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是国脉吗（玉米长白山东夷古族的神圣图腾）

玉米——长白山东夷古族的神圣图腾

◎王松林 隋立川 \文

如果能用一种粮食表达我对世界的爱，那我一定会把玉米放在首位。数千年的玉米驯化史与农耕文明发展史，几乎与人类发展变化同步。玉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主要粮食，在古代不甚发达的农耕文明中尤为重要。多年来，我一直对玉米研究情有独钟，多次实地踏查，并不断查阅文献。本文中关于我国东夷古族迁徙原因及玉米起源的研究，是笔者近年研究的收获。但仅为一家之言，愿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一、美丽而富饶的黑土地

农业科普资料刊载：中国吉林黄金玉米带从黑龙江南部起始包括吉林省大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并延伸到辽宁省北部，与同纬度的美国玉米带、乌克兰玉米带并称为“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其核心区域为吉林省的长春平原地区，这片区域为我国黑土分布区。黑土是世界上最为肥沃的土壤，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半湿润至半干旱的平原区域，世界上集中连片的黑土主要有四大分布区：分别是欧洲的乌克兰大平原（约190万平方公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平原（约12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东北平原（约102万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三位）、南美洲的潘帕斯大草原（约76万平方公里）。

长白山火山超级大爆发带来的火山碎屑物质多富含蒙脱石矿物，蒙脱石占优势的粘粒矿物组合是黑土中活跃成土过程的重要元素。黑土地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贵资源，是一种性状好、肥力高、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可以说没有超级火山造就的大平原，就没有人类的农耕文明。

黑土是土壤的类别之一，具有肥力高、性状好等特点，是发展农业比较理想的一种土壤类型，它的形成主要是与地质成因，气候因素有着直接关系。我国的东北地区的黑土系列分布面积较广，其中最典型的黑土主要分布在东北松嫩平原的中西部和三江平原的西部，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与河南、江西、贵州、广东等省区的面积相当，可谓是东北乃至全国重要的“大粮仓”。纵观全球四大黑土区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分布在中、高纬度的亚热带或温带，例如位于拉普拉塔平原南部的潘帕斯草原纬度介于南纬32°~38°之间，除了东北部属于亚热带草原气候外，大部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而由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这三条江冲积而成的三江平原则介于北纬45°01′～48°27′之间，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由于气温较低、蒸发量较小，因此土壤水分（地表水）含量较高，有利于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的生长，而落叶、枯枝，甚至包括树木枯萎后由于微生物分解，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沉淀才渐渐形成了黑土。据了解，黑土的形成周期十分漫长，形成约1厘米厚的黑土层至少需要约200至400年不断的积累沉淀，因此黑土是宝贵且又不可再生的土壤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保护好这一重要的资源。

乌克兰平原、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中国东北平原都是四季分明的气候，植被茂盛，冬季寒冷，大量枯枝落叶难以腐化、分解，历经千百年形成了厚厚的腐殖质，也就是肥沃的黑土层。黑土有机质含量大约是黄土的十倍，是肥力最高、最适宜农耕的土壤，因此世界四大黑土区先后被开发成重要的粮食基地。

中国的黑土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吉林省中部及东部的波状起伏台地、三江平原的森林草甸和草甸草原地区。以弯月状分布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黑土地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因黑土层厚度为三十至一百厘米，人们总用“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它的肥沃与珍贵。目前我国黑土耕地面积约1000万公顷，为东北地区重要商品粮（豆）基地，尚有可垦荒地约330万公顷。

图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11期

二、黑色的“金子”正在悄悄流失

近年来，由于自然因素制约和人为活动破坏，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现在，东北典型黑土区有水土流失面积4.47万平方公里，约占典型黑土区总面积的26.3%。每生成一厘米黑土需要200年到400年时间，而现在黑土层却在以每年近1厘米的速度流失，每年流失掉的黑土总量达到两亿立方米，光是跑掉的氮、磷、钾养分就相当于数百万吨化肥。土壤中有机物质含量比开垦前下降近2/3，板结和盐碱化现象严重。东北的黑土地自开垦以来，由于近年来高强度的利用，一些地区可耕层厚度从原来的60公分左右，退化到现在的20到30公分左右。黑土层一旦消失，同样投入条件下玉米的减产可以达到60%，大豆减产30%。还有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沙尘暴等一系列问题。

黑土地是最宝贵的农业资源和重要的生产要素，事关粮食和农业的产出能力。耕地质量好坏已经成为能否实现农业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

据调查，黑土区的黑土表层平均每年流失的厚度为0.3—1.0cm，土壤有机质每年以1/1000的速度递减，由于多年严重的水土流失，黑土区原本较厚的黑土层现在只剩下20—30cm，有的地方甚至已露出黄土母质，基本丧失了生产能力。黑土的流失与黄土不同，黄土只是把土层流薄了，但还能长庄稼；而黑土一旦流失光，将会造成农作物的大幅减产和绝收。

黑土层在一天天变薄，30年少了9厘米。3600多年的黑色积蓄，化为黑雾飘散……

由于长期过量施用化肥，降低了土壤肥力，破坏了土壤的结构，使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通透性下降，造成黑土地土壤被破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指导，协同开展工作，精心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制定黑土地保护工程规划，将更多项目纳入国家项目库。积极创建东北黑土地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黑土地保护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探索建立固土保肥、用养结合、抗旱培肥等不同模式。支持黑土地保护示范区先行先试。另外稻田养殖河蟹，是利用稻田的生态环境，辅以人为的工程措施，将种植与养蟹密切结合起来。在稻蟹共生种养的环境内，河蟹能清除田中的杂草，吃掉害虫，排泄物可以肥田，减少了肥料的用量，提高了稻谷的质量，降低了环境的污染程度，增加了在土地上的收益。

深入总结推广保护性耕作，在黑土保护市县集成推广耕作制度改革、土壤改良治理等保护措施，实施保护性耕作。按照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要求，强化作业机具装备能力。研究制定主推技术模式和技术标准。以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骨干，带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积极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因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将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我们要致力于保护好黑土地，要创新思维。保护好黑土地，是推进东北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强化绿色发展思维，坚持从保护和治理修复黑土地入手，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大力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三、黑土地养育了古老而智慧的民族

当华夏族的共同体形成后，周边居民被称为夷、蛮、戎、狄。古代夷字从大从弓，是古代猎人的形象。进入阶级社会，又加一层政治色彩，说夷人即大人、仁人、君子，因为夷人长期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却具有乐于互助的美德，更主要的是商王朝的统治者出自夷人，所以对夷人另眼相待。夷，亦称东夷，稍后才有东北夷。

所谓夷人，是我国古代华夏人对东方氏族的泛称。自夏至周朝，我国东部地区居住着许多称夷的氏族，部族和民族，泛称九夷。晋人郭璞的《尔雅注》称：“九夷在东”，是根据前人称夷为东夷而来的。载入古史《竹书纪年》中的夷，有畎（quan）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不同名号。他们都有自己的族源传说。

关于风夷的神话故事，内容很丰富。据说风夷在夷人诸氏族中居首要地位。风夷人的始祖太皞，号伏羲氏。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俩，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春秋时期的夷人小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说明夷人对华夏族来说，处于从属地位，风夷后裔的几支，春秋时期聚居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当时的曲阜，又称“少皞之虚”。据传少皞是从太皞氏族中分出来的。春秋时代的郯(tin)子，说少皞是他的祖先，名挈。少皡氏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鴡(ju)鸠氏、鸤(shi)鸠氏、爽鸠氏、鹘(gu)鸠氏，还有“五雉”和“九扈”。这些全是鸟的名字，共24种，即；24个氏族。

颛顼和帝喾是夷人的两个分支。颛顼即高阳氏。《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阳氏有8个儿子，实为8个氏族。春秋时代的楚国，为“高阳之苗裔”，南迁以后，同化于南蛮。帝喾即高辛氏，也有8个儿子，即8个氏族，如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均系兽图腾，同属一个胞族。

帝喾有两个别名，一是帝俊，一是帝舜。俊原是一种鸟名，其后裔商族曾以玄鸟（即燕子）为图腾。玄鸟生商的神话故事，流传很广。据传，商族的祖母名叫简狄，与其妹同浴于玄丘之水，上帝派遣玄鸟飞至水滨，产下一卵。简狄眼疾手快，拾起燕卵吞进肚里，便怀了孕，由于难产，剖腹而生契。契封于商，故有商族。《荀子》成相篇中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近于商”。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说：“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入海。”玄丘之水和砥石山，都在今天东北西界。所以说商族的祖先，曾经在东北居住，可能是东北夷的一支。

古代中国悠远绵长的文化长河中，诸多古族方国都同鸟图腾文化息息相依。这种鸟图腾文化与中华民族长期崇鸟、爱鸟、敬鸟、颂鸟、化鸟为神的传统观念息息相关。

稽古溯源，鸟图腾文化的丰厚内涵，源自古代先民对鸟的崇拜。历代考古出土的鸟形文物，古黔中黔阳县距今7500年前的高庙稻作文化遗址，出土的艺术陶器上画有火凤凰，有长獠牙的人面鸟爪神，长獠牙的太阳鸟神的产门里孵化出一群小神鸟。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遗址有7000年的“双鸟朝阳纹” “双头鸟纹”图饰，良渚文化遗址有玉璧“日月图”“鸟立山峰图”。黄河流域仰韶后期庙底沟文化遗址有鸟纹彩陶，大汶口文化遗址有鸟形陶器柱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凤，高高的凤冠三朵并莲，舒展的长尾自然弯曲，尾翎有分有合，素洁无暇，向世人昭示了凤的形象，有“中国第一尾凤凰”之誉。

