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不能采菊东篱下（两代文人的东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传颂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饮酒（其五）》中，悠远的南山、绕转其间自由飞翔的小鸟，构成了一幅静谧的田园画，东篱下那疏疏落落的几株菊花让隐居的诗人体会到令人陶醉的悠然和恬淡。
这份悠然恬淡不仅感染了陶翁，也深深打动了怀揣隐逸之梦的后世文人，被他们反复吟咏化用。“东篱”逐渐和隐逸情结挂上了钩，和孤标傲世的隐者、高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
所谓“篱”者，是“篱笆”的简称；所谓“东”者，为东边之意。“东篱”语词组合在一起，便是院落篱笆墙的东墙。“东篱”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构建起来一个独特的世界，其表现出来一种深刻的独善其身的“隐士”精神。
“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陶翁隐世几百年后，年轻时热衷仕途，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的马致远自号“东篱”，满怀对蹉跎岁月感到哀伤和愤慨，留下《东篱乐府》的叹世之作，旷达间闪烁一种颓放色彩，感伤中跃腾着一股激愤不平的怨气。
“东篱”一词被陶渊明以风流高洁的人格和自然醇厚的诗笔，赋予了特别的内涵与情蕴 。而素有“散曲第一”之称的元曲名家马致远，虽号“东篱”但是却无“东篱”之淡泊宁静，心境和陶翁大不相同，只能喟叹：“东篱”与彼“东篱”不尽相同。
陶渊明一生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儒家文化熏陶，却很难融入高门士族之中。陶渊明最初也并未有避世隐居的想法，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杂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但是当陶渊明以“济世”的壮志三次出仕，却始终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圣君贤臣，后来与官场诀别，坚决归隐田园，过着躬耕自安、诗酒自娱的耕读生活。耕种、读书、饮酒、赋诗、弹琴，使陶渊明在仕途之外找到了另一种人生乐趣，形成一种与前代文人相异的人生价值观 。
《读山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四言答庞参军》:“衡门之下， 有琴有书，载弹载咏，援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东篱”淡泊宁静，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贫乐道、励志持节的操守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度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还有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诗人采菊见山而悠然忘我，故“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已经达到无我之境界。
可见诗人要的是“心远”，要的是免受世俗的干扰。隐逸是陶渊明的一种情怀，一种寄托闲情逸趣的理想。陶渊明把儒、道两家的隐逸精神结合起来，既不是冷漠地避世，也不是愤不可释地怨怒，而是回到田园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得到一种精神的快意。
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赞扬了陶渊明不求功名利禄、“高蹈独善”的操守，超脱旷达、纯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安贫乐道的高洁人格。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的“东篱”成为向往田园生活的文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也成了后世文人在厌倦了尘世的纷争与人生失意后寻找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马致远生活在文人失去自我位置、沦为时代弃儿的元代，虽曾侥幸博得江浙行省务提举一职，但处于异族统治的特殊时代，饱受挤压而无法施展才能。在愤懑悲苦中，马致远徨挣扎在仕进与归隐的歧路上，最终踏上罢官隐居之路。
然而马致远既没有追随前代隐士远离世俗社会、避遁于山林岩穴，也没有像同时代的关汉卿等人混迹于大城市的市井勾栏，而是仿效陶渊明退隐竹篱茅舍。马致远的散曲多以村居为背景，主题大都是对田园生活的描摹和赞美，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题材内容和思想主旨上具有某种一致性。
〔南吕·四块玉〕《恬退》“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区宅。闲身跳出红尘外，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
〔双调·清江引〕《野兴》：“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 。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柳，是搭儿快活闲住处。”
