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角色观念（父亲功能的演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存质量的提升，亲子关系的父亲的功能在演进，分化之中。

一、从生孩子说起

生孩子不是男人管的，就只是女人的事情，这个观念要扭转过来。大概是受以前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大多数医院的妇产科对于男人戒备森严，门口就挂着男人禁止入内。然后做B超时谎称仪器无法判断性别，临产前父亲的参与极为有限。尽管这个情况已经被私立医院打破，但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生三胎政策出台，依然如故。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亲子关系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这个事情还没有什么人呼吁，为认为在心理学界，首先要大声呼吁，要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这种情况，事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影响非常大，它在继续滋生和强化大男子主义。吊诡的是，社会结构一方面仍然在滋生大男子主义，但实际情况，却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整个社会又呈现出“阴盛阳衰”的怪异现象。最典型就是中国足球，冲了那么多年，还是没有冲出去。冲出过一次，在韩国主办的第那次，那次受到照顾的是，是由于在亚洲举办，多了半票才冲进去，打三场比赛，第一场1:0，输了。第二场2:0，输了。第三场3:0，输了，零分而归。别小看中国足球，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以及男性的力量，中国足球部分跟父亲的功能没有体现出来，两者是相关的，这个在社会上有待进一步研究，我先抛出一个问题。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足球上不去。反而是中国女足，多少得过一个亚军，每次都还入围了。女排的争气就不用说了。——其中原因推荐大家看我最近发的公众号，大家就明白了。一位复旦教授的的视频。他谈自己的内心纠结，他是一个教授，去做一个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去派出所转自己的户口，三次受到拖延，他去找了他的朋友，朋友点了他一次，问他吸不吸烟？你下次用你的烟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买什么都要票证，买最好的大前门，买两条，你知道怎么做了吧？他先是不吭声，心想这是我最基本的人权，我转个户口，干嘛还要“行贿”呢？朋友就说：那你看着办吧。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通了，生存需要更加重要啊，没有户口，所有的票证都领不到。我要吃饭啊，于是他就买了两条烟，一进派出所就把两条烟放在桌上，民警那个拧紧的脸，刹那间就松弛起来，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是什么脸色？很严峻、很威严的，一下子就松弛了，他还说了三个字“请笑纳”，果然几分钟就办好了。他说这件事情使他觉得非常憋屈，自己没有真正的独立人格，不得已行贿相当于出卖了独立人格。——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男性的能量发挥不出来，有很深厚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社会结构的原因。

二、父亲功能的演进

父亲的第一功能，大家知道婴儿的意识的发展，刚开始是不知道母亲的存在的，更不用说父亲了，他只是与乳房有个连接，但还不知道乳房是个客体，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他以为乳房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逐渐逐渐他就产生了自体和客体的意识，知道有妈妈了，而且感受到了妈妈的注视，发现了妈妈的笑容，妈妈这个客体产生了，我有个妈妈，被妈妈看到很重要。妈妈对自己微笑，微笑就是鼓励，在孩子能够辨识母亲之后，父亲一定要及时出现，我们的家庭做不到，很多家庭由于工作原因，甚至两地分居，出差了，忙工作了，常常不在家，甚至自己老婆生孩子时都不在家，这个时候小孩的父爱是缺失的。所以好多小孩感到父亲很陌生，长大之后，就是找不到关于父亲的记忆，我见过好多这种案例，我做个案。这就叫父亲最早的缺失，孩子至少要被父亲看到，要有和父亲眼神的交流。如果没有，这种缺爱的感觉会一直延续到成年，甚至自己成为父母之后。我碰到过喊爸爸都不利索，只能够喊妈妈的案例。

更惨的是，我见过一个案例，当时母亲怀孕快生了，被发现是男孩，父亲，还有婆婆都不同意生。于是母亲就悄悄借钱把小孩生下来。生下来过后，婆婆凶到这种程度，“啪”一下，把小孩扔在地上。当时孩子的头就磕在椅子上，直到现在头上还有个伤疤。

