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公人员能执法吗（一名基层公务员的真心话大冒险）

我国信访制度原则上要求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目前，中省市为了减少信访集中在中省两级的信访量，和减轻上级信访压力，多次出台信访政策，并建立了信访下移机制。如：要求县级党政领导工作日轮流公开接访；建立了群众工作中心部门；实施信访问题倒查追责措施;要求进京赴省访及时遣送回本地，令行禁止；敏感日禁止信访人进京赴省。

特殊加重强调，信访问题要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级信访部门在接待群众来访时注重发挥“属地管理”，轻描淡写“分级负责”。除了必要的登记录入，很少有人俯下身去，耐心细致倾听信访人的反映诉求。既不甄别所反映问题是否有理，也不甄别案件是由本行政级别的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还是由下级调查处理。只是发挥下“指挥棒”“ 传声筒”的作用。采用“眉毛胡子一把抓”，统统甩给下级信访部门，再给戴上属地管理的 “紧箍咒”。

这种简单粗暴的工作风格，无疑是在断章取义“属地管理”。一些无理访被裹挟在有理访中，层层下移，直至到县乡两级兜底，给基层带来了苦不堪言的工作难度。

的确，大多数信访问题是发生在本地，应由本地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解决到位。但是信访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大多数案子即使解决了，信访人仍不息诉。还要去上一级部门再访。对于这样的信访老户，被访到的部门应该与下级及时做好工作衔接。对案情做好全面了解分析之后，再做定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仅凭“属地管理”，简单处理案件，只能造成互相踢皮球的恶性循环。用属地主义吆喝下级无条件服从，也是在推波助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中央三令五申的担当意识、使命感、责任感哪里去了？。

“属地主义”的盛行给基层造成的恶果和弊端主要表现有：

一是造成一些案件久拖未决，来回踢皮球

2013年12月,中联办下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明确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基本厘清了行政体系信访与司法体系信访之间的界限。

信访不是筐不能啥都装。一段时间以来,信访与其他法定途径之间的边界不是很清晰,受理范围不很明确,一些本来应该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问题涌入了信访渠道,其结果是信访渠道不堪重负。2017年，27省出台信访诉求分类处理规程。根据中省制定的政策，按说各级都应该理清信访诉求分类清单。建立信访诉求事前会商定责、甄别分流、事中规范办理、督查督办、事后依法纠错、考核问责6项机制,确保分流导入有序。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的信访案，本地所掌握的政策法规，无法支撑，无法评判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例如，某一信访人因对县法院判决不服，到京非接待场所上访，被送到久敬庄，然后中联办往下交办，各级信访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层层转交，一直到县级信访部门。县级信访部门无法确定解决问题单位，于是就把案子又推向县法院。其实信访人反映的就是县法院乱作为的问题，再由县级法院调查处理，不就成了踢皮球了吗？这不符合逻辑，让人费解。

再有，民办教师，涉军问题，农村三员问题，义务工役制的问题，县级政府没有相关政策支撑化解此类群体访问题。实践证明，平息这些群体访的确应由中省市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之后，县级政府按照政策，方能依法依规的采取措施解决到位。没有上边的政策依据，很难解决和平息上访群众。如果将这些问题简单的只归于“属地管理”，上级不闻不问，“属地”政府再有能耐，也解决不了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目前这些群体访已经化解。不过，其他群体又随之跃跃欲试，层出不穷。按下了葫芦，又起来了瓢。“属地管理”失去了用武之地，还需要上级政策给予阳光普照。

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乘机兴风作浪，干扰正常信访程序

上级含混晦涩，不负责任的层层交办方法，处理问题方式，无疑是在默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嫌疑。责任下移，压力下移，权利高悬如利剑。甚至启用责任倒查，大大增加了基层单位的工作成本。无限责任极大的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怪不得基层信访干部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上级不负责任也是造成下级难办的重要因素。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这样的高层设计无可厚非。但是执行者是不是真正的按照原则执行到位了很难说。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偷工减料，流于形式的司空见惯，信访案件“囫囵吐枣”现象比比皆是。对于属地单位不能提供政策依据，无法答复信访人，本属于上级单位职责范畴的信访案件。上级应该慎重启用“属地管理”原则。否则被扣上不作为乱作为的帽子，也不为过。有一次，在接访时，信访人口口声声的说，是省信访局的人告诉他们回来找县长就能解决。上级领导这样说话，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官僚主义作风。信访人拿着省级领导的尚方宝剑，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让基层干部哭笑不得。

三是造成下级信访部门在信访人面前威信扫地，不利于解决问题

基层没有政策依据，上级又不给正确的指导，并且还要保守信访人扬言去京去省会上访的困扰，让基层干部实感步履艰难。上访人知道本辖区最怕越级尤其进京。于是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进京赴省，以此给当地政府施压。当地干部束手无策。遇到敏感期，信访人乘风而动。各级维稳组安保组，层层设防，死看死守，博弈对阵。基层维稳干部要么进京接访，要么在进京接访的路上。

重压之下，基层单位往往剑走偏锋：要么采取息事宁人花钱保平安，无原则妥协，由此上访人收益颇丰，顺理成章演变成误导性激励；要么极力截访拦访，加大了信访人与信访干部的矛盾，使基层干部威信扫地，不利于化解信访问题。

而且，这样的工作方法无形中向信访人意会传递了只有到京到省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于是信访人去京去省城仍然屡禁不止，陷入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上访者“唯大唯上”“信中央不信地方”的心理。很多缠访户信访老户都是这种心理。久拖未决就是这样形成的。

四是要求县级领导超负荷的倾斜力量于信访工作，顾此失彼，不利于本地区发展

曾赢得一片掌声的“领导接访”也不是好方式。初始，县级领导接访曾一度发挥明显作用，解决了一部分信访案件，消除了一大块隐患。曾经一位县级领导接访，没等信访局工作人员上班，早早的来接访。和信访群众坐在一起，聊聊天，基本掌握八九不离十了。然后按顺序全部接待，信访人没有吵闹，遵守秩序，效果很好。

初始，每周安排一次领导值班，信访人见县领导的积极性很强。如今每天都安排领导值班，因为不是天天信访量大，领导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白白浪费时间。所以县领导怨声载道，疲惫不堪。有时值班一天，一个访没有。长此以往，领导接访由主动变为被动，最后演变成流于形式。为了不浪费时间，很多领导边值班边干本职工作，统筹安排。另外，虽然县级领导掌握政策准，理论水平高，分析问题能力强，区分信访案件的合理与否眼光睿智。但是，大多数领导，不注重发挥所长，不懂运用，甚至故意减弱。

敢于说真话硬碰硬的干部很少。一个来自北京的挂职领导曾县长让人记忆犹新，接访时反映机智，应变得体，对提出无理要求的给予及时还手。一次，接待群体访时，其中一名党员信访人头目，试图以自己是一名党员为理由想有特权，以达到无理要求。曾县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问上访人既然是党员，就应该发挥模范作用，是否能做到不带头去京不带头上访。上访人哑口无言。因为就是他在操作怂恿群体去京访。

信访问题不都属于“属地管理”，希望上级擦亮眼睛，去掉敷衍塞责，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仔细斟酌之后交办下移。如果各级组织都尽职尽责，做到严细认真，有的放矢，信访问题会及时化解，越来越少，会逐步走上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