东北地区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形文物。考古人员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后的骨雕鹳鸟图案及鸟形壶。80年代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附近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开流文化遗址中又发现了骨雕鹰首。骨雕全长7.3厘米，整体造型，鹰头引颈前伸，鹰目炯炯有神，鹰嘴部位刻有平行纹饰，以突出锋锐。沈阳新乐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鸟首木雕头簪，距今7200年左右，这件经复原后的珍贵文物，通长40厘米，呈扁平锥状体，木雕柄部雕成鸟首并饰以羽翼纹，间以镂空，整体鸟纹图案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极富立体感，中部则配以棱花纹饰，起到了和谐的装饰效果。吉林省吉林市、白城市、延吉市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鸟形器。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的玉鸟数量较多，还有距今5000多年的凤形玉佩饰；东山嘴出土的鴞型玉器，呈展翅欲飞状，形态生动；石棚山鸟型陶壶更为奇特，整体酷似昂首张嘴待哺的小鸟，壶嘴为鸟首型，鸟颈、鸟眼、鸟额处均描绘有黑色的彩绘，将鸟首点缀得栩栩如生、活龙活现，陶壶尾部有7孔，可能是供插羽毛用的插孔，是一件集雕塑和绘画艺术于一体的珍奇作品。此外，辽宁省阜新县也出土有玉鸟。辽东半岛小珠山中层文化遗址，出土了鸟型陶器的器盖；东港市附近后洼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鸟型的雕塑品，其中一件雕塑为人鸟一体造型，具有一种人鸟交合的意味，雕塑上部有一圆孔，可做穿挂佩戴胸前灵物之用。《山海经·大荒东经》曾对这种人鸟一体的灵物有所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曰禺號”。内蒙古敖汉旗距今7000年左右的小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令人惊叹不已的陶画作品——原始氏族的画匠，把鹿首、鸟首、猪首等神异色彩极浓的图案，压划在陶制尊型器的腹部，构成了一幅极富复合图腾崇拜文化蕴味的神秘画卷。陶画中的人首、鸟首、猪首、鹿首的形象均配以变形的祥云纹图案，使整体画面呈现神异动感，让观者顿生神秘幻想。只要你置身于这幅陶画面前，就会进入一种原始宗教的神灵境界。陶器上的鸟神图为“鸟首蛇身”，庞大的身躯和卷曲的蛇尾以及鹰嘴、鴞眼、利爪等特征，均具有“化鸟为神”的意境。这件文物出土于小山文化遗址最大的一处房址里，其主人很可能是这一氏族部落的萨满酋长。上述史前民族鸟图腾灵物崇拜的文物遗迹，在考古学中具有明显的古文化传承的连贯性。

毋庸置疑，中国鸟文化和鸟图腾崇拜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的旧石器文化时代。从远古先民崇拜的鸟类大多与农事活动有关这种现象分析，鸟文化的起源不仅仅在于古代先民每天都能倾听着鸟儿的啼鸣，与鸟相伴，以及对鸟的自由翱翔所产生的无限遐想，更重要的是鸟类在拓荒先民判断农业节气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中国南方稻作区最早采用的“物候”，应该是一部最古老的“鸟历”，这部原生态“鸟历”与稻（谷）种、农具、养殖，以及原始灌溉农业“桑田”，都归属于大河流域定居农耕社会拓荒先民的祖根文化范畴。

这些与鸟图腾崇拜有关的出土文物及大量古藉佚文记载表明，中国的鸟文化更多地源自东夷古族，同“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 “东方君子之国”等诸多古史佚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此，每一个探索者都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鸟图腾族群会迁徙栖居在史称“大荒”的东北长白山地区呢？对这一缺乏文史记载的千古之谜，我们还可以凭借古代气象地理学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古族图腾及远古神话这一祖先留给后人鲜活的“语言”，以崭新的文化视角，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悉并解读远古时代赤县神州发生过的重大变迁。

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古人类的生存空间形成巨大的制约作用。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化》（《东方杂志》第二卷第3号）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文中考论，1万8千年前，海平面比近代低132～150米，渤海湾曾为陆地，地壳变迁引起的变化，特别是频繁的火山爆发和地震，造成洋流的改变，储存在生物沉积层的甲烷向大气中释放，产生温室效应，致使地球两极冰山裂解，海平面随之上升，人类进入灾难性的大洪水时代。第四纪地质学家把距今8500～3000年前后划归为全新世的大暖期。研究资料表明，距今7800～7400、7000～6500、4500～4000年间，是全球海平面上升的波峰期。其间，4800～4200年，气候异常降温导致“小冰期”；4208～4120年，发生了冰河期结束后的第6次大洪水。《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孟子·滕文公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当时的海岸线西进到今太行山脚下的京广铁路一带，华北、东北多为海浸之域。沧海桑田之变迁，不是今人能够理解和感受的。5200年前长白山超级火山爆发，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严酷的自然环境灾变，导致洪荒初民大规模远距离迁徙避难。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超级火山爆发的多重灾害效应形成的生物灭绝圈远超过上千公里。特别是巨型火山爆裂性喷发瞬间向同温层释放的超级能量形成高速喷射流，足以造成地球自转轴发生偏移，相对于北半球大陆板块而言，这是进入大暖期或冰河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不能用今天的地理环境状况比照还原远古时代地球陆地生态系统及人文地理面貌。应借鉴中国环境气候要素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正确认识理解并尝试性还原古代社会，解析中华文明初始源头及曲折的历史衍化进程。

竺可桢先生阐述：“自然变迁导致环境地貌的强烈变化，是古族大规模、长距离迁移的重要因素。”中华古族家园被大水侵袭，“洪水汛大，各就高陆，人之所居，凡十二处”（引自《史记·天官书第五》）。《尔雅·释水》曰：“水中可居者曰洲”，即十二洲（含东瀛三岛）。远古拓荒先民迁徙渤海之东的长白山地区，汇聚成古东夷瀛龙、龟蛇、阳鸟三大主体民族，在海隅山谷，筑不周负子（海堤），造围木桑田，种不周之黍。何谓桑田？古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构木：木名，桑科，构木即桑木。在海滨山隅水口处，以桑木山石围堤填海，堤坝称为“不周负子”，为防洪水，堤内掘网渠积土台，藤结立木围于四周，所造称为桑田。桑田周边水渠中淤泥，就是当时最好的肥料。古谓“不周之粟”，为不周堤内桑田种植的谷物。“桑鳸之民”，即在桑田从事农业的鸟图腾古族。阳鸟族群在古东海与渤海之间怀山襄陵广褒的泥滩湿地，围海造田，纵横掘渠，规模宏大，史谓“空桑”、“穷桑”，后人称之“沧海桑田”。美洲古代国家考古遗墟，玛雅人在水淹地掘渠筑高地农耕，使用的仅是燧石制成的斧锄，让今人目睹了这些非凡建筑的影像。《尸子》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山海经》所载的“穷桑出日”，“空桑之山……冬夏有雪。”葛洪著《抱朴子》谓：“长山太白，在东阳”，都是指今东北长白山地区。阳鸟文化是长白山文化的源头，在数千年衍化中融汇到中国传统文明的宝库，苒苒生辉，灿若云霞，光耀万代。

《山海经·大荒东经》开篇明言：“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大壑，地理方位坐标在“渤海之东”（引自《列子·汤问篇》），吉州以北50里处，明代有阿汉、泰神两镇，此皆属聚居半岛东北部的女真十镇。少昊之国、太古神墟，秦代被封禁于“秦故空地上下障”，汉代、渤海、辽金、元代皆为中国政权管辖，后被明成祖朱棣招抚东夷“封藩建卫”轻率地赐给李氏朝鲜。关于这一点，朝鲜《李朝实录》中宗三十年十月丁酉记：“咸境道本非我国地也，所谓南沃沮者即今乌道里也。”乌道里，斡朵里音译，建州女真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尔为豆漫（万户）时曾栖居此地。《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详细描述的那条自大唐前往渤海国的北方路线，即鸭绿江口—丸都—神州—显州（朝鲜吉州）—和龙—敦化—宁安（渤海王城），都隶属古东夷阳鸟族群开发的“少昊之国” “东方君子之国”，史谓“旧国”“旧邦”。这条古道，也是殷商王族迁徙美洲以及栗末靺鞨部东归和建洲女真西进的历史性大通道。

少昊，古东夷民族宗主领袖，曾辅佐太昊观天制历，始创十月太阳历、十二月太阴历，以十天干、十二地支相互配合，创制六十甲子干支纪年，四年一闰，阴阳合历，奠定了中国农历的坚实基础，后人誉为“日月天父”。少昊族群以鸟为图腾，即五凤、五鸠、五雉、九鳸，亦称阳鸟族群。《淮南子·天文训》云：“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少昊部族图腾的阳鸟，都是长白山地区鸟类，大多为夏侯鸟，夏居长白，冬天飞到江淮湖泽越冬。因此，江淮也是鸟图腾王国世袭领地。秦王嘉《拾遗记》云：“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一号金天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 。

少昊被推举为族群领袖，组成阳鸟图腾王国。以凤凰为图腾的凤鸟氏，担任历正，总司观象制历；以角鸮为图腾的玄鸟氏，担任司分，主司春分、秋分节令；以红脸杜鹃为图腾的伯赵氏，担任司至，主司夏至、冬至节令；以孔雀为图腾的青鸟氏，担任司启，主司立夏、立冬节令；以丹顶鹤为图腾的丹鸟氏，担任司闭，主司立春、立秋节令；五鸠：以鹁鸪为图腾的祝鸠氏，担任司徒，主管民事；以鸬鹚为图腾的鴡鸠氏，担任司马，主管军事；以布谷鸟为图腾的鸤鸠氏，担任司空，主管工程；以燕雀为图腾的鷞鸠氏，担任司寇，主管刑律；以斑鸠为图腾的鹘鸠氏，担任司事，主管杂务。五雉，即为鹖鸡图腾的鹖雉氏、锦鸡图腾的鸐雉氏、黄莺图腾的鹒雉氏、鹦鹉图腾的鹦雉氏、八哥图腾的鸲雉氏，分别担任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负责制造器物用具，统一尺度容量。九鳸，是九种管理农业的官，部族图腾多为水鸟。鹳鳸氏为白鹳，鹄鳸氏为天鹅，鸶鳸氏为鹭鸶，凫鳸氏为野鸭，鹥鳸氏为鸥鸟，鹔鳸氏为鸿雁，鹙鳸氏为秃鹙，鶒鳸氏为鸳鸯，鹊鳸氏为喜鹊。鸟图腾氏族没有邪僻的人。同书还记载，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从中可以窥见，“华夷同风”，史出有源。