在4岁之前，喂奶是母亲在喂，父亲没有乳汁，主要是母亲在照料孩子，跟孩子打交道，但是父亲这个时候不是无所作为，要出现、要陪伴，要轮流抱孩子。父亲的出现越早，孩子心理越健康。

到了4岁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的功能逐渐开始加强，通过与母亲平起平坐，甚至逐渐超过母亲，因为小孩在这个时候有了语言功能，语言功能开始发展，交流能力加强。同时肌肉开始长起来，能够比较利索地跑步了，活动能力也加强，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好奇，进行探索，这个是需要父亲来陪伴，引导，保护，以及讲解的。父亲除了看见小孩、接纳小孩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引导、解释、示范的作用。再往后，小孩要读书了，那父亲的功能又进一步凸显，为什么呢？小孩面临一个社会交往的大问题。小孩到了学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他从原来的小圈子、自己的家庭，到了要与很多同辈年纪的人打交道的环境，还有与老师的关系。父亲这个时候的功能，是教会孩子怎么与人相处？也包括怎么样与各种各样的老师相处？要引导，要教育。这方面的引导，最理想的是要起到一个“明师”的作用，这个“明”不是有“名”的“名”，是明确的“明”，明白的“明”。他这种引导最简单的能够辅导小孩的学习，最大的能够引导他、接纳他往自己最喜欢的方向发展。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达·芬奇，对吧？意大利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注意，他不仅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很多很多的发明，但他最著名的是他的绘画。他的父亲就是对他起到这一连串的功能，首先是非常接纳他，给他充分的自由，让他自由的发展。达芬奇小的时候很顽皮的，去上课，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画画，其他课也上，但是他发现兴趣没有那么大。有一次上课，他不爱听，老师讲得没什么趣味。他在下面给老师画了一幅画，然后拿回家去，他父亲一看，他父亲也很聪明，他父亲说你怎么上课怎么画这幅画呢？他说我不爱听。他父亲不仅没有责怪他，还夸奖他画得好，从此以后他父亲就开始注意了，这小孩是不是有绘画天分？他那么喜欢绘画。但是达芬奇，凡是有点调皮的小孩，多少都是有点天才的，你们不要小孩调皮了，你们就头疼，你要观察他，这是他有活力的表现，有创造性的表现。有一次，达·芬奇就搞了一个恶作剧，他画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魔鬼，就放在进门过后一开门就看见的地方，而且他把窗户的光线还进行了调整，就只有一束光，射在那个画上，显得特别狰狞、恐怖。然后他爸下班回来了，一开门吓了一大跳，他就在旁边哈哈大笑。这恶作剧，他爸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还给他推荐了一位当时在意大利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让他去学习，这个就是优秀的父亲所起的作用。

我们现在从这个“明师”的要求来看，达·芬奇的父亲还差一点，因为他本身还不能教达·芬奇绘画，因为他最大的特长是绘画。我们观察到很多父亲连这个功能都起不了，钟南山父亲是留美回国的学医的，他把钟南山培养得很好，时常教育他，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对社会有所奉献，这句话对他印象很深。

有一个小女孩姓谈，十五岁，上海的。十五岁在数学上就两项突破，她参加了世界顶级数学家一个高峰论坛，才十五岁。她父亲就是数学家，同时也是她的老师，这些就起到明师的作用，也教她怎么做人。所以小女孩当时轰动了，整个数学界轰动，不光是中国轰动，中央电视台一再联系要采访她，小女孩拒绝，她说我父亲告诉我做人要低调，我这么年轻，把我弄的那么出名干什么？反而是我的负担。这都是他父亲教的，这父亲就非常好。

