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曾年轻貌美过（谁没有年轻貌美的时候）

冷暖人生

▲年轻时的胡友松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是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被指着鼻子骂的采访。多年之后想起来，仍然刺痛。不是因为被骂，而是被那一幅画面深深刺痛，被那个阴冷肃穆的郊区“宫殿”中，浓妆艳抹的老人借由一场大骂而袒露的委屈与怨恨而深深刺痛。她愤怒身影的背后，是一米高、美艳绝伦的她年轻时的照片。——陈晓楠

一次“失败”的采访文/季业，《冷暖人生》主编

2006年夏末，我被某媒体上的几行介绍文字吸引，大意是：李宗仁回大陆后不久，夫人郭德洁去世。1966年，76岁的李宗仁娶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名27岁的女护士胡友松为妻。1969年初，李宗仁病故，年轻的遗孀就此消失人海，直到1997年，台儿庄区政府邀请她出任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而这位胡友松女士，据说还是民国影后胡蝶的私生女。

▲2006年，胡友松盛装接受陈晓楠的采访

还好，采访记者陈晓楠是富有经验和亲和力的，她的赞美与笑容令对方心情愉悦，很快进入到良好的讲述状态。胡友松的语言能力强、绘声绘色，一幅幅生动而富于画面感的场景被描述出来。据其自述：1939年，胡友松出生沦陷的上海，胡蝶给这个女儿起名胡若梅，她没见过爸爸，也不知生父是谁，养在胡蝶常年租住的酒店包房里，从小没有玩伴，只被一个小保姆带着。“妈妈”一两个月才出现一次，最热闹的时光是妈妈的朋友们、那些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名媛们来玩。1945年抗战胜利，胡蝶将她送到北平，寄养在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氏处。1949年后，胡蝶移居香港，并没有将女儿接走。胡若梅在“新中国”的北京长大、工作，更名为胡友松，填写各类材料时父母一栏均为空白。

胡友松讲述的这段早年史迷雾重重，由于胡蝶在1937年上海沦陷后就和丈夫潘有声逃往香港，这个两年后出生在上海的“私生女”，其身份和记忆的真实性遭到质疑。由于最重要的当事人胡蝶和沈氏都已故去，并未留下任何记述材料，胡友松的早年，成了无法证实的“孤证”历史。但胡友松的讲述，仍旧给我们留下一些线索。假如胡友松所言不虚，她其实是被胡蝶遗弃掉了，但她提及这位“生母”，却毫无怨尤之情，而是满怀倾慕与思念。

（胡友松采访记录）：“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干妈很多，都给我挂个锁，长命百岁这样。有时候她们凑在一起，就打牌啊、跳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所以我从小就好打扮、好穿，那些阿姨特别喜欢，在上海给我买好多小衣服，若梅打扮起来像洋娃娃，哎呀，更美了！”

一个没有玩伴，孤独在酒店里等待妈妈出现的小女孩，提起童年来却如此喜笑颜开、甚至有点洋洋得意，这在采访当时是令我惊讶的，但过后我理解她了。在她颠沛灰暗的前半生里，一定有那么一小段“光鲜亮丽”的记忆，而她也愿意相信，这段记忆是与大明星胡蝶密切相关的。理解了这点，我就触碰到了胡友松性格的核心部分，也就为我理解她后来所行提供了根基。

▲胡蝶和丈夫潘有声的合影

1950年代末，胡友松成了积水潭医院的护士，可以想见，一个自持美貌、骨子里又深为“资产阶级血统”为荣的姑娘与“红色时代”的格格不入。她与同样来自上海的、同样资产阶级出身的、一位相貌英俊的五官科大夫恋爱，据胡自述，因政治原因，单位领导将二人“拆散”。 “拆开以后我就说，我永远也不结婚了，因为没有我心目中的偶像了。”

1966年，“投诚”大陆的李宗仁老年丧偶，秘书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这时他的一个朋友、翻译家张成仁提到了胡友松，而张成仁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我们看到，“胡蝶”这个名字在胡友松最重要的命运节点上再次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关于李宗仁和胡友松的结合，坊间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李宗仁见色心起、强抢民女，并以此作为“高层荒淫”的一个注脚。这当然是种粗暴的政治图解。胡友松本人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对这段心路的表达相当率真、细腻：

“走走走，走近一个大门，穿军装的警卫一开门，这是什么地方？它那个走廊很长，我还觉得这房子还可以。走那大客厅就坐那儿了，哎呦，见到了李宗仁先生！说话很洪亮，见到我特别高兴。‘特标准大眼睛，我就喜欢大眼睛’——这是李先生跟程思远表白。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我说我要走了还舍不得呢，还亲我一下......”

“我在那种环境下，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医院我不会去了，生活条件改变了，个人处境改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养母沈氏）那个家门了。”

陈晓楠：“可那时候你有考虑过爱情吗？毕竟这是跟......”

