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时刻的几个片段（周恩来最后时刻的几个片段）

据曾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乔金旺回忆：1975年3月周恩来手术后，他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从乔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他的声调低沉而幽怨。是啊，“文革”以来，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在苦撑危局。

从“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不仅身体严重透支达到了极限，精神重压也到了不堪承受的程度。此时的他已年过七旬。

乔金旺眼圈红了，但他忍着眼泪，喉咙哽咽地叫一声“总理……”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宽慰总理。

可是周恩来却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了。”

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却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还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不找了。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讲法，这是回光返照。不是好兆头啊。

事后，大家十分后悔。那天晚上周恩来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一定是在找大姐。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想到要把邓大姐喊过去。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一天，农历十二月初八。俗话说“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正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9点57分，吴阶平宣布抢救停止。

周恩来追悼会后第三天，即1月18日，周秉钧与周秉德前往西花厅。周秉德问起，伯伯病重的时候，主席有没有去看？

邓颖超正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主席对你们伯伯是那么器重，两个人几十年的这种革命战友出生入死，你伯伯后来的形象，如果主席去看他，两个人都会伤心，这样对两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有很不良的刺激，所以中央不同意主席去看他。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正卧床侧身看书。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总理的追悼会定在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毛泽东去参加追悼会的。可是14日的晚上，毛泽东病情又出现反复。他呼吸困难，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当时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切活动。

据张玉凤回忆：

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多时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跷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走不动了。”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电视的。（摘自《周恩来最后600天》顾保孜/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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