再有，就是非常熟悉的人了，我经常念叨的高为杰教授，他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前主任，博士生导师，他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写的交响乐曾经获得交响乐一等奖，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国外演出的，在国外著名的音乐界多次演出，他写了很多作品。他的儿子叫高平，他很小我就认识他，因为我跟高为杰是好朋友。我有个亲戚在四川音乐学院教书，由于这种原因，我先是认识钢琴家郑大昕，又通过郑大昕认识高伟杰，那个时候我认识高平的时候，才五岁多，从小就教他音乐，从小就受这个熏陶，他母亲也是声乐系教授，他条件很好。高平现在成长成什么样？非常具有创造性，比他父亲有过之无不及，首先是在父亲的专业上作曲，他出了几本专辑，很多作品在国际上演出。前年的时候我还专门在北京听了一个音乐会，都是演奏他的作品。他父亲教了过后给他打下牢固的基础过后，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拿了美国音乐系的博士学位，先到新西兰教书，后来又回国了。他在作曲上，独树一帜，他写的音乐非常有独特性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关键是他在有一点上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他是个国际知名的钢琴家，曾经多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但获得的奖尽管不是一等奖，但至少都是三等奖四等奖，在中国的时候获得过中国作品演奏一等奖，这也相当不错了，因为他的父亲弹钢琴就随便弹弹，就是一般的作曲家的水平，他又是钢琴演奏家，直到现在他父亲在作曲上还能教他一些东西，出生在这些家庭是非常幸运的。但问题就来了，我们很多父亲起不到这么完美的功能，是什么弥补的？第一步弥补，父亲功能不足，母亲来弥补，很多母亲又当父亲又当母亲。本来是该父亲来讲的，父亲做不到，母亲来帮他讲，但母亲只能弥补一部分，七岁以后开始进入学校，我们升起的第一个希望就是老师，不过一个老师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学问上能够帮助你，你就很幸运了。

我回想我自己，我小学起一直没有遇见自己特别喜欢的老师，只有一个音乐老师非常喜欢，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音乐课，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三个字就是从他嘴里听到的。他讲贝多芬写《月光曲》，我简直佩服得要命，“贝多芬”这三个字闪闪发光，深深刻在我的心里面，后来有幸在一次登峨眉山的时候我还碰见他了，我们还合影了一张。当时他教我们唱歌，也经常表扬我，因为我唱歌唱得很好，音很准，直到现在我一直热爱音乐，高兴时还能吼几句。

如果你在学校能碰到好的老师，也可以弥补一部分父亲的功能，帮助你成长与发展，进而帮助自己形成专业上职业上的定位。如果老师也不行怎么办？那就是同学、朋友。

三、我与自己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尽管现在看来，父亲在引导我方面还是不充分的，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因为他在当时环境条件下，已经做到了最好。我不仅感到自己被看到，被接纳，与他互动也是足够的，包括包括在我五岁的时候，形成了望星空的人生脚本。引导方面也有，他留下的一句遗言就是，我妈也经常重复这句话，就是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因为我父亲以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49年前有五家企业，曾经到上海、重庆学习技术，甚至还学会了做罐头，那个时候能够做罐头不是一般的，那时候我们家做的罐头叫蟹黄罐头，他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抬人，无价宝。”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相当是成都市一个行业协会的会长，由于他对人慷慨大方，仁慈乐于助人，很有人气。所谓“人抬人，无价宝”。抬举的抬，就是我们人互相抬举、帮助，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给力”，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早上带我去喝茶，因为成都讲究喝茶嘛，很多茶铺，他有很多哥们，他就招待他们喝茶，我在旁边听他们聊天，听得懂我就听一下，听不懂就要了钱就走，那个时候五几年那会，他每天给我五毛钱，所以我是中国最早的五毛党之一，五毛钱够花了，买好多吃的，而且可以看电影，我拿了钱就去看电影，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够不到售票口，我还踮着脚尖，买一张票。五六年公私合营，我父亲就非常忙，当时我看到他非常勤奋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情况就急剧下落，我们原来在成都市好几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两个户院连在一起的，后面还有七八间房子，还有二层楼，楼上一般是放点东西，楼上还有两间房，这么宽敞，但是我并不太喜欢，因没有大自然，但是那个时候没什么车，所以我还可以在街上跑来跑去。公私合营以后我们家那个地方要拆迁，莫名其妙房子就没了，就被铲掉了，我们就搬到一个有很多院落的一个巷子，从附一号到附六号，每一个号都是一个大院子。我们家就搬到附五号，住的地方是一个大厅是隔开的房间，我们的家具都放不下，是透风的，冬天非常冷，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每天上班非常晚回来，一回来我就冲过去喊他“爸”，小的时候冲过去他就把我扛在肩上，那时候大了，他也扛不动了，有十来岁了，还是很高兴。