“卵生神话”，是阳鸟族群最神奇、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山海经·大荒南经》：“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海外西经》：“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皇卵，民食之”。纳西族史诗《创世纪》说，在宇宙形成过程中，曾出现一个白蛋，孵出一只白鸡(恩余恩曼),它又生下九对白蛋，从而变成天神、地神、开天的九兄弟、辟地的七姊妹。这些“卵生神话”，源自古代民族鸟崇拜的传统意识，是鸟图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鸟生商，是正史所载最著名的“卵生神话”。《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无独有偶，商人与后世满洲族的女祖神话如出一辙，不能不令人倍感惊叹。陈梦家说：“夷族本在东北，……商与夷为一系，故其传说亦同”(引自《淮夷考》)。商代出土文物有“玄鸟妇壶”，壶体铭文为“玄鸟妇”三字。此壶美仑美焕，形制考究，“玄鸟妇人”比为贵族。就“玄鸟妇壶”铭文所见，展翅飞翔的类燕神禽嘴里衔着“玄”，其实就是玄鸟所含孕育生命的鸟卵。玄鸟衔之圆物为二，与《吕氏春秋》文载“燕遗二卵，北飞”相合。“玄鸟妇壶”制作精美形制考究，说明“玄鸟妇”必为贵族，这就为商王族确有玄鸟卵生的鸟图腾信仰传说提供了实物证据。

《史记·秦本纪》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子孙多有鸟图腾化身：大费，又称柏翳，当即伯益，益者，燕也；大廉，又称鸟俗氏；孟戏、中衍，皆“鸟身人言”。秦王族为少昊鷞鸠氏，以东北最大群落的夏候鸟燕雀为图腾，春秋时期的徐、葛、江、黄诸嬴姓国，亦为阳鸟族裔。晋张华《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这正是徐国赢氏王族的卵生神话。

东北古国亦有卵生神话。“好太王碑”记述朱蒙出生时称：“始祖邹牟王之建基也，出自北扶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魏书·高句骊传》叙朱蒙事曰：“高句骊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及其长成，字之曰朱蒙。”

东夷古族神话中反复出现的卵生母题是其族源神话的一大特色，这与北方东夷民族的鸟崇拜和太阳崇拜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考古出土文物及民俗文化可以看出，半岛北部原始居民崇拜鹤、布谷鸟、燕、鸽、鹰等鸟类，古代的半岛鸟夷也以鸟名来命名官名，南部诸民族崇拜喜鹊、白鸡（鹭鸶）等，辰韩人古葬礼有贴鸟翅膀的习俗，世代传承的《赫居世神话》《阏智神话》《脱解神话》《首露神话》等，都是以卵生文化为母体的族源神话。

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每一种信仰崇拜文化都有一个中心观念，这个中心观念是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元素。“卵生神话”的缘起，是在原始人强烈的功利目的驱使下形成的。原始人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宇宙万物的形成、周围环境的变化及对自身价值的权衡和自我力量的把握。东夷拓荒先民在长期的狩猎采集生活中观察到鸟能生蛋，蛋能孵鸟，于是就无意识地运用类比、相似性的原理，赋予这种生命现象以特殊的功能，进而蕴育出卵生世界、卵生人类、卵生万物的神话并广为传播。无疑，“卵生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类对宇宙模式、生命起源幼稚而深刻的思考。随着向人类文明社会的过渡，这些族源神话逐步衰弱或随风飘逝。但既然是东方神秘文化最初的基本因子，就必然会留下清晰的历史痕迹。

史前东方民族留给后人最浩瀚宏伟的，是光昭天地、催人奋进的凤凰图腾。在东北亚地形图上，利用计算机技术让海平面升高百数米，就会惊异地发现，古东海之滨的白头山脉、咸镜山脉与太白峰峦，共同组成一幅巨大的“凤凰”图案，此可谓千古奇观、“天地图腾”。凤凰，高贵、美丽、祥瑞的神鸟，亦名朱雀。《礼记·礼运》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三辅黄图》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典籍佚文中的凤凰，高居“羽族之长”宝座，素有“百鸟之王”美誉。汉许慎《说文》谓：“凤，神鸟也。天老（黄帝臣）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额鸳思，龙文龟背，燕领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翟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天老描述的凤凰，前半段似鸿雁，后半段像麒麟，有蛇颈，鱼尾，鹳额，龙的文采，乌龟背脊，燕子的下巴，鸡的嘴……”。《论语纬》曰：“凤有六象：一曰头象天，二曰目象日，三曰背象月，四曰翼象风，五曰足象地，六曰尾象纬。”道教经典《抱朴子》说凤具五行：“夫木行为仁，为青凤，头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为义，为白凤，颈白，故曰缨义也；火行为礼，为赤凤，背赤，故曰负礼也；水行为智，为黑凤，胸黑，故曰向智也；土行为信，为黄凤，足下黄，故曰蹈信也。”《鶡冠子》云：“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凤凰文化，洋溢着中华拓荒先民对大自然无限生命力的崇尚之情，是一个民族追求光明、美好、和谐、兆瑞、崇高的象征。凤，还具有“自新”的品格秉性，凤凰涅槃，生生不息。传说“五帝”之一的虞舜为凤身，在烈火中化为凤鸟扶摇飞去。

古代神话传说，凤凰为鸟王，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帝王有道即见，无道则隐。《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则鸾凤至。”《韩诗外传》载：“黄帝乃服黄衣，带黄绅，戴黄冕，斋于殿中，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于帝东园，集梧桐，食竹实，没身不去”。《诗·卷阿》注引《白虎通》：“黄帝之时，凤凰蔽日而至，是来必众多也。”《太平御览》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女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为？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逐得战法焉。”《礼斗威仪》：“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凤凰集于苑林。”《尚书·考灵曜》：“明王之治，凤凰下之。”《海内西经》则吐露：“开明西有凤凰、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凤凰、鸾鸟头上都戴着盾形之冠。云南民俗村纳西族的图腾墙彩绘的王者之象，头戴品形冠，鸾翅凤羽鹰爪，面色威严，王者和身旁两禽，皆口中叼蛇，左右为鹰卫，下面两个人首蛇身的为侍者象。从翅端特标出的长长翎斑羽毛，知道这是青凤图腾，叼蛇、践蛇的图腾影像当为青鸟君。根据这些来自远古的信息推论，以“凤鸟”为首的少昊阳鸟族群，曾同轩辕颛顼集团结盟，共工水毁丸都空桑剧变后，落户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的凤鸟氏、青鸟氏等，曾为“操蛇之神”，负责监管蛇图腾部族治理水患。《愚公移山》故事中，操蛇之神命夸蛇氏二子负山而去，记载的正是华夏先民劈山泄壅的豪迈壮举。

少昊阳鸟族群，振翅九洲，羽覆四海，以太阳神的名义缔造辉煌！《山海经》及古籍佚文记载的鸟图腾古族，遍布中国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直至北美洲、东南亚地区，播迁褒远，是中华五帝分布最广的古代民族。依据典藉佚文详考，以颛顼“下都”红山文化为时空节点，距今5485±110年左右，爆发了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列子·汤问篇》：“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移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这里，记载着一段埋藏数千年、让时人难以接受的历史悲剧。《淮南子·俶真训》：“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论衡·命义篇》：“历阳之都，男女俱死”。古人说“凤凰涅盘”、杜鹃为“优昙宝树”，并非仅是神话传奇，而是指丸都历阳水火之劫，天地六宗畤坛塌陷，大人之国精英蒙难。古籍记载的颛顼与共工之战，同6500年前的炎黄蚩尤大战一样，都造成了东夷古国千年史乘断代。史前时期各血缘族群间的战争极为惨烈，典籍佚文中描述其惨烈场面：“积血成渊，聚骨如岳”“血流飘杵”“血雨三朝”……，其直接后果导致各古族方国人口锐减，加之自然环境灾害造成古族栖息地萎缩及生存环境遭受破坏，“休养生息”就成为古人类的第一需要，因而衍生了“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等传世神话。根据现代地理学、海浸灾害学、火山灾害学科研成果，并参照《山海经》等典籍轶文综合考论，距今5000多年前东海之隅的长山太白，在共工氏水淹“空桑”百多年后，山峦湖海汇合地白头山火山爆裂式喷发造成严酷自然环境灾害，是否同高山湖水倾泻及海水涌入空桑、造成地壳应力急剧变化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少昊东夷古族东迁，在图们（2处）、敦化（4处）、宁安（2处）、咸镜北道（3处）竖立起“24块石阳鸟展翅图腾柱”，以及镜泊湖地区大量的古城遗墟，却留下了那段悲壮历程的斑斑痕迹。

东夷阳鸟族群在颛顼时代大规模迁徙西部，在后世典籍佚文中也留下了清晰的史料信息。《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参与周成王岐阳大盟会的华夏古族“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北方台有“蛮杨之鸐”“代鸐”，皆为少昊鸐鳸氏及其联姻部族。“鳸”通“鶻”。“鶻”为隼的一种，是草原民族所驯养的一种黄鹰，其嘴部弯曲，有利爪，轻捷善飞，捕食小兽、禽类和鱼等。维吾尔先民“回纥”又名“回鶻”，以古族图腾为族名。《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回纥军士“所戴头盔的两翼犹如鹰的双翅飞”，这些都是回鶻人崇鸟的表现。古代突厥人崇拜神狼又多崇拜鸟，《乌古斯汗传》记述了乌古斯诸子24个氏族，以鸟为图腾的就有20个。丁零在中原商周时期亦被认为是“鸐”或“狄”。《尚书·禹贡》曰：“羽吠、夏狄。”史书中有赤狄、白狄之分。“狄”通“鸐”，声训字，这里的“白狄”，应指同印欧白种的突厥或东伊朗语族联姻氏族。阿尔泰草原部落诸多的鸟崇拜图腾异化现象，透露出迁徙西部的阳鸟氏族曾与印欧白种联姻。譬如，维吾尔人崇拜天鹅、燕子、猫头鹰等鸟类，应当是来自联姻氏族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此外，少昊阳鸟族群主管军事的鴡鸠氏，专司刑律“训鸟兽”的鷞鸠氏，《南山经》“见则大兴土木”的鹒雉氏、鶒鳸氏，以及凫鳸氏、鹥鳸氏、鹭鳸氏，其图腾影像都出现在《诗经》雅、颂之辞。少昊“五凤族”以杜鹃为部族图腾的伯赵氏现身巴蜀，史称“杜鹃造万年历”。孔雀图腾的青鸟氏迁徙西部建立方国，《王会解》做“方人为孔鸟”，其后人即今云南纳西族。而世代承袭司天历正之官的凤鸟氏，曾出现在昆仑之丘和北维太一坛。《吕氏春秋·古乐》记：帝喾“因令凤鸟、天鸐舞之”，这段文史说明自帝喾年代起，凤鸟氏、鸐鳸氏就是“北维”祭天巫族。

