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在商业领域的措施（从重农抑商到强实控虚）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实践中，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无不是因为经济因素的推动而产生。社会变革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发展受到落后生产关系的束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而对于改革的结果，生产力要素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顺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社会变革就会成功，背离生产力发展方向，改革最终将归于失败。

简言之，改革因经济而始，因经济而兴，最终因经济而止。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因素既是改革的导火索，也是改革的助推器，更是改革的终结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变法实践之一，商鞅变法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律。商鞅所处的时代，奴隶社会正在瓦解，封建社会正在形成，随着铁器与牛耕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原有的井田制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兴地主阶级强烈要求对土地制度、经营模式等进行改革。

同时，作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商鞅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富国强兵有赖于雄厚的经济基础。秦国当时积贫积弱，要想征战列国、开疆拓土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因此，经济领域的改革成为商鞅变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商鞅的变法思想中也包含了大量经济思想。

商鞅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土地是人们劳动的一般对象，尤其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商鞅变法首先要改的就是土地制度。春秋时期，代表奴隶制经济形态的井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在萌芽。早在商鞅之前，列国就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

比如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化。这些对土地所有制与税收制度的联动改革，进一步冲击了原有的井田制。

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改革举措更为激进。首先是“为田开阡陌封疆”，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承认土地私有制，瓦解了贵族对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垄断，摧毁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

其次，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利用市场原则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再次，奖励垦荒，商鞅制定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充分挖掘地利。

凡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此举激发了百姓开垦荒地的积极性。大片荒芜之地转化为沃野良田，进一步增强了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

实施“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内容，对我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将“重农抑商”作为维系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国策。

商鞅“重农抑商”的具体做法就是奖励耕战，秦国爵位分为二十级，规定每一级爵位都必须依靠从事农业产与对外作战来获得。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说的便是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都会教化他的百姓通过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来取得爵位，儒士、商人、说客等不从事农业生产者都不能被封爵。此举极大地刺激了秦国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富国强兵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商鞅经济思想的历史贡献与消极影响

商鞅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重农抑商”。评价这一政策的利弊得失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审视。

在古代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粮食只能通过农业生产来获得。因此，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基，而且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农民则是国家兵役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历史上的重大农民起义无不是因为农业生产遭到重大破坏，百姓被逼到生存极限而起。从这个角度上讲，农业是封建国家的战略支柱产业，农业稳定则国家安定。

相比于农业而言，商业具有巨大的流动性，不便于管理，而且商人善于投机取巧、囤积居奇，本身属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商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准确抓住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牛鼻子”，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农业发展，限制商业活动。

“重农抑商”政策不仅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维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稳定。但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活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就失去了其进步意义，甚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

这个时候应该适时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调整，但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统治者缺乏商鞅那样的敏锐眼光，无视世界发展潮流，从而错失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深重苦难与耻辱留下了隐患。

商鞅经济思想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坚持“强实控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所谓“强实控虚”就是鼓励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始终确保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适当规范虚拟经济发展，防止产业“空心化”。商鞅“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其实是“强实控虚”，牢牢把握农业这一实体经济，抑制任何可能影响农业发展的“虚拟”经济成分。

商鞅认为，如果商业获利太多就会吸引更多人经商，从而造成土地荒芜，危害农业发展，最终导致国家衰败，社会动荡。时至今日，商鞅这一理念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今经济日趋多元化，各种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虚拟经济成分越来越多，以其见效快、利润高等特点迅速在资本市场形成“虹吸效应”。

随着资本更多地涌入虚拟经济，必然导致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资金短缺，难以为继，进而导致经济空心化，妨害经济健康长远发展。

无数事实都印证了这一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经济迅速崛起，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缺乏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正确认识，资源大量流入房地产、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国家财富被发达国家利用金融、货币手段收割，堕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如今沦为二流国家。

反观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不衰，至今仍然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根本原因是其高度重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并使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强壮实体经济，优化经济结构至关重要。我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涵盖联合国认定的 39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具备实体经济发展的先天因素。

但是，由于资本天然的逐利特征，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为了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必须采取“强实控虚”的政策，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一方面要用好“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用好“看得见的手”，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采用法律、金融等政策手段对资源配置进行适当干预，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盲目性、无序性，确保国家经济体系健康稳定。

抓住主要矛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商鞅变法在经济领域取得实效的主要原因是其在经济改革中能够抓住主要矛盾，紧紧把握关键经济增长点，通过奖励耕织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当今社会与两千年前有了很大不同，关键经济增长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两千年前，农业安则天下安，而如今科技强则国家强。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日益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通过奖励科技进步促经济发展，实际上与商鞅的奖励耕织有异曲同工之妙。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颠覆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带动经济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将人类的视野拓展到原子领域，人类获取的生存资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多。

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已经挖掘殆尽，生产力水平难以产生质的飞跃，但人类的物质需求依然在增长，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存量竞争时代。

各国对生存资源的争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惨烈。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依靠在科技，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科技创新之争，谁率先掌握了前沿技术，谁就能在经济领域占得先机，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落后者必然会挨打，最终沦为科技强国的附庸。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我国科技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距离西方科技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仍有一系列关键技术被发达国家“卡脖子”。

2018 年的“中兴事件”表明科技霸权的杀伤力比任何传统武器都大。这也警示我们，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不仅事关经济发展更关乎国家安全。因此，未来我们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经济改革，在改革体制机制的同时更加注重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从向管理要效益逐渐过渡为向科技要效益。

结语

两千年前，商鞅极度重视粮食生产固然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

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粮食安全依然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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