成都的冬天也是没有暖气的，非常阴冷，我爸本来就有支气管炎，非常怕冷会咳嗽，支气管炎是最怕有风寒冷的，晚上抱着他的脚睡觉，我记得他每一次都夸奖我，哟我儿子好暖和哦，像烤火炭一样，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感觉非常自豪、欣慰，感到自己能够为他做一点事情。早上一醒来，看见痰盂里边装满了很多很浓的痰，知道他整个晚上都在咳嗽。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痰盂拿到厕所去倒，那个时候是公共厕所，然后用水洗干净。我从来没想过脏，只是觉得很自豪，很高兴地去做。但是我那时候还不懂事，搬家从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的房间搬到一个大厅隔出来的房子，我反而觉得好玩，为什么呢？那个院子有个大花园，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花园，那里面好多树，最突出的是里面的一棵香椿树，一棵苹果树，还有一棵是大枸叶树。这三棵树我是最喜欢的，每天我就爬苹果树上去来摘那个苹果，因为香椿树的叶子很高，没办法摘，我就用那个竹竿绑一把刀，爬上去把它勾下来，勾下来炒鸡蛋吃。因为香椿炒鸡蛋特别好吃的。这个大花园，冲淡了我对居住条件改变的感觉。那个五九年以后，困难时期已经开始了，大家都这样，我也没觉得生活太苦。关键是五九年以后，我父亲去世，这个事件对我影响比较大。这个是在反复推敲的，对我来说。正是我青春期的前期，还没有进入青春期。所以我的整个注意力、关注这些，就是在社会。我关注社会关注的比较早。

四、相近年纪朋友或者大朋友的作用

所幸的是，在学校里面有同学，在不远的地方有好朋友，现在都是著名的学者，包括出过很多书。其中有搞现代哲学的，徐某某啊，还有胡某啊这些人。那时候我们成为朋友，我们共同探索，实际上互相补充了父亲的功能，就是在确定人生的道路、探索人生的意义。所以我父亲在我十二岁去世，父子关系丧失，完全能够解释我以后人生的发展。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去结交一些有水平的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喜欢往四川大学跑，去认识一些大学生，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中学生，在大学交朋友促进我发展。我记着非常清楚，尤其是物理系和化学系，我认识了好几个，他们对我非常友好，想起他们像“老大哥”一样，我去了过后跟我交谈，还请我吃饭。每次一去，他们都会多买一份饭请我吃。后来我看那个四川大学的校报有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一看，是萧某某，我就跑到那个编辑部跑去找他，后来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直到现在。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我们在六九年就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个人迷信，是一项灾难。那个时候还在武斗，全国还在武斗，所以我们是先知先觉，就是由于有一些朋友在一起探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习惯就特别喜欢去找那个老知识青年。大家要知道知青下乡并不是从我们那一批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国家要处理剩余劳动力，城市里面的学生毕业过后找不到工作，从六四年、六五年就开始把他们下放到农村了，我们叫“老知青”。听说哪个老知青有学问，我就去拜访他，这就是在寻求弥补父亲的明师的作用。实际上，父亲最完整、最强大的功能，最终极的功能，就是帮助你在整个人生上走向自我实现，甚至是有可能是自我超越……是不是迄今为止人类出现过父子都是大我实现的人很难说，但是我至少说高为杰和高平，他们两个人都达到自我超越的境界了。