从原始酋邦社会到中原一统封建王朝，阳鸟族群谱写出一幕幕绚丽的历史篇章——玄鸟氏兴商，鳲鸠氏兴周，凫鹥氏兴蜀，鷞鸠氏兴秦。秦王朝“主少昊之神，祀白帝”，兼并六合，统一中国。著名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说：“少昊之后立国者，可谓群星灿烂。”历史上，长白山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族源多为少昊高阳联姻族裔，他们亦曾谱写出光耀千古的灿烂史篇。著名史学家朱学渊博士在《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中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商革夏命，周代殷政，春秋无义，战国纷争。史籍有载，殷初3000国，周初170余国，战国后期中原仅余7国。秦王扫六合，6国死亡人口达60—80％。在这种残酷的兼并战争状况下，坚持传统、不屈不挠的中原列国王族，迁栖四隅是很正常的事情。现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昔日多为中原王族。三苗、九黎为蚩尤龙族正统，匈奴、鲜卑皆称黄帝族裔，北方夫余王族自谓“亡人”，“句骊夷蛮”栖身辽东和朝鲜半岛，以及后世满洲族的龙凤崇拜，这或许都是些合理的证据。春秋战国至秦朝末年，少昊玄冥族裔的中原灭国王族，多迁徙辽东及朝鲜半岛，有称“隹夷”。“隹”，《辞源》作：“短尾鸟总称。”后来演变成其意美善的“佳氏”。笔者详考，《皇朗通志·氏族略》所载满洲姓氏646、又记外谱22姓中，有232个汉字姓，其中，直接以汉字姓加“佳氏”者，就有80多个。譬如，虞佳氏、陶佳氏、田佳氏、陈佳氏、傅佳氏、高佳氏、马佳氏、瓜尔佳氏，等等。这些“佳氏”古族，许多曾栖居在豆满江、仆斡水、斡泯水滨海地区，即北沃沮与肃慎族裔接壤及混居之地，亦称东海女真或东海窝集部。这里，也是飞翔型萨满教的发源地，世代传承女神创世的史诗神话。重归东方神州的“凤皇”族裔，历代有称王满朝鲜、句骊夷蛮、虞娄、生女真、建洲女真、满洲。满，始源于陈胡公满、最古老的满洲姓氏——爱满氏，女真旧姓“谙蛮”，汉译“南来的番王”。《满文老档》与诸多满族谱书都记载有“佛满洲”即“陈满洲”。依据古族姓氏及文化传承，可以推论满洲及其先世女真王族，实属少昊高阳联姻族群。这一点可以解释女真人何以倏然崛起灭大辽北宋建立金国，以及清皇太极不承认满洲为珠申（肃慎）族属的东北民族史之谜。

由东夷太极阳鸟文化与北方原始萨满教，数千年融汇衍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多民族和谐的清代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满洲族对中华民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有学者就金代及清朝旌旗冠服、礼仪祭俗，以及宫室建筑等方面研究分析，从中可以明晰地看到，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所承袭的正是古东夷太极阳鸟文化的真谛。金国皇帝冬至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同祀日月星辰、五方帝，并以“神禖”祭祀青帝、伏羲氏、女娲氏、皇娥、简狄。生女真围猎出征，以七曜二十八宿为帜。满洲三角军旗刺绣的“腾升之龙”，古代蕴涵为太一神的先锋旗，张扬着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龙族精神。满洲八旗以黄、白、红、蓝（玄）为帜，“五行”缺“青”，正是基于女真人以东方为尊，奉祀青帝、伏羲之缘由。后金、大清皆以凤凰为祥瑞，宫殿最高建筑是“凤凰楼”和“五凤楼”，努尔哈赤剑首纹饰以及康熙御用松花砚浮雕皆为“对头双风”，清代祀天祭祖礼俗，是春秋陈国“宛丘之道”“鵻礼”“女主家祭”“其俗巫鬼”的翻版；清代官员的“顶戴花翎”，为天齐榑桑周天准绳形制，冠顶东珠花翎合成太阳鸟，康熙、乾隆皇冠上的9颗东珠，象征着榑桑9日聚顶的无上权威；各级官吏鸟图腾服饰及宫廷隆庆舞、扬烈舞，与《夏书·益稷》舜帝和夔所描述的类同，而有别于中原历代官员服饰与宫廷舞……。金熙宗迁都建设燕京城，清代康熙、乾隆两朝，重建已焚毁的明代皇宫，以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设计建造的北京城、故宫三大殿，在东南“阳天丙方”重建的天坛、皇穹宇、大祀殿，包括“八卦造盛京”的沈阳宫殿，处处都展现着东方文明的至高境界。满族及其先民祭“索罗杆”，即准绳四索罗网之天杆，子孙绳结锁源自罔罟诸離，都是古东夷榑桑文化的延续，拜天圜殿和坤宁宫呼唤“昊苍”的虔诚祷告，交响着东方句芒凤鸣龙吟般的天籁之音，这种跨越数千年历史时空的文化基因传承，乃是满洲族“大中华”光宗耀祖的精神本源。

中华阳鸟图腾古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开拓进取的史前东方族群。少昊全面继承太昊的太阳文化，在飞翔的驱体内融入了太阳精魂。《尔雅·释天》云：“日名耀灵，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鸟”。“日者，阳之主也”“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浏览北方萨满文化发展的演化进程，处处都渗透着阳鸟文化的意念和影像。萨满自喻为神鹰的化身，其灵魂凭借鹰鸷的翅膀自由飞翔多层天穹和灵魂世界。满—通古斯古族萨满，普遍用鸟羽装饰或用各种彩色布片精心绣制如羽毛叠成的萨满神衣，飞转起来，犹如雄鹰展翅。它向世人展示，鹰鸷，是腾飞九天的精灵，是不屈不挠的象征，是东方崇日民族之精魂。鹰鸷与凡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目光远大和坚韧不拔。同样是向华夏民族的融合回归，他们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浏览中华史册，无论是东夷、东北夷的古代民族，都认同“中国”为正朔。凤鸣九皋，龙游四海，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东夷阳鸟族裔大都生活在中华温暖的大家庭中。所以说，了解古代东夷民族太极阳鸟文化及其历史渊源，才能够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领悟与感知，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历史责任感。

根据多学科系统集成的研究成果及假说，探析华夏社会史前文明的历史性大变迁。

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科研成果显示，距今8500～3000年前后全新世的大暖期，是新石器古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但是，这一期间也曾出现气候剧烈波动时期。其中，距今4800～4200年间的“小冰期”降温事件影响巨大。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等人使用环境演化高分辨率分析（10～100年时间尺度）的方法研究全新世古环境时提出，在距今4800～4200年间有一次降温事件，剧烈的气候异常导致了古文化的变迁。他认为，蒙、辽、冀地区繁盛的红山文化突然衰落和小河沿文化发展的低谷可能与这一降温事件有关，也应征了降温时间的存在。笔者认为，白头山火山大爆发瞬间定向喷射出超级能量流穿透同温层，其力矢足使地球局部空间扭曲导致自转轴偏移给东亚地区带来火山酷暑及随后的“小冰期”。正是这一时期严酷的自然环境灾变，迫使东夷民族选择大规模、远距离迁徙，这也是中华太古文明播及整个北半球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天文训》载：“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中国第一部天文历法称作“太白历”，是以观象纪历地舆命名，即今东北长白山。所谓“玛雅零年”，如同中国最古老的“太白历”，仅仅是指历法系统的开端。《诗经·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截”，即“九重差截顶通天塔”，源出榑桑罔罟形制，盖有鲜明的中国印。笔者认为，商人三世祖相土率部族远跋东方大陆，穿越白令海峡，安营史前美洲大陆。公元前3千年，美洲第一座通天塔落成举行祭天大典，即为美洲“殷”地安先民编年史纪元。此说明长白山地区拓荒先民已于火山地震前兆期开始迁徙，而通过西太平洋的黑潮暖流或越海跨岛长途跋涉安全转移，无疑是一项规模宏大、费时旷久的宏伟工程。但就事物的因果性及先后秩序而言，史前东夷拓荒先民迁徙美洲开疆拓域颁布历法元年（以及同时期出现的“两河”文明），必然晚于白头山主火山爆发的日子。史籍考证，中华民族的先行者确实把“榑桑国”载入《天下图》，还把新大陆地理地貌记录于《山海经》。《东山经》记载有四条山列，首列12山，3600里，二列17山，6640里，三列9山，6900里，四列8山，1723里，总共46座山，行经18860里。美国学者亨丽埃特·墨茨博士，专门研究中国上古奇书《山海经》，按经考察，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罗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客斯客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脉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她将这一考察结果撰著成书，书名《PALE INK》，中文译名《褪了色的墨迹》。墨茨博士在书的后面写道：“对于在四千年前已经踏着白雪皑皑的山顶和峻峭的山峰而徒步考察的无畏的中国人的后面，我们所能做的，首先要向他们顶礼膜拜，鞠躬致敬。”

