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话剧有签名环节吗（话剧我不是潘金莲）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王润

从刘震云小说原著《我不是潘金莲》选择一位执拗不屈、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村妇女李雪莲作为主角，到一直坚持“直面戏剧”的鼓楼西戏剧创始人李羊朵，决定将这部作品改编成话剧，再到编剧卓别灵在剧本中创意性地创造出一个和李雪莲超越时空对话的“潘金莲”形象；最终到舞台上，丁一滕导演大胆采用除了李雪莲以外其他角色全部由男演员饰演的独特表达手段，8月19日至21日，呈现在保利剧院舞台上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无论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反思，还是对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探索与追求，都得到了不断强化和深化，而可贵的“女性自觉意识”也在其中更加得以凸显。

摄影李晏

“女性意识”并不是简单指“女性的想法”，而是对女性独立自我的认知，对个体精神的尊重，对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对两性更具多样化与平等性视角。如何看待女性，也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丁一滕是一个难得有着强烈“女性意识自觉性”的导演。他的成名之作《窦娥》，就选择了颠覆传统“窦娥冤”的故事，并且亲自登台“反串”主演“窦娥”，让这样一个超越性别、超越时代的窦娥走下舞台，走进观众席，走进当代人的心中。在丁一滕的首部大剧场话剧《我不是潘金莲》中，他依然保持了这种精神特质。他从一开始就决定用“男团”来演绎剧中芸芸众生，隐喻的正是一种普遍性的男性视角，而“潘金莲”则是男性主导社会中的“坏女人”的代名词。

摄影李晏

《我不是潘金莲》中，舞美设计刘科栋巧妙地将舞台设计成可以被看成漩涡、命运、甚至是一口大锅的可旋转装置。由张歆艺饰演的女主角李雪莲就在这命运的漩涡中起起伏伏，终其一生都在和背叛、毁谤与围追堵截做各种抗争，但却难以摆脱困境，悲剧命运意味浓厚。整部作品运用一种黑色喜剧的力量，让作品摆脱传统叙事和人物形象，而更呈现出“史诗感、幽默感、荒诞感”。这股喜剧力量也正由剧中身怀绝技、分饰多角的“男团”体现，他们用戏曲、舞蹈、说唱、武术、变脸、吉他弹唱等等各种手段，展现个人能力同时，也让“笑料”点染其中。他们对李雪莲有厌烦、有不屑，但也有同情，甚至还想帮助她，但他们符号化出现在舞台上的作用，是让观众能够不时移情到李雪莲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代入一种“看客”的视角。

作为中下层中国女性的代表，李雪莲对抗的不仅仅是背叛的丈夫，而是社会强加给她的“污名”。整个作品不仅包含着李雪莲伸冤路上的的苦痛，也暗藏着女性去污名化历程的艰辛。最终，当舞台上只剩下李雪莲孑然一人，诉其悲苦半生，观众们才会抛弃“看客”的身份，而去触摸其百般挣扎的苦，去感受其撕心裂肺的痛，当观众们的视角由看客转换到李雪莲的角度，窥见的不再是李雪莲个人的命运悲剧，同时也会感悟，不要只做冷眼旁观的看客。

因此一位自称为“朝阳区直男代表”的男性观众金杨，在看完话剧《我不是潘金莲》之后，竟然主动写了份深刻的“检查”，替自己，也替所有人。他说：“年轻时看波伏娃写的《第二性》，有句话记得很清楚：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其实是说，女性因为她们的生理结构，几千年来被强制赋予了一些特征，比如母性、美丽、脆弱等等。同时，为了强迫或诱惑女性服从她们的社会分工，女性又被强加了一些行为特征作为她们是否优秀的衡量标尺，亦或说道德规范，比如坚忍、贞洁、温柔、服从等等。如果不符合这些特征或行为规范，就会被戴上坏女人的大帽子。”

在这篇“检查”的结尾，这位身为父亲的观众写道：“我是个有女儿的人，我知道目前人类社会，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没有真正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我只是想，如果多几个人看这个话剧，大家都去想一想，不要理所当然，约定俗成，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就有可能生活在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