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价格多少合理（铁矿石是如何定价的）

来源：【矿业界】

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矿业市场研究团队围绕部分能源和矿产资源初级产品的定价机制进行梳理研究，并形成系列文章。“矿业界”公众号陆续刊发，敬请垂注。

此为本系列第六篇。前五篇详见（点击题目可查看）

1：锂资源是如何定价的？

2：国际石油是如何定价的？

3：国际天然气是如何定价的？

4：锰矿石是如何定价的？

5：铬矿石是如何定价的？

作为大宗商品的一种，铁矿石的定价逻辑，和大多数商品的定价逻辑有许多相似之处。国际铁矿石市场形成了以铁矿石普氏指数和MBIO指数为主流的定价机制，供需关系和市场结构直接影响铁矿石价格，全球优质铁矿石资源分布集中，四大铁矿石生产企业对资源形成高度垄断，牢牢把控铁矿石定价的话语权。我国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交易规模巨大，但对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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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铁矿石定价与市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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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铁矿石定价由现货定价、长协定价逐渐演变为目前的指数定价

一是铁矿石定价机制经过多次历史变迁，目前以指数定价为主，多种定价方式共存。铁矿石的定价通常可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的现货交易定价，由于当时铁矿石市场规模小，现货交易即可满足双方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长期合同定价，当时随着世界钢铁工业的中心不断向亚洲转移，铁矿石储量巨大的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为保证长期稳定的利润，以新日铁为首的日本钢厂先后与澳大利亚、巴西签订了15-20年的低价长期供应合同，随后其余国家的钢厂纷纷效仿。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长协定价，这一时期铁矿石“三巨头”——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通过不断增产和收购，垄断了70%以上的铁矿石市场，加上后来的FMG公司形成了高度垄断的铁矿石供应方。同时，日本、韩国、欧洲和后来加入的中国钢铁企业形成了相对集中的需求方。在供需双方的不断博弈下，铁矿石逐渐形成了以年度合同定价、首发-跟风、同品种同涨幅、离岸价为主要原则的长协定价机制。但随着铁矿石市场的不断成熟，长协定价反映市场信息不灵敏、“一言堂”、谈价不看量等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2010年，“三巨头”与中国的铁矿石年度价格谈判破裂之后，双方一直未达成共同认可的年度价格，必和必拓等铁矿石公司相继背弃了过去30余年所采用的年度协议定价方式，开始采用包括季度、月度甚至每日定价的指数定价模式。

2001—2021年全球及中国铁矿石产量对比

二是铁矿石普氏指数和MBIO指数是当前国际上主流的指数定价机制。当前，国际权威主流的两种铁矿石价格指数分别是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和金属导报的MBIO（MB Iron Ore Index）指数。普氏指数目前包括对62%铁含量和63.5%/63%铁含量品位、高品位65%和低品位58%铁含量的统一价格评估，以及每日对铁矿石（60%-63.5%铁含量）每1%铁含量差价的报告。MBIO指数采集了钢厂、铁矿石供应商和贸易企业三方面的价格和成交数据，排除异常数据，对不同产地、不同品位、不同港口的成交数据进行科学计算而成。

三是国际铁矿石价格直接影响因素是供需关系，同时受各国政策、“黑天鹅”事件和国际宏观经济状况影响。回顾2008年至今铁矿石价格变化，铁矿石价格几次大跌分别为：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萎靡；2010年，由于中国与铁矿石“三巨头”长协谈判破裂，导致长协矿价格走低；2013-2015年，全球矿业巨头不断扩产，铁矿石供应严重过剩，而中国作为消费大国矿石需求不振，供需矛盾突出，钢贸商普遍出现资金链断裂，引爆信贷危机，钢厂资金压力明显，为控制成本，对原料打压明显；2021年7月以来，受政策的影响，我国钢铁产量不断缩减，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大幅缩减。而铁矿石几次大涨原因分别为：铁矿石作为大宗原材料商品之一，亦容易受到美元走势影响，美国实行多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推高铁矿石价格；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铁矿石供应大幅减少，铁矿石价格一度拔高；随后在2021年上半年，疫情影响淡化，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铁矿石需求量大大增强，价格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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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铁矿石生产企业垄断全球优质资源和贸易，对定价影响力较大。

一是全球铁矿石资源和产能分布集中，重要资源国占据资源禀赋、产量和成本优势。根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2021年全球铁矿石储量1643亿吨，主要分布在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等，储量分别为337亿吨、294亿吨、237亿吨、168亿吨和109亿吨，五国合计占总储量比重约70%。2020年全球铁矿石产量达到24亿吨，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五国，全球占比分别为37.5%、16.7%、9.6%、14.2%和4.0%，合计达82%。根据Govern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数据，2020年CFR现金成本前五的国家为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俄罗斯，其CFR现金成本分别为26.7美元/吨、34.5美元/吨、36.0美元/吨、48.6美元/吨、60.0美元/吨。澳大利亚、巴西凭借丰富的铁矿石储量、产量以及成本优势，主导了全球铁矿石供给市场，对全球铁矿石定价影响力较大。

