实事求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体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复杂原因，明确提出，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抓实效。“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不是一种夸张用语，而是一种务实的作风。当年在正定县委书记任上，推动出台正定县改进领导作风六项规定，其中一条便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时，他提倡并推广“马上就办”精神，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他强调“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态度鲜明，一以贯之。2014年，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抓整治“四风”就是起徙木立信的作用，抓就真抓，一抓到底。2017年，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讲话时，他更是强调，我们要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要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