“那没有，没想到那么多爱情不爱情。那么大岁数什么爱情啊。我就觉得我去了，我是主人了。”

“（婚礼）当时确实我流泪了。给我们戴一个花呀什么的，当时我心里说：我怎么这样了？怎么到这种地步了？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就上楼了，我自己掉眼泪，他们在底下还庆祝婚礼呢。我将来路怎么办？我是考虑了，那确实是。我就觉得一起睡觉睡个这么老的先生，反正是很难受。”

——在这些谈话中，胡友松毫不讳言自己的功利企图和矛盾情感。婚后，胡友松表现的相当任性，可以看出她是和李宗仁分床睡的，并对李到自己卧室探视十分抵触。而李宗仁对胡则相当体贴。一次胡友松病了，大夫出偏方说吃南瓜子，李宗仁一夜没睡，把四两南瓜子嗑成了瓜子仁，端到胡的床前，令她大为感动。更重要的是，出入有警卫、有专车的“高品位生活”令胡友松适意，在这里，我隐隐发现：童年时代与“妈妈胡蝶”相关的十里洋场幻影正与此时遥相呼应。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令李宗仁这样的“重点保护对象”也无法全身自保。一次，胡友松烫了个“大波浪”上街，被原单位的同事们贴了大字报，这惊出李宗仁一身冷汗，忙叫年轻的妻子改成齐耳短发。而曾经的座上宾和老部下们挨整的挨整、消失的消失，更令李宗仁噤若寒蝉、日渐消沉。

▲1966年7月，剪了短发的胡友松和李宗仁合影

1968年末，李宗仁被诊断出直肠癌，一病不起。此时，即便政治上再幼稚，胡友松也知道大事不妙，一旦李宗仁亡故，她将失去最后的保护伞。胡友松的命运即将再现重大转折，而此时，我们的采访竟也风云突变。

在访问李宗仁的最后病中岁月时，我们发现，胡友松的谈话状态突变，由原来情绪饱满细节生动的讲述，忽而变得消沉、不耐烦，直至渐生抵触。她的神情越来越僵硬，所答也越来越心不在焉、浮皮潦草。在谈到李宗仁临终时有何遗言时，胡友松的回答是：“先生就是担心我啊，嘱咐身边的人，我死了，你们要对她（胡）好一点”。

一个背负如此壮阔与深重历史的著名人物，临终时心中所系难道仅仅是年少的妻子吗？还是李宗仁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除了家事，对其它早已不敢妄言？陈晓楠多次变换提问角度，试图挖掘出胡友松彼时更丰富、更细节性的回忆——突然，胡友松打断晓楠，开始大谈自己对李宗仁纪念馆做出了多少贡献、这些年如何不易而又自强奋斗、绘画方面又取得多大成就。一开始，晓楠和周逵还试图轻声劝解，但她越说越激动，直到站了起来，指着我们说：“我做了多少贡献你们不问，揪住人家倒霉的事情没完没了！谁愿意这样啊？谁愿意年纪轻轻就守寡？谁没有年轻貌美的时候？”她转过身，指向墙上悬挂的自己年轻时代的大照片，照片上的她，青春、明艳、光彩照人——现场空气凝固，所有观者（包括几个旁听记录的纪念馆工作人员）都呆住了。

▲胡友松身后摆放的，正是这张照片，尺寸接近一米。

发泄一通怒气，胡友松拂袖上楼，采访只能中断。事后，我和陈晓楠交流那一刻的感受，晓楠说她那时的反应出乎自己的意料，在一瞬间的慌乱之后，反而越来越平静。因为她在那一刻忽然感受到了胡友松内心最深处的悲剧和痛楚，自己的心也被重重地触动，甚至刺痛。我佩服晓楠，因为我在胡友松抛出那一连串反问，看着她浓妆的、暮年的、勃然作色的脸时，亦感到隐隐的悲哀，但这悲哀究竟来于何处，还需要事后慢慢梳理。

我们每个人都有最看重的事物，虽然那并不是他人所看重的；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向外界呈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虽然外人不见得认为它有多美好。胡友松最看重的：美貌，“优雅、高层次”的生活，白马王子般的爱人，像电影一样传奇的生命——一件件的、在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去世后，终于全部失去了。后来的，是长达三十年黯淡平凡的生活。虽然她过往的人生在常人看来也不见得幸运，但毕竟多姿多彩，伴随着多个有光环的传奇人物。如今，“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是她唯一看重的身份，她盛装接受采访，本以为等来的是对她“辉煌一生”的总结，对现有成就的致敬，没想到，她遇到了“不解风情”的摄制组。

采访无法继续，第二天，我们到纪念馆拍些外围镜头。在“李宗仁的归国岁月”展厅里，李胡二人的大幅合影照片被挂在显著位置。我们发现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提起胡友松时神情都很恭敬、略带拘谨，他们一律称她“胡女士”。

纪念馆的小卖部售有李宗仁几位部下写的回忆录集，周逵仔细翻阅后，发现在写到李宗仁晚年时，没有一个人提到“胡友松”三个字，可推测在他们眼中，并不认可胡友松的“夫人”身份。回想起昨日采访中，胡友松将自己定义为“昭君出塞”式的历史人物，一悲。

走出纪念馆，远看这个建筑群，周逵忽然说：“你看胡友松住的小楼就在主馆旁边，它像不像纪念馆的一个展品？”

李宗仁去世后，时年29岁的胡友松先后经历下放干校、工厂劳动。后定居北京，化名王曦。退休后学习国画，1995年皈依佛门。1997年受邀来到台儿庄。在接受我们采访两年后，2008年11月25日，她在山东某寺院去世，享年69岁。

▲胡友松晚年国画作品。上题：若非一番寒彻骨，哪知梅花扑鼻香。她儿时的名字“若梅”隐含其中。

《冷暖人生》片段：专访胡友松

│本文所述采访发生于2006年夏末，节目播出于200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