远古东夷部族远距离迁徙的历史性推论，得到了体质人类学的考古验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8 具殷商王族墓葬头骨。整组头骨特点：比较粗壮，有较低的颅，很宽的面，前额比较后斜，鼻根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报告中称，这些特征与北亚、北极地区的一些典型蒙古人种头骨上的同类体质特征比较相似，而与史前华北人有着较大差异。用“平均组差均方根值法”计算对比，发现这些头骨与贝加尔湖新石器组和西部布里亚特组接近。这一区域地处亚欧大草原东段、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今属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这里，不仅是北亚高纬度寒冷地区比较适于人类栖居的少数地区之一，也是亚欧大草原青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公元前1200～700年的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与殷商时代相同或类似的青铜文物。这些都表明归属东夷少昊族群的商人部落曾长时期栖居于北亚地区，先公时期的玄鸟氏族庞大的武装商队应为亚欧（彩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商王亥首创用特产名贵贝壳作为商品流通货币，因而被称之为“商人”则属名副其实。此外，三星堆出土青铜面具的亚欧白种颜面特征及其文物年代考证，揭示这些青铜祭祀礼器来自殷商鹿台神庙，尽管这些面具所代表的古人都有着亚欧白种的颜面特征，但图腾血脉及世代传承的祖根文化。这或许正是国内外学者对小屯文化与仰韶文化考古学上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所导致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特别是殷商文明源流争讼难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徜徉于同一历史时空，西部阳鸟部族和羌族或迁徙西域草原，或沿“横断山民族走廊”进入蜀地，颛顼四世孙、大夏酋领陆终，带领轩辕六族远跋阿尔泰（昆仑之阴），栖居于伊犁河、阿姆河、锡尔河、叶尼塞河流域，曾与印欧白种鬼方氏联姻，蚩尤三苗九黎遗民，则迁徙长江以南，开创了良渚文明的新纪元。而那些沿着亚欧草原和伊朗大沙漠远跋中亚、西亚，并同东伊朗语系民族联姻的华夏氏族，则将文明的火炬传递到美索不达米亚、里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国外专家推算的“玛雅零年”，与苏美尔文明、良渚文明、米努辛斯克早期文明，以及延续2000多年的河姆渡文明突然消失与仰韶文化晚期文明形成断代，都集中在距今5300年～5000年之间的“历史时间之窗”。这些异地同源史前文明形态与同时期的大概率事件，即全球海水大回潮时期长白山火山大爆发导致生存危机，迫使华夏古族大规模迁徙远离“生物灭绝圈”，进而将神秘玄奥的中华太古文明远播异域。东方文化印痕鲜明的神权政治、祭祀巫术、太阳历法、几何算学、象形文字、慢轮制陶、金银加工，以及“勾股法”方锥体阶梯式通天塔宏伟建筑，同一时期出现在东西两半球的西亚及中美洲，创造了炫丽辉煌的世界古文明奇迹，这无疑是值得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反之，地域气候变暖及自然环境的改变，也是华夏古族回归的最重要原因。法国古生态学家亚历克斯·切普斯托·拉斯提博士说：“温暖期是一个文明实现扩张的完美孵化器”。距今4200年东亚地区气候开始变暖，加之西亚亚述帝国崛起四处攻陷城邦，使迁徙异域的华夏血缘部族选择“回归”，沿着亚欧草原蔓延数千公里的“鹿石”带，奔向神州故土，重建华夏酋邦社会，再次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火种。从美索不达米亚、黑海和里海沿岸，到中亚、蒙古广漠草原，那一尊尊面东矗立、气势恢宏的“鹿石”，目睹并见证了“千年走一回”的华夏亘古传奇。考古学家在荒原深处发现的切木尔切克墓葬群，有5 尊石人立于墓的东面，由南向北，一字排开，中间的石人双手抱于胸前，可依稀辨别出其右手握着一把镰刀，他的左边是一个女性石人（其他4尊石人的嘴唇上都刻画有胡须，唯独这尊没有）。遗迹出现手握镰刀和女性石人，表明是一处古代农耕民族墓葬。据考证这一遗迹属于卡拉苏克文化的范畴，比突厥人生活的隋唐时代至少要早上千年，故不可能是后期的突厥石人遗存。中国西部罗布沙漠“小河墓地”出土的一具女尸，被考古界称为“小河公主”。这位睡卧了3800年的女子，身着腰衣，牛皮筒靴，羊毛毡帽上斜插着一根羽毛，薄唇轻抿、玉齿微露，仿佛露出神秘的微笑……，也有人称她“微笑公主”。就体质人类学分析，这具女尸额骨较高，眼窝深陷，鼻子尖而高，嘴唇薄且细长，毛色呈棕色……有着欧罗巴人种的典型特征。而来自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揭示：“小河公主”并非此前诸多专家所称的单一欧罗巴人种，在遗传学上更倾向于东亚人种。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周慧等国内专家学者，参与了小河墓地古尸的挖掘和采样，并将约80例样本带回实验室做DNA鉴定。周慧说：“学界一种普遍观点是，距今40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有欧罗巴人种到了那里，东方人到那里则是汉代以后的事。但我们做基因研究发现，这些人具有明显的东方谱系，在早期的小河墓地古尸个体当中，平均占71%左右。”周慧的学生李春香说，“确切地说，这一东方谱系起源地，是在中国北方到贝加尔湖的广大范围内。” 科学家推测，小河早期人群很可能与南西伯利亚青铜时期的人群有密切的关系。混合最初发生地可能在南西伯利亚的某一个地区，向西运动的亚洲人与向东运动的欧洲人相遇，并与他们发生了通婚。1980年，中国新疆考古队在孔雀河下游铁板河一带曾发掘出土的一具女性干尸，人称“楼兰美女”，从装束到外表，与“小河公主”如出一辙。按照考古学家朱泓的说法，3800多岁的“楼兰美女”，显然不属于后期的楼兰人，而是与“小河公主”同一时期的邻人。依照国内外考古界这一新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大名鼎鼎的“楼兰美女”亦应归属于亚欧混血人种。

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间，历劫长白山超级火山巨变和长达千年的火山酷暑及异常降温的“小冰期”之后，外迁异域的华夏部族重返神州大地，“千年史承断代”的华夏酋邦社会，进入了最终战胜大洪水的尧舜禹时代。“陶寺”遗址即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夏文明的考古学证明。《山海经》是一部记录神州地理人文面貌的上古奇书，亦将火山浩劫造成的灾难凝聚成文字描述。其中，由尧、舜祭祀礼官伯益始作的四部《山经》记载山志250座，“无草木”之山74座，接近1/3；到了大禹时代的《中山经》，记载山志197座（减少了东瀛三岛及美洲山列），“无草木”之山18座，还不到1/10，从中透视出华夏先民改天换地的宏伟业绩。五部《山经》中，飓风海啸过后山体裸露的“多金玉”之山，比比皆是，亦表明海浸、火山造成的双重自然环境灾害，历经千年之后仍未能完全得以恢复，这从另一个层面验证了长白山超级火山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劫变的恶化程度。从另一方面考论，火山灾害造成的山体崩塌矿藏裸露，为拓荒先民提供了大量天然的金、玉、铜、水晶、黑曜石（火山玻璃）等珍稀资源和生产工具，直接促进了金属冶炼与青铜金银玉器的雕铸加工，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青铜文明的辉煌时代。

火山，是自然界最伟大、最壮观的现象。地球内部的巨大热能通过火山得以释放，在6.3亿年前将冰雪覆盖的地球从死亡魔爪中拯救出来，成为孕育宇宙生命之光的推动力。位于东非大裂谷，海拔2878米的伦盖火山（马赛语意为“神山”），是世界上惟一喷发碳酸盐岩的活火山，周边肥沃的火山灰土壤形成的齐回洛草原，鲜花怒放，五彩缤纷，生物物种多样，被誉为“上帝的花园”。由此可见，火山，作为炽热地心的窗口，释放的是能量，冷却后是宝藏，成为大自然对人类的另一种馈赠。超级火山的活跃爆发，毁灭了万物生灵，成就了人类的未来——辽阔的平原、肥沃的土壤，还有埋藏地下的煤炭、石油，其主要成因都归于“超级火山喷发说”。人类从仅仅依靠大河泛滥之后的低洼地种植农作物，到耕耘于肥沃火山土壤积淀而成的平原和盆地，将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人玄奥神奇的“五行”学说认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水火本是无情物，化作沃泥更护花。当现代人用远古生物质凝聚的太阳能点亮城市，点亮乡村，点亮现代社会文明之光，努力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我们对火山敬畏之余也理应抱有一种感恩的平衡心态。毋庸置疑，超级火山集破坏与创造于一体，在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开创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新生与繁荣。