二是全球四大铁矿石企业垄断优质资源和全球贸易，对铁矿石定价影响力大。当前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和FMG 四大矿商对全球优质铁矿石资源形成高度垄断，2018年以来，四大巨头铁矿产量合计接近全球产量的一半。根据AME咨询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生产成本最低的前10位矿山均属于这四大矿商，其矿石生产成本均低于20美元/吨，仅相当于2019年全球平均铁矿石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二。此外，全球铁矿石产量排名前10的矿山（占全球铁矿石总产量的40%）中9座矿山由四大矿商控制。凭借对全球优质铁矿石资源的垄断，四大矿商的矿石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吨矿FOB生产成本自2011年后逐年下降，在铁矿石进口贸易中掌握市场和价格话语权。

三是亚洲为全球铁矿石消费量最大地区，但议价能力弱。根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19年全球铁矿石 表观消费量23.16亿吨，亚洲地区达17.4亿吨，占比75.2%。其中，中国作为铁矿石表观消费量最大国家，消费12.96亿吨，占比56.0%；印度2.04亿吨，占比8.8%；日本1.20亿吨，占比5.2%。消费端分散的钢铁企业面对集中的上游供应商，缺乏规模、信息和经验优势，谈判议价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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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机构对全球铁矿资本市场影响较大，新加坡交易所期货价格是铁矿石定价的重要参考。

一是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实业控股和发布定价指数，进而影响价格。国际投行和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掌握大量的金融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取得了支配信贷的垄断性地位。无论是铁矿石四大巨头还是普氏指数，都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控制。发布普氏指数的普氏能源资讯是标普全球（S&P Global）的下属机构，根据wind资料，标普全球的第一大股东为先锋集团（8.69%），第二大股东为黑石集团（7.82%）。同时，铁矿石四大巨头的股东中也有这两个金融资本的身影。如此来看，无论是长协定价或指数定价，其背后的决定力量都是以先锋和黑石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

二是新加坡交易所（SGX）是全球流动性最高的铁矿石交易平台，交易价格是铁矿石定价的重要参考。新交所系2009年推出全球第一份铁矿石柜台交易（OTC）掉期结算合约；2013年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以TSI公司铁矿石指数进行结算；2017年推出新交所铁矿石期货指数，这是一套基于新交所TSI铁矿石CFR中国（62%铁粉）指数期货计算出来的反向杠杆指数，该指数系列由两个总回报指数组成，以美元计价的新交所铁矿石期货为基础，是国际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期货交易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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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铁矿石市场情况及其对定价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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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铁矿资源丰富，但禀赋较差，国内产能供应不足，对外依存度高。

一是我国铁矿资源禀赋差，开采成本高。我国铁矿储量位列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之后，居世界第四位，占比6.6%。我国铁矿石资源呈现矿石类型复杂、伴生组分多等特征，导致国内铁矿开采难度较大、选矿成本高、生产效率低。根据USGS统计，2020年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为46.6%，而中国仅为34.5%，远低于全球平均品位，且2020年中国CFR现金成本为82.8美元/吨，远高于重要铁矿石资源国。

二是我国国内铁矿石产量占比逐年下降。2010年以来，我国铁矿石产量急剧减少并持续下行，至2017年才开始逐渐回升。2010年至2021年期间，我国自产铁矿石同比除个别年份外，均为负值。整体来看，2010年后国内铁矿石供给占比已不占据主导，占比从2001年的61.7%降低至2021年的16.0%。

三是我国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主要进口国为澳大利亚和巴西。近二十年来，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大幅提升，占全球总进口量比重从2001年的18.5%增长至2021年的71.0%，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自2010年起，进口铁矿石成为我国铁资源供给的最主要组分，2016年进口铁矿石占比创历史新高达83.2%。2016年至2020年，连续5年进口量超过10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八成以上，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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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占据全球粗钢产量半壁江山，但在铁矿石定价中处于劣势。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0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8.78亿吨，我国占全球产量56.7%。但由于我国钢铁行业生产集中度相对较低，钢企在铁矿石定价上处于劣势。2018年，日本、美国、韩国前三家钢企产量占本国总产量分别为79.8%、54.0%、93.2%，而同期中国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CR10)仅为35.3%，在铁矿石定价中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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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钢供给成为铁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降低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

近二十年来，我国废钢资源量从2001年4213万吨快速增长至2021年27250万吨，涨幅达546.8%。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测算，2018年我国废钢对62%铁精粉替代率为1.5。2021年我国废钢资源产量约2.73亿吨，相当于少进口了62%铁精粉4.1亿吨，约为实际进口的铁矿石11.2亿吨的36.6%。根据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国内年产废钢资源量达到3亿吨。据此计算，可替代进口62%铁精粉4.5亿吨，预计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可降至70%以下。因此，增加废钢供应对于保障能源资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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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铁矿石期货市场体系仍不完备，价格影响力有待提高。

我国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交易规模巨大，但价格影响力不及新交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于2013年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2018年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自2018年以来，我国大商所铁矿石期货成交量位列世界第一，是第二大铁矿石衍生品市场——新交所成交量的20多倍。据高盛分析，尽管新交所交易规模更低，但比大商所价格影响力更强，其铁矿石每日价格变化持续引导大商所价格。相比大商所，在新交所的机构投资者多，个人投机者少，产品选择多，每年12个月的主力合约均在新交所交易。

本文原载于1月10日《中国矿业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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