把自己托身在青山绿水环绕田宅之中，栽瓜种韭、卧柳赏菊、品蟹饮酒，如此恬美纯静的乡村生活，纵然使作者心境旷达、淳真至极。但是实际上马致远虽自号“东篱”，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仕途坎坷，虽然对官场失望，却仍然心存不甘。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展翅凌霄鹏程万里不过一厢情愿而已，现实中的马致远身处不堪境地，怎不令人“悲”从中来呢？为谋求仕进，时而跋涉在“古道西风瘦马”，时而漂泊于“孤舟五更家万里”的旅途中，历尽艰辛的凄苦岁月，只捞到了“江浙行省务官”一类刀笔小吏。
与陶渊明自觉地告别于现实政治的做法完全不一样，马致远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弃儿，是被社会的政治生活无情地抛甩出社会的大舞台。这样的遭遇，自然使马致远的生命意识充满了不甘和颓废，“东篱”也就成了与社会隔绝的一种“环境”，用来隐藏心中的不甘。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马致远没有象关汉卿一样成为一名“浪子”，没有象白朴那样诗酒自娱。“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文化传统，似“一只无形的手”隐隐地控制着马致远的思想行为方式，这让他虽置身恬淡的山林田园，仍然止不住向世俗“风波海”频频张望。
隐居东篱茅舍、品味诗酒人生。陶渊明和马致远都对酒情有独钟，但是却是有人借酒抒情、有人借酒浇愁。虽然同处“东篱”，却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和不一样的感受。
- “东篱把酒”于陶渊明是一种惬意。
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中，酒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与精神良友。他自称“性嗜酒”，并在诗文中屡屡表白对酒的钟爱。
《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杂诗》：“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时运》：“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酒化解了诗人身处乱世而无法实现怀抱的痛苦和忧虑，成为诗人寄托心志、忘怀困顿现实的乐园，也是诗人转向仕途荣利之外的自然与村居生活，寻求美及平淡淳真之精神欢乐的催生酶。
当然陶渊明之饮酒，并未仅仅停留在生活层面的体验上，它进一步促使诗人上升到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使诗人最终达至抱真顺化之人生境界。例如《连雨独饮》诗云:“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在酣饮时于不知不觉中诗人与天、个体与宇宙、瞬间与永恒融为一体，沉浸在自己怡然自乐的精神家园，寻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
- “东篱把酒”对马致远却是一种失落。
在马致远的田园生活中,同样浮动着醇馥的酒香。但是酒对马致远却是无奈之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酒的体验就会有所不同。
〔南吕·四块玉〕《叹世》：“带野花，携春酒，烦恼如何到心头”；〔中吕·喜春来〕《六艺》：“古来射席观其德，今向樽前自乐心，醉横壶矢卧蓑阴。且闲身，醒踏月明吟”。〔双调·行香子〕:“花能助喜，酒解忘忧”。
春酒涤除了诗人心头的烦闷，使其体验到无官一身闲的田园生活的自在自乐，进而由衷赞叹，在酒的“解忧”功效上，马致远与陶渊明可谓“所见略同”，但不同的是马致远常常借酒来否定功名利禄，否定历史，宣扬“醉了还醉”的诗酒观念。
例如〔双调·庆东原〕《叹世》：“三顾茅庐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成何计？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对倍受士人仰慕推许的诸葛亮之鞠躬尽瘁，诗人竟笑称不如醉酒终日。马致远借助酒后狂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否定，以安抚住自己念念不忘俗世功名的内心，用沉浸在醉乡之中的闲适生活隐藏挥之不去的失落。
陶渊明怡情“东篱”终老不渝，完全融入到自然之中，诗人心灵与自然交融为一，在静谧的乡野之间，饮酒东篱，陶然自乐，在天地山川和谐自足的生命律动中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同时还不乏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上升到一种理性的层面，洋溢着恬静平和的精神氛围。
马致远直接将自己冠以“东篱”的名号，将“东篱”的生命精神直接贯注于自己的文学活动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倾诉自己对于社会人生、宇宙人生的认知，增添了对于社会的强烈批判，表现出作家于生命、生命价值、生命精神及意义的深刻认识，展示自己的存在。
陶渊明于斜阳落日时刻看到了生命的永恒，让自己的身心与天地同一，实现了汉儒以来梦寐以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马致远虽然以“东篱”为寄托不甘的“境遇”，却也不乏痛贬社会陋习的勇气。但此“东篱”却也非彼“东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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