东夷古族如何迁徙美洲大陆的？

《山海经》中有关于北极光的详细描述。《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竭。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意思是说，烛龙是一条赤色的巨蛇，它不吃不喝，也不呼吸。它终日矗立在云中。当它睁开眼睛的时候，北方黑暗的长夜就被照亮，当它闭上眼睛的时候，天空就长夜不明。有学者研究认为，“烛龙”存在于北极地区。它不是指任何具体的动物，而是指北极之光。《淮南子》有关地形的章节，《吕氏春秋.有始览》也都有关于北极的描述。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商周骨器中，多猛犸象牙具，此物出西伯利亚。中国商周时代青铜器与西伯利亚及卡拉苏克草原文化多有相似性。”从考古发掘上看，我国远古时期的居民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就已经进入到西伯利亚以北地区，并且远渡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有关“烛龙”的神话传说，应该是这一行程的真实记录，只不过当时人类的词汇量有限，表词达意不可能十分清晰。 《山海经》中还记有北上大军领军人物的名字。《大荒北经》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 值得重视的是，《山海经》中记载的这位“强良”，在印地安古神话中也隐约可见。印地安人最尊崇的老一辈众神中为首的有三人，其中之一名叫“沃拉冈”。其与“强良”在读音和年代上都十分接近，同是两个最为古老的大神，又都居住在白令海峡两岸，这两个名字之间应该有某种渊源。 美洲很多原始部落是以各类飞鸟为图腾的，这也是一条重要线索。因为图腾从根本上讲，就是原始人类认祖归宗的标识。不属于阳鸟部落的民族，就不会崇拜阳鸟部落的图腾。 从地理上看，在东亚大陆的北方，至少要到鄂霍次克海岸时，海水才能“北注”。“凤鸟”与“龙蛇“都是东夷古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前面已经说过，凡东北地区的原始人类都是在以往不同时期从华北地区迁徙而来的。所以那里的部落首领才有一个叫“强良”中国的名字。“强良”就是神农部落北上大军的领军人物。 考古在北纬50度以北的满洲里发现了距今1.15万年的陶片。陶片与中原地区的陶器极为相似。这说明华北人曾经不间断地向东北地区运动，从几十万年前就已开始，到神农时代就更为活跃。由于受华北地区农耕文化的影响，人类向北推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史前考古发现。 目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大约是于距今1.3-1.2万年时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他们属于东方蒙古人种。 白令海峡是上古人类徒步进入美洲的惟一通路。白令海峡现在的海水深度为42米，在1.2万年以前的冰期期间，它曾经多次成为干涸的陆桥。但自距今1.2万年起，它就成为目前的状况，成为古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这就为人类进入美洲定下了一个可靠的时间表。 在此之前，东方人早在4万年前就已进入美洲，以后又不断分批进入美洲。一般而论，只要华北地区出现一次大的文化进步，就会推动一拨新人进入美洲。 距今1.3-1.1万年时，在中美洲地区曾经出现“大兽猎人”文化，这种文化应是更早就到达美洲的游牧民族创造的。但是到距今1.1-0.8万年时，这种文化突然发生变化；被另一种技术风格和东亚，东北亚同类制品相一致的细石器文化传统所取代。说明在这一时期，美洲大陆进来了一批新人，他们有新文化意识。 距今约8000年时，中美洲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农业。从时间上看，“大兽猎人”文化应该是被有农业意识的人所取代的，而这些人又只能来自白令海峡。他们自白令海峡南下，由最初的一个或几个“胞族”逐步发展，待南下至中美洲形成气候时，大约需要2-3千年，并随即取代了“大兽猎人”文化，适时进行了农业开发。 农耕文化出现在中美洲的时间，刚好是于1.2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的东方人南下至中美洲时所必须花在路程上时间和人口增殖时间。此后，农业并没有如期在美洲地区发展起来；或是因为狩猎经济更为可靠、方便，或是因为培育种子需要时间，或是因为到达美洲的人农业意识过于原始。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美洲人能否独立发明农业呢？偶然因素虽然不能否定，但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因为在美洲出现农业之前，美洲和东亚之间已经建立了陆桥关系。 同样与世隔绝的大洋洲诸岛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是在先有与外界的联系而后才有农业的。澳洲人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会种地，是那些远方来的人教的。可见农业是不传不知，不教不会的。澳洲人与美洲人的智力水平大体相当，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年代也大体一致；两地的不同点是与外界的联系有先有后，而且两地农业文化的出现，都晚于其与外界联系的建立，这就证明了文化的传播性。 传播并不排斥再创造和再发展，农业传到美洲之后，那里的人们率先培育传播玉米作物；因而美洲印第安人崇拜玉米女神，但美洲民族并没有发明农业的大神。看来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祖先们早就分得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我们今天来争论。 如果说1.2万年时白令海峡就阻断了亚洲与美洲的通道，那么最后一批进入美洲的人就必须在1.2万年之前进入美洲。如果说1.2万年前进入美洲的人就已有了农耕意识，那么当时白令海峡两岸的人就应该都有这个意识。而当时白令海峡两岸的人都来自华北、东北，传说也已明确北上部落以凤鸟为图腾。因此证明东夷人应该比美洲人更早一步具有农耕意识。

同样在东夷古族后裔殷商考古和历史文献中也能找到清晰答案——

东夷古族后裔殷商东移，也是一次震撼古今的民族大迁移。中国古代的鸟图腾民族，大多栖息于沿海江泽地带，造舟航渡是他们谋生的本领。商人能造海船并以璇玑定位，远航马来岛屿，捕捉大型海龟和鲸鱼。海船可沿内河航道直抵殷都。然而，对于十几万人和必备的生活物资来说，再庞大的船队毕竟装载有限。殷人可伐尽涕竹编竹筏越过渤海湾，却不可能用涕竹筏冒险越洋，尚且海船如驶入北太平洋海流，因常年西风带将无法回航，殷人每年只能组织部分族人泛海东渡。鉴于古朝鲜半岛生活资源有限，他们沿着少昊之国东移留下的“二十四块石”图腾路标，转向商民族的发源地、东方神州瀛壶咸境的北沃沮（应为“斡砠”，积石祭天坛），依水栖居，农耕渔猎，到了“黑潮暖流”季节，定期由海船将族人运往北海道或堪察加半岛，沿着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这条镶嵌在北太平洋的金项链（印第安氏族祭辞称为“天之浮桥”），就地伐木造舟逐岛跃进，在美洲阿拉斯加海湾或墨西哥湾登陆。这些殷商族人与历史上先后到达美洲的中华人种，成为印地安人祖先和美洲大陆原住民。正如王大有先生所说：“印地安”实为“殷地安”；“印加”帝国实为“殷家”帝国。

那么，十几万殷商军民凭借古代的木帆船远涉重洋迁徙美洲大陆是否能够顺利抵达彼岸呢？这样的问题确实难以回答。况且，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还不了解何为“黑潮”？何为“暖流”？

打开世界地图，在离日本轻津海峡不远靠近千岛群岛处，赫然标有“黑潮”二字。黑潮是沿着北太平洋西部边缘流动的一股暖流，因它的水质比周围海水更加纯净，水分子散射出的蓝色光波更多，看起来比周围海水颜色更深，呈蓝黑色，所以被称为“黑潮”。查阅资料可知，这条海流宽约100多公里，平均水深400多米，日流速55～150公里，在菲律宾以南形成，途经台湾以东海面北上，继而流向日本岛国以东沿海，汇入常年西风带，然后一直向东流去，因海流带来赤道海区的高温高盐海水，使海水表面温度升高，故称为“暖流”。黑潮暖流航路以北，是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的阿留申群岛，向东则是阿拉斯加海湾和墨西哥湾。

黑潮暖流的存在，使得亚洲和美洲大陆有了一条相互连接的海上公路。船只一旦进入北太平洋上述海域，顺风顺水，可谓“谁言海阔，一帆渡之”。1955年，5个勇敢的台湾青年，驾驶一条普通的福建高头平底木帆船，由台湾基隆港出发，先到达日本横滨，随后驶入黑海潮横渡太平洋，用不到两个月航抵美国旧金山，此举曾引起轰动。当年参与这一壮举的周传钧先生说：“姑且不论美洲土著人最早是从亚洲迁移美洲这一人类学普遍认定的事实，以我的经验看，中国古人的船只不被飘到美洲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古时难测台风，只要船被卷入黑海潮，你想不到美洲都不可能。”他又说：“黑海潮如同陆地河道，在洋面清晰可见，流速平稳，且一路海鸥飞翔，海豹伴行，沿途多雨，证明古人航行并不愁食物和淡水。何况，我们不到两个月就从横滨漂到旧金山，时间并不长”（1974年，维也纳人类学家库喏·克躇伯尔等8人仿照广州出土的1世纪陶船模型，建造了一艘中国式的木船——“太极号”，船长12米多，张挂着一副用灯芯草织成的大帆，有香港启航，沿着日本海岸向东北顺流漂到了美洲的阿拉斯力口）。

从保留的当年的珍贵照片看，周传钧等人漂渡太平洋的旧式木帆船，是那么的简陋，那么的普通，却又如此伟岸与不凡！感叹与钦佩之余，让人们胸中升腾起异样的激动与豪气。

南美洲玉米博物馆（选自百度网）

从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发展史的轴线已经延伸到1万多年前。中国的水稻农业1万多年前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见于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浦江上山和义乌桥头等遗址，距今9000年后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距今6000年后向华南、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扩散。中国的黍、粟旱作农业1万多年前发源于华北地区，最早见于北京东胡林等遗址，距今8000多年后扩散到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大部地区，距今5000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登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4000多年到达新疆地区。可以说，距今8000年后“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后黄河、长江流域已经以农业为主。距今4000多年后从西方传入了小麦，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五谷加上猪、牛、羊等家畜以及中草药，为中华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基本的健康保证，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准备了良好条件。

相对定居是农业的前提，农业发展反过来促进定居和房屋建设。中国在大约1万年前，已经在上山文化中出现斧、锛、凿等磨制的木工工具，主要用于加工建造榫卯木结构房屋建筑，开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稳定农业发展也为易碎陶器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虽然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陶器已有2万年的历史，但陶器种类增多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活用器，主要是在大约距今1万年农业出现以后，中国成为史前时期世界上陶器最发达的地区，并在后来发展为陶瓷大国。

黑色的土地养育了黄皮肤的华夏先民，他们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在长白山地区的土地上种出了金色的玉米，长白山更是“太白历——观天测影，校正四季农时，发展大洪水后农耕文明的重要高地”。但他们因为长白山火山的大爆发，《山海经》记载朝鲜为“天毒之国”，显然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形成了“死亡灭绝圈”，游牧民族往北往南大迁徙，有的到达了非洲，在古埃及考古中得到支持，农耕古族拓荒只能大规模远距离迁徙，到北美和西亚谋生路。当时的轩辕古族就是迁徙到天山地域与鬼国联姻形成了肋生神话和原始萨满教信仰。

正是东夷古族被迫离开死亡灭绝地带，仓皇逃亡寻找安全的乐土，他们携带祖先们留下的玉米、谷子、花生、向日葵、烟草等种子，向着未知的远方大陆逃亡……

委内瑞拉学者研究证明：武王伐纣是在春天。季风正好向东北。到达阿拉斯加一带时，风向正好又改向东南，这就为去中、南美洲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极为可能的，因为我国在商代就有了海上的丝稠之路。海外贸易已有相当规模，而从那时的海运条件看来，这并不是虚妄之谈。在中美洲海岸发现的石碇（石制的船锚)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那种石质只有中国沿海和台湾才有。这又一次证明:我国台湾的阿美人，自然可以成为南美洲的亚诺玛米人的。中国人历来有驯化禽兽的本领。南美洲的驼鸟是印第安人带去的。中国种植技术最早，而印第安人“一到达美洲，便马上种植玉米、马铃薯、番茄、向日葵和金鸡纳树”(见《辞海》条目)。这并不是一种偶合。马铃薯原产于我国。《诗经·七月》“四月秀葽” 中所说的“葽”就是马铃薯。因为:（1)《郑笔》:“要，草也。”就是说它是草本的，(2)毛注:“不荣而实谓之秀”， 是说没等花盛开就有了果实; (3)象形，中国的土豆形状像肾脏，所以叫“要”。古时“要”与“腰”通， (4)岁中“物之始成者”。四月成熟。在所有农作物中最早。这几个条件。只有马铃薯才合格，其它农作物，就望尘莫及了。玉米、向日葵和金鸡纳树，都是我国北方东夷古族的常见植物，他们通过路桥将种子带往北美半岛。这自然就要由亚洲北部的居民捷足先登了。