五、寻找“明师”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专业上，还是做人上，我们都需要他人的启迪、帮助和共鸣。甚至是尼采这样天马行空的大哲学家、思想家，也非常需要。他经历过与著名的音乐家瓦格纳的友谊与破灭。我的人生也充满这个过程。我在自己探索的过程中，有一个不断寻找明师的过程。

我不是一九七八年写了一篇很得意的文章《真诚，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一听说在成都要开一个全国的比较文学研讨会，有不少有名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我就把这篇文章打印好多份，去到开会的地方金牛区高级招待所。我一个个敲门，一人送一份。在这里边，我认识了好几个堪称老师的朋友。有的还是我崇拜的文学家，他们给我很高的评价，给我鼓励，给我提出具体的意见，还给我题词。当然以后到了北京，对我帮助很大的是高尔泰教授。他现在定居在美国，是著名的美学家，中国四大美学家之一。他曾经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你们看我挂在培训室里高尔泰写给我写的一封信，他那书法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每一个字都经得住推敲，写得太好了。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特别是 ，他还把我写的一些文章推荐给杂志发表。这对我事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六、走向完全独立

我这个寻找明师的过程直到遇见海灵格才终止了。为什么终止了呢？我以前讲过，海灵格给我做过两次个案，一次是正式的个案，一次个案是非正式的个案。为什么叫“非正式个案”呢？因为那一次我们约好的是采访，我当时准备得很充足，我就是与他探讨关于“灵性健康”的问题。但采访到了这一步时，他却总是在回避，我就紧追不舍，突然，他就停下来了，他说不对，我们现在关系发生转化了，你把我看成你父亲了。我当时一愣。这句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咯噔”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并没有把他当做我的父亲，我很清晰，我是要跟他探讨这个问题，我是把他看作一个朋友，平等的。我感觉在超个人心理学方面，可能还没有我的书看得多，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详细研究肯·威尔伯了，他知道这个人。我带了一本《No boundary》去，他说他看过这本书，但是我发现他对肯·威尔伯的了解似乎并不多。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他把我们当时的关系判断错了。我自己是清晰的。第二个，他虽然判断错了，但是他给我照了镜子。这面镜子虽然有点哈哈镜的味道，照得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多少也照出了问题。我总是要找个人来印证，这样我的心里才觉得踏实。包括我一次产生神秘体验过后，我专门找了不少人分享，包括肯·威尔伯，我想要想找人印证，探讨，我不能够确知这个神秘体验意味着什么。海灵格这么一打断，我寻求“明师”这种感觉就嘎然而止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己就是明师。你们没有想到的我也想到了，包括那些大师们的回答都很简单，就是几句话，肯·威尔伯回答更简单，只是表扬了一句。他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他就没有这样的生命体验，我才是自己体验的最权威的解释者。这次经历都一个作用，就是我对自己的探索更加自信了，我的创造性更加丰富了。我不受任何客观的影响，我提出一种观点，我不需要在其他人那得到一个认同，或者说共鸣，我才能够肯定自己。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就要坚持。除非有人来反驳我，使我心服口服。我说我坚持，并不说我就固执己见。不是的，我是开放的，但问题是，其他人要占有和我相近的资料，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我是错的，我才会改变我的立场和看法。

当然，同行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感觉在我们国家心理学界，包括台湾嘛。有两个团体是可以的，一个是他们精神分析的一个团体，他们形成了一个互助圈，就是曾奇峰啊、张海音啊、武志红啊，他们互相支持。这一点做得还是相当好，一个人写书了，其他人要去写书评。这个就起到一种没有明师我们就互相启迪，三个臭皮匠等于一个诸葛亮。再一个就是台湾，他们搞心理学，有一帮人搞心理学，同时也对哲学、佛学、宗教感兴趣，他们比较团结，常常有交流。他们有的现在也与我成为了朋友，我也加入了他们的交流。他们有的对我的评价很高，包括我写的诗，我的书。有的评价：我的理论在超个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罕见的高度。这种交流是永远需要的。没有人能够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境界。我们永远需要成长。

（王效伟根据许金声父亲节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