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知县陈文杰是真实的吗（山东巡抚陈士杰当年家有多穷）

文 若愚

陈士杰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心腹幕僚之一，历任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陈士杰为衡永郴桂道桂阳县泗州寨人。少年时家境贫寒，苦读成才。小时候，陈士杰看牛时常将书挂在牛角上，牛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他与兄长去衡州府（今衡阳市，衡永郴桂道首府）赶考时，母亲将三个盐鸭蛋用蓝布包了交给兄弟路上吃，当时去衡州府（今衡阳）要走水路，来回需一个多月，士杰兄弟考试回来，三个盐鸭蛋吃了两个，还留了一个带回来孝敬母亲。此后，陈士杰进入岳麓书院，1849年，24岁的他进北京参加考试，中廷试一等一名。这对于偏远的桂阳州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当报子来到泗州寨报喜时，夫人颜氏还在簸谷米。其家谱载：“夫人方簸揉，糠秕尚满身矣。”急忙放下簸箕，向左邻右舍借钱来打发“报子”，可见其时贫穷之状。

陈士杰中廷试头名后，便留在北京任七品小京官，同李鸿章一道常出入曾国藩的家中。史载：“酒罢投壶，惟侍郎与合肥李总督立三马。”果然后来两人都成为曾国藩器重的门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手书招陈士杰到军中，为参谋大营的幕僚主事，信任有加。郭嵩焘在给陈士杰父亲的墓铭中曾提到：“文正公（曾国藩）所部吏士至，令先诣隽丞（陈士杰）。”即凡要想见曾国藩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曾国藩在湘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岳州之战、湘潭之战，都采用了陈士杰的意见。著名学者王凯运曾指出，曾国藩的靖港之战，不采纳陈士杰正确的谏议，方有水军大败，而曾本人也“欲自杀者数矣。”为陈士杰救解，并对曾“宽解甚慰，情谊益切。”不久，陈士杰随湘军进到武汉。此时，传来农民军进攻桂阳的消息，陈士杰念母心切，坚决要求离开湘军大营，乘一叶小舟回到了家乡，组织团练，号“广武军”。1859年，石达开军出天京后，经桂阳去贵州，在桂阳七孔桥处与陈士杰广武军大战，石达开不能胜，于是绕道未进桂阳城。晚年的陈士杰挂官归来，曾在七孔桥附近的凉亭上题联感慨此事：“荏苒半生，几度星霜催我老；纵横尺地，一番风雨庇人多。”

1862年胡文忠、曾文正大治兵，规复江南，每论荐人材，辄首及之。会江苏省城陷，朝议急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沉机有谋，奏荐。特简授江苏按察使，将所部四千人援苏松。侍郎自以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因请巡抚代奏请养，而书谢文正，以防遏上游为己任。

1881年，陈士杰升任浙江巡抚，他在浙江任上善于学习，思想开放，鼓吹洋务，派员采购西洋机器，还力主曾国藩支持容闳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其时，钱塘潮水常为患，陈士杰“亲往勘工，改用巨桩长石，又改筑南头，方剥为圆形，以避潮冲。”又督修海口炮台，增筑镇海炮台和定海炮台。其后在帝国主义发动对沿海的侵略时，陈士杰督修的炮台在抵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史载：“其后法夷船至，镇海官军击沉其一舟，凭所建台也。”由于陈士杰在浙江的政绩，在他调任山东离开时，浙江人民皆不舍。

1882年，陈士杰在丁宝桢后接任敏感的山东巡抚、赐兵部侍郎。当时，丁宝桢刚刚处置太监安德海不久，山东未有总督，又靠近京都，朝廷对陈士杰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而黄河水患严重，工程巨大，常常是堵了又漏，漏了又堵。朝廷赐命陈士杰为“治黄钦差大臣”，陈士杰为治黄心劳力竭，常是“青鞋徒步，昼夜寒暑无间。”史书又记载他：“乘小舟沿流视水。于上流数十丈下楗实之，堤遂不漏，众以为神。”说他不在漏水处下工夫，而在漏水的上流打桩夯实。这种聪明的做法，得益于少年时候在桂阳农村作田筑水的经验。陈士杰曾对王闿运说：“余幼时奉命视水，荷锄将筑塍，有老农曰：下有巨穴，筑坚土实之，水遂不漏。”

在陈士杰做巡抚时，桂阳一带去找他谋事的乡亲多达“数百人”。他为避“嫌疑”，在济南城外专门搭棚接待，从私人的俸禄中拿出钱来招待乡亲，给予回家路费，从不“假公款济之”或私下安排亲属。

1886年，陈士杰主动上书请求辞职回乡。上奏朝廷的原因是年老多病，其实他当时还不过61岁，在清末政界正是当年。隐退的真实原因可能与山东情势太复杂、教案之风渐起有关。陈士杰的老师曾国藩尚且因为天津教案，险些丢了一生英名，他的同窗李鸿章也正在对外洋务中进退两难，后来留下“卖国贼”的骂名。对陈士杰来说，引退无疑是最清醒的选择。

陈士杰的“规避”之法，即使他远离了“政治旋涡”，却也使他失去了许多施展才能的机会。曾国藩在选取他的接班人时，想到的第一个候选人是他的九弟曾国荃，但“九弟”一心想着攻克南京；第二个人选就是陈士杰。但当时陈士杰却自请回老家“保一方平安”去了。此时李鸿章主动请求“担此大任”，去上海开辟战场，联系洋务，以图将来。曾国藩只好选择了他，派兵、派钱，另组了淮军，并上书力荐，从此李鸿章一路攀升。

1886年，陈士杰从山东任上告老回桂阳后，做了许多善事：创建了“龙潭书院”（现桂阳一中），目前仍保留的“龙潭书院”四字，便是他题写的；在泗州附近建“塔峰书院”，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为之题字；当时桂阳一带弃女婴的情况很多，陈士杰又特意办育婴堂，收养被弃的婴儿；当时桂阳常闹饥荒，陈士杰为此“设粥于路”，救助乞讨之人。

晚年，颜夫人去世后，他为兵部尚书彭玉麟所邀，居府城衡阳。

陈士杰基于一生经验，很重视子弟读书，他的侄子陈兆文、儿子陈兆葵都经考试，入翰林院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实为少见。

他又支持衡阳“石鼓书院”的办学，与当时在石鼓书院讲学的国学大师、船山书院山长王凯运交游甚厚，两人结为亲家。后经石鼓书院王凯运传授而成的名人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榜眼夏寿田（陈士杰外甥巡抚夏时之子）、大画家齐白石、同盟会先驱杨度、学者陈六七……

陈士杰临终前仍不忘洋务救国，言“华夏之未来必在学夷长己”。遣其孙陈毓英留学德国学习铁路，陈毓英归国后主持修筑粤汉铁路的衡韶段，第一次打通了南岭隧道，从此使内地和南粤连通一体。

1893年，陈士杰病逝于衡州府城金陵巷（今衡阳市石鼓区），享年69岁。葬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衡阳岣嵝峰。陈士杰墓，现今被衡阳市旅游局列为历史文化景点，成为衡阳市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著名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