经中外学者研究普遍认为，美洲的第一批发现者来自亚洲，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跨过了远古时代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陆桥，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印第安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文明核心区，一个是中部美洲文化区，一般位于墨西哥中部、南部以及与之毗邻的中美洲各国印第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后来形成了著名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另一个是安第斯文明，一般位于安第斯山脉中部高原和太平洋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后来形成了莫奇卡文明和印加文明。这些文明在渔猎、农业、手工艺、宗教、科学、建筑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成就。玛雅人的智慧、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印加人的管理能力对拉丁美洲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土著印第安居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文化传统方面又有共同的特点。在他们那里，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根深蒂固，许多世纪前的神话传说、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关于死亡的看法，他们认为生活与死没有绝对界限，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生命可以在蝉变中延伸，亡灵也有情感，也有听、说、忆、思的能力。

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主要开创人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品《玉米人》堪称艺术精品，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危地马拉土著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并以此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危地马拉社会的广阔的生活领域。印第安人与土生白人因为种植玉米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印第安人种植玉米是为了糊口和生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玉米是由人变化而成，同时人靠食用玉米而生存。而土生白人却并不这么想，他们种植玉米是为了牟取暴利。为此，以加斯帕尔•伊龙酋长为首的印第安人同白人势力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玉米的起源与种植

玉米（籽实如玉），在我国有多种称谓：番麦（福建）、包谷（皮包之谷）、包谷棒（穗如棒状）、包米（皮包之米）、珍珠米（粒如珍珠）、棒子（河北）、玉蜀黍（川鄂）、粟米（两广）、玉茭（晋豫）、芦谷（安徽）、芦苞（吴越），暹罗米（东北）、苞芦、玉蜀、玉茭黍、大蜀黍、玉菱、玉麦、稀麦、玉高粱、御米、苞米、棒子、玉茭子、玉豆、六谷、芦黍、红颜麦、薏米包，金豆，玉谷，粑粑等上百种名称等等，光看这样式繁多的中文名，就知道玉米广受国内各个地区百姓的爱戴。玉米在英文中被称为maize或corn，我们都知道corn更多是美国人的叫法，而maize这个更普遍的英文称呼来自于西班牙语maíz，该西语词汇则来源于中美洲加勒比海群岛生活的Taíno人对玉米的称谓mahiz，15世纪末到达加勒比群岛的西班牙殖民者继续沿用了当时土著Taíno人对玉米的称呼。但是，目前最早的玉米发现地却并不起源于加勒比地区，而是在同为中美洲的墨西哥南部地区。

得益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考古研究告诉我们，玉米来源于一种名为teosinte（Zea mays ssp，parviglumis）的一年生野草（从其拉丁名可以看出它与玉米同属同种，只是分属不同亚种），中文有时翻译为类蜀黍，最早驯化于墨西哥南部的Balsas河流域，距今已有9000年左右。　　在目前，较之其他研究方法，基因考古在玉米起源上的研究可谓最为直接、高效并令人信服的了。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基因考古是如何得出玉米起源的这些关键信息的，也就是关于玉米起源的祖本、时间和地点是怎么确定的？对于玉米祖本的找寻，其中一条重要证据来自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学者证实了该parviglumis亚种的类蜀黍（也可见翻译为小颖大刍草亚种），拥有着与现代玉米几乎一致的同工酶，并且这种野草是惟一同全部现代玉米基因具有足够相似性的亚种。通过与植物体遗传变异紧密相关的同工酶和基因相似性的双重确认，这种类蜀黍成功击败其他竞争者，成为玉米的起源祖本。　　关于驯化地点的推断则是因为在Balsas河流域，类蜀黍的基因多样性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并且parviglumis亚种的类蜀黍也分布于该流域地区，同时存在基因种类的多样性和直接祖本的自然分布，Balsas河谷成为最有可能的玉米起源地。　　起源时间上，根据基因突变的周期性规律，学者的研究显示玉米最早的驯化可以卡在距今5689年到距今13093年，如果我们取个中间点的话，时间大致在距今9000年上下。最早的玉米遗存发现在距今6230年前墨西哥Oaxaca谷地的Guila Naquitz山洞，如果按照基因考古学家推测从完全野生的teosinte到栽培的玉米，驯化时间大概要经历3000年左右，我们同样也可以推测玉米驯化的起始时间大致在距今9000年左右。　　我们知道基因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生植物，如果真要把玉米起源那点事儿说明白了，必须还得依靠植物考古学的证据，即从出土的植物遗存下手。目前，植物考古研究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大致的分为大植物遗存研究（多为肉眼可见的种子、坚果等）和微植物遗存的研究。

Guila Naquitz山洞里的发掘（图片引自百度网）　　虽然玉米大植物遗存的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形态特征方面的细节，也可以用来直接测年，但毕竟最早玉米的发现距离之前基因考古研究得出的驯化时间都晚了接近3000年。这巨大的时间鸿沟在一些学者眼中，可以通过微植物遗存的发现来填补。玉米的微植物遗存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玉米遗存中无法用肉眼观测到的植物植硅体和淀粉粒。　　近年，美国著名的微体植物考古学权威Piperno教授测定，最早的玉米植硅体和淀粉粒可以追溯到距今8700年前，这就和基因考古玉米得出的玉米起源时间非常接近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微体玉米遗存的发现地点也在Balsas河流域，具体位于其中部Guerrero地区的Xihuatoxtla岩厦。不同于发现玉米大植物遗存的一系列山洞位于半干旱的高地地区，Xihuatoxtla岩厦所在位置气候上属于季节性热带雨林，这种湿热的埋藏环境极不利于大植物遗存的保存，迄今在该区域的考古工作也非常有限，这就更加凸显了这些微体遗存在探索玉米起源问题上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早微体玉米的年代测定并不来自于玉米本身，而是由位于同一层位的木炭测年得到的，缺少直接测年证据使得这一发现的可信度有所影响。更加容易引起人们怀疑的是，作为发现最早玉米植物遗存的遗址，却毫无玉米祖本类蜀黍的踪迹，这似乎和一般所理解的作物栽培最早阶段的认识有所背离。　　关于玉米起源，目前的三种研究手段都给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贡献：基因考古研究一针见血、不容置喙的指出了起源时间、地点和祖本，但却留下了大量空白需要植物考古学材料的填补，大植物遗存的材料可信、生动且信息量丰富，但起源时间上却和所谓的基因推测时间有明显的差距，微植物遗存及时的出现在玉米起源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区域，似乎可以完美解释前两种研究方法在结果上的分歧，却因为本身年代测定和考古学背景的硬伤而饱受争议。那么玉米是起源南美？由东夷古族后裔印第安人带回故土？还是东夷古族携带种子，在南美种植传播？通过考古检测应该属于后者，更宁人信服。[1]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海中鱼。大荒之中，有人名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樛杨是食。芑苣:读yi ju芑,应为玉茭。郭璞注为“黑黍”不准确。但既为黍，即玉蜀黍，玉米古别称。樛杨：如是树木，既不可食，不属粮食，固不成立，属误刊。按：木旁应为禾旁，即穋秪，郭璞注：似稗草布地生，秽草也。但在《尔雅·翼》中则曰：秪有米而细，并不是秽草，应是小米。可见上古黍米在我国极其普遍。玉米也非近代传入，至少8000年已有玉米食之；可称为“穷桑八千黍”，玉蜀黍也。[2]

当我们翻开《辞海》，在印第安人的条目下，明晃晃地写着:“印第安人——到达美洲，就开始种植玉米、向日葵、马铃薯、西红柿、金鸡纳树等……”。很显然，这种条目是从外国抄来的，类似条目在其它百科全书中也有所见，这说明西方人对此本已十分清楚。那么印第安人的这些作物的种籽是从哪里带去的呢?答案也已十分清楚从中国。因为现已查明，印第安人是古代中国的移民。[3]关于玉米的栽培在我国古代文献《诗经》《齐民要素》《三字经》中均有描述和记载：“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三字经》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文法，列举出了我国百姓赖以生存的六种粮食，其中，黍，也是玉米的古称。

1990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考古学家发现了汉景帝阳陵，由于时间久远，这里早已被盗墓者光顾过了。经过考古学家抢救式的挖掘，还是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制品。并且阳陵的真面目也慢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个巨大的墓坑，分为南北两大区，其中共有十四行，二十四个俑坑之多，里面最多的是一种陶俑，这种陶俑和秦兵马俑不同，它们大都为裸体男俑，臂阔腰圆，专家猜测这是为了帮助皇帝镇压地下的阴暗邪气。此外，阳陵中还出土了许多生活器物，从金属到丝织用品应有尽有。但是要说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发现，埋藏在地下两千年的厚达20公分的粮食,经化验分析为中国北方耐旱作物谷子,糜子,小麦。美国学者判断,还有1颗玉米,11颗小粒花生。考古学家请来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专家，专家们强强联手，对这些种子做了十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最后断定：汉景帝阳陵中发现的各种粮食产物，均来自公元前，也就是说，玉米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这一发现，直接将玉米出现在我国的时间，提早了两千年之久，也对玉米出现在我国的推论，给出了确切的回答。[4]这就推翻了15世纪哥伦布发现南美洲才将玉米、花生传入中国的历史结论。由于江西修水新石器出土过两颗半花生米，因而可以断定，中国是玉米、花生米的原产地之一。[5]

1990年考古发现汉景帝阳陵，并首次发现玉米和花生种籽

五、我国首次发现远古陨石“玉米”图腾实物

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流传至今的古训。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渔猎、采集活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和畜牧业，均代表着不同时期先民食物的来源方式，对人类进化、文明进程与社会发展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运用科技手段对先民食物结构的重建和分析一直是考古学界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在我国红山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里陈列着8000年前的小米。它盛在一个陶罐里，已经碳化成了大地的颜色，与兴隆洼“八千粟”相比，除了颗粒略小，其他别无二致。兴隆洼“八千粟”，是指2001年到2003年之间，考古学家在敖汉旗兴隆沟文化遗址发掘时，发现的1500多粒碳化谷粒，经加拿大、英国专家鉴定后认定，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粟和黍的碳化颗粒标本，为8000年的谷物遗存。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谷物的唯一实证，比中欧地区发现的粟米早2000多年。兴隆洼“八千粟”考古，再一次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印证了全球范围内黍和粟起源于中国北部，距今7600年到8000年间。而且，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代，粟米已经成为兴隆洼先民日常食用的谷物；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粟米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餐桌上的主食，业已沿着草原通道，传播到了欧洲和印度。而玉米的起源是否也来自中国北方红山文化时期，虽然锄形器、铲形器、磨制的石耜等工具比先前明显增多，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植物遗存较少。而且根据古环境研究，温暖湿润的气候结束，降温事件发生，可能会对存在的农业带来影响。兴隆洼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人们食物中的C4类植物（粟或黍、高粱、玉米等）的百分比在60%——80%，比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比例还要高，说明此时的农业经济占有很大的比例。因一直没有直接考古玉米证据，许多专家把目光投放到了南美地区。

玉米(玉蜀黍)的别名很多，有的地方叫玉麦、棒子、包谷，还有玉高粱、包芦、珍珠米、六谷米等不同叫法。传说宋徽宗皇帝曾亲尝过玉米，又博得了“御麦”的美称。过去国内研究者普遍认为玉米的祖籍并不在我国。一般认为，玉米的原产地在南美洲。人们熟知的秘鲁，在印第安语中就有“玉米之仓”的说法。考古学家们曾在墨西哥南部的特万特佩克地峡谷遗迹中，发现有最古老的野生玉米果穗。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队发现了出土的玉米神头像。秘鲁的海岸附近至今还保存有古城遗址，在出土的陶器和建筑物上，嵌有大量的玉米籽粒和果穗图案。分析这些遗迹，考古学家们推测，南美洲最早的原有居民印第安人远在4000--5000年前就开始广泛种植玉米了。那么在此之前，我国是否就有玉米种植技术，一直争议颇多，更没有考古发现和实证报告。但近年红山地区多有玉米（玉石和陨石图腾）在民间发现，引起笔者的重视和多次深入田间考察走访。

王松林收藏的中国北方5100年前的陨石玉米图腾

在辽河畔农民发现的陨铁石玉米图腾，每个重达100公斤，是我国首次发现上古时期的玉米图腾大型陨石图腾雕刻。

8000年前的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都是海浸地域，当时海岸线在今大湘西长沙、蒙古赤峰一线。所以，上古东夷农耕古族神农氏，主要栖居地是长白山周边地区，农作物生产靠的是桑田。

2019年至2020年学者王松林在长白山区域陆续发现多枚属于远古红山时期的陨石玉米图腾，经量子年代鉴定仪和场共振科学仪器检测均在5100年以上。当然，这几枚玉米陨石图腾并不是代表发现最早的玉米“标本”，但它足以证明远古5000年前，我国本土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并作为圣物加以崇拜。

场共振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艺术品年代检测仪器；量子检测仪是由国内工程师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发明的艺术品年代检测仪。目前两部仪器的精准度均在95%以上。之所以有个别不准，是受到检测人员的把握程度和精神状态影响，与仪器的功能无关。

由于两部仪器精准度、性能远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碳十四之上。碳十四检测经常出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误差。而量子和场共振两部仪器精准到具体年份。且碳十四只能检测有机物，对无机物，比如玉石、青铜、陶瓷无能为力，量子和场共振两部仪器涵盖所有人类创造的所有器物和文化遗产实物。2021年3月25日经厦门上古文明研究室专家使用两部仪器同时检测陨石玉米年代，得出数据惊人相符，玉米陨石图腾制作年代均在公元5100年前。

量子与场共振检测陨石玉米图腾数值为：公元前3110±10年

经科学检测，我们由此推断玉米种植技术很早就起源中国东北长白山区域，东夷古族至少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有了玉米种植技术。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发现了玉米，当年就把它带回西班牙。他在航海报告中热情地介绍了玉米这个被印第安人当作自然神来崇拜的作物，他写道: “有一种谷物叫玉米，它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做粉。”从此，玉米渐渐地遍布欧洲。当然不排除南美玉米经过先进技术改良，又回传入我国。从18世纪起，我国玉米栽培开始了有较快的发展。由于玉米能抗旱耐寒，但有薄土即可播种，适应性很强，很快便成了平原地区广为栽培的大田作物。今天，由昔日南美印第安人所培育出来的玉米，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驯化，已成为品质优良，具有丰富营养价值的世界性高产栽培植物，在粮食作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是谷实类饲料的主体，也是我国主要的能量饲料。玉米的适口性好，没有使用限制。据研究测定，每100克玉米含热量196千卡，粗纤维1.2克，蛋白质3.8克，脂肪2.3克，碳水化合物40.2克，另含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等。玉米中含有较多的粗纤维，比精米、精面高4-10倍。其实任何农作物的传播都不是单一的物种传播，大概都经历了与本土环境的融合与认同，甚至伴随着文化与技术的传播，而呈现在这些决定因素之上的表象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流行文化。当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喜欢在电影院吃着爆米花看电影时，谁能想到，考古学家在墨西哥中部的一个蝙蝠洞内，发现了距今5600年前的爆米花，那时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就已经知道把玉米粒放到滚烫的石头上看其爆裂四溅。玉米文化在现代的墨西哥社会依然受到呵护和弘扬。2003年3月，由墨西哥城人民文化博物馆协同全国土著人学会、查平戈大学等单位举办了以“没有玉米，就没有我们国家”为题的展览会。在有关展览的主题说明上这样写到：“玉米是墨西哥文化的根基，是墨西哥的象征，是我们无穷无尽的灵感的源泉。我们创造了玉米，玉米又造就了我们。我们永远在相互的哺育中生活，我们就是玉米人。”[6]谁又能想到六、七千年前，甚至更早时期，是我们的祖先把玉米种子带到了那片土地，开始广泛种植玉米，以玉米作为自己的图腾进行集体崇拜。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华夏后裔“殷”第安人，是美洲大陆最古老的居民。他们用智慧和生命的代价创造了富饶的美洲沃土，而他们创造的富饶土地和粮食财富，却遭到欧洲白种人血腥的抢掠。在欧洲殖民者入侵美洲之前，印第安人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据资料记载，迄15世纪末，在美国、加拿大地区约有100万，西印度群岛至少有100万，整个美洲印第安人总数约5000万，共约有160种语别，1200种方言。他们集中居住在三大地区：一是墨西哥东南部和中美洲（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的玛雅人；二是墨西哥高原的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以及萨波台克人；三是南美安第斯山区（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印加人。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大约有5000万到1亿之间的印第安人，短短300年后的南美独立时期，只剩下不到100万人。财富被抢掠，妇女被奸淫、城市被摧毁、皇帝被杀死都不会动摇文明的根基，因为他们还可以学会侵略者的技术，韬光养晦。但是人口被消灭之后就一点复活的希望都没有了，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屹立于世界之林。那么是什么导致印第安人口的大量死亡呢？最先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为了黄金和白银，肆无忌惮的屠杀美洲原住民，有时候为了挖掘印第安皇帝的陵寝，他们会驱赶周边的平民当苦役奴隶，事成之后把所有人杀光，然后拿着金子拍拍屁股走人，不留下一点痕迹。非常著名的皮萨罗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然后勒索能装满一整间屋子的黄金，一次就屠杀了上万印第安人。事实上真正给印第安文明带来灾祸的并不是黄金和白银，而是他们脚下肥沃的土地。今天很多人甚至著名学者，还在把印第安大屠杀归咎于欧洲人带去的瘟疫。如果说是瘟疫杀死了五千多万印第安人，这只能是一个借口和掩盖，况且印第安人居住的相当分散，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病毒在这种环境下，传播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即便是欧洲人曾经采用丧心病狂的“病毒战”，葡萄牙人为了扩张自己的殖民地，用最快的速度杀死更多的印第安人，他们故意把得病死去的人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放在树林里，引诱印第安人拿走使用，让瘟疫在原住民聚集区大肆扩散。就算所有的印第安人全部得了天花，但是天花的死亡率只有1/4，应该还会有至少1000万的人口可以存活。所以印第安文明的灭亡主要因素并不是瘟疫，而是屠杀和掠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抢完黄金白银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殖民运动，抢劫资源和土地。跟随而来的法国和英国人也是如此，他们看中了一块好地方，就强行占领，修路建房子。逐渐的适合耕种和生活的好地方就被他们抢光了，印第安人只能一步又一步的退往环境恶劣的地方，没有足够的粮食，再加上瘟疫肆虐，印第安人成片成片的倒下了。时至今日，仅有的一些印第安人只剩下西部沙漠和亚马逊丛林那么一点地方，整个美洲大陆都欧洲化了。美洲印第安人种植的玉米、土豆、红薯拯救了欧亚大陆，让欧洲和中国的人口成倍的增长。可是欧洲出产的病毒、火枪、舰队却毁灭了印第安文明，让美洲古代灿烂的文化消亡了。[7]

关于玉米，还有很多起源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玉米起源与历史。让玉米文化走出外来文明的误区，更好的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

注解：[1]考古图片和部分文字段落引自百度网，《萨满文化与中华文明》王松林、田佳训著2008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山海经解读正要》2014年12月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宫玉海著；[3]《山海经与中华文明》《从玉米、马铃薯等原产于中国说开来》作者：黎南、本生；[4]1990年陕西考古报告；[5]《考古发现断定中国是玉米、花生的原产地之一 》《现代农业》 1993年10期； [6]1990年《经济信息时报》；[7]《悲凉的挽歌——消失的印第安文明》《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现状》《美国研究》2010年第3期。在此深深致谢各位老师、朋友提供第一手史料、帮助科学检测和指导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