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春晚小品（随笔也谈春晚小品）

小引

时值正月，疫瘴汹汹，九夏扰攘，舆论喧哗，内辍商市，外闭交通，荆楚四方之地，中国亿兆之民，处时艰而共克难矣。自疫情滋蔓以来，余居所数日，慎之移步外访，终日辗转腾挪于方寸之间，消遣慰藉于逸好之上，虽得处宽闲，竟无以聊赖，更可叹天行有道，世事无常也。噫！浮生若梦，点染于世，纵又有几多清欢欤！今兴之所至，饶有作文趣味，欲搜罗春晚小品故事，考其兴衰变革之经脉，计其经典人事之端例，忝作闲情小品之文，纾解郁结，增益趣旨，是为记。

一提起小品，潜意识里总会把它与每年除夕夜的春晚联系到一起。确实，如果说春晚是每年必不可少的那道年夜饭，那么小品无疑是衡量这道年夜饭成色的黄金标尺。时至今日，春晚已经陪伴亿万中国人度过了三十八个难忘的除夕之夜，在这个仪式感和信仰越来越稀薄的年代，成为一种独特的春节文化符号。同时，它也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回溯往昔，在改革开放之初，处处春潮涌动，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也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大势，政治气候的变化也使得中国从一个静态社会逐步转变为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1983年的首届春晚，正是政治权力空间开始接受这一变化的延伸。在资讯信息尚不发达、文化产品较为缺乏的年代，春晚的出现无疑满足了社会大众在精神文化上的心理需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级公共文化产品。

但在网络时代的到来和社会剧烈转型的双重影响叠加下，春晚传递的相对单一的价值意涵和较为固定的程式设定，难以与多元发展的社会取得最大公约数，多少显得与这个快速更迭的世代格格不入。

虽然新技术元素的加入和运用整体提升了晚会的视觉观感和质感，但有限的时间长度和内容承载量，决定了其在政治功能性和大众娱乐性之间必须有所取舍，取舍的结果便是牺牲晚会的部分娱乐性质，一些不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或尚未被主流思想意识接受的亚文化、边缘体意识自然被排斥在外。

这样的结果便是晚会的节目内容很难引起一般社会民众的情感共鸣，缺乏对现实社会关照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以实现政治价值为坐标的艺术品也难免会出现悬浮化倾向，容易走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反面，与普民众产生隔阂，特别是与年轻世代的隔阂。

虽然如今的春晚早已不复昔日荣光，但民众对他的期待和舆论热度却并未因此降低。在每年春晚的所有节目中，小品无疑是倍受瞩目。小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创作底本，素材大多取自于百姓的普通生活，并以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通过小品演员的语言和形体表演，达到演绎某个故事场景或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目的。

小品就是社会的一面多棱镜，在创作者的艺术剪裁和加工下，折射出真、善、美、恶、丑、伪的人世百态。小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照和投影，以及对某个历史阶段的某一问题的洞悉或反思，或许才是其艺术生命力延续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或针砭时弊，或借题讽刺，或寓教于乐，小品兼有的娱乐纯粹性与现实哲理性让其具有雅俗共赏的比较优势，也正因为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小品自1984年首次登上春晚舞台后，能够迅速积累起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借助春晚舞台获得独立的艺术发展空间。

据统计，如果将历届春晚节目按照艺术类型划分的话，歌舞类节目所占的数量总和为春晚之最，其次便是小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小品在春晚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大众对其的喜爱程度也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小品的素材皆来源于活泼泼的现实社会生活，当中有家常里短，邻里纠纷，家庭亲情的温馨，也有素人之间的温暖。但对市井小民的聚焦并不意味着其立意格局的小气，对家常里短的叙事也不代表着缺少了家国情怀的宏大。

可以看到，从早期陈佩斯和朱时茂联袂演绎的纯娱乐性质的小品，到后来赵丽蓉、赵本山、冯巩以及新晋的开心麻花团队等奉献的一系列作品，小品的人物角色设定虽然依旧是放在个体的故事框架之上，但在对个人命运关照的同时，也更多与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相勾连，小人物的个体悲欢也不再是个人命运轨迹变迁的一部分，而是被放置在浩荡的历史发展洪流中的广角镜里来观察和思考。

在1999年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首部“白云黑土”系列作品《昨天 今天 明天》，通过一对地道的东北农民夫妇的叙事口吻，以亲历者身份为注脚，讲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句广为人知的“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结合“黑土大叔”诙谐的形体表演，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一种自豪宣示。类似结合时代背景，以小人物口吻讲述宏大风格的小品，其故事背后所串联起来的历史脉络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迁的一个缩影。

与透过“黑土”这一农民形象，把故事场景紧密与不同的是，作为卫冕“第一代小品王”的陈佩斯，其作品内容则更多侧重于“开怀一笑”的娱乐性上。毫无疑问，娱乐性是小品的第一天然属性，如同相声的“抖包袱”一样，“包袱好不好，有没有料”是小品创作者始终绕不开的铁律。陈佩斯曾表达过，创作喜剧比悲剧更难。但毫无疑问，陈佩斯的喜剧天赋配合朱时茂的默契拍档，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1984年春晚小品《吃面条》，陈佩斯搭档朱时茂以无实物的表演方式，奠定了二人在小品界“开山鼻祖”的地位。此后，二人又陆续合作了《主角与配角》《王爷与邮差》等经典。在上述小品中，陈佩斯的滑稽与朱时茂的正气形象形成强烈的戏剧反差，加上情节反转上的高低起落，增强了剧情的内在张力和表达上的幽默。

同时，文学创作上常见的以小见大被借鉴移植于小品创作当中，升华和丰富了小品的艺术性，也拓展了小品向底层社会下沉的可能。被誉为春晚钉子户的冯巩便熟练地驾驭和运用了这一手法。每年的一句“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啦”是冯巩最具标识性的开场白。他所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不知名的小人物，是地地道道的市井小民形象，清洁工人、出租司机、返乡民工，虽然社会职业不同，但都有共同的情感经历，当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弱点戏剧性遭遇时，每个独立的小品都是基层社会民众人生百态的一副自画像，其对人性的思考和小市民心态的剖析一以贯之。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曾经活跃于小品舞台的“元老”，他们基于对小品的不同理解，为每一部曾经奉献于舞台的作品烙印上属于个人的风格和特色。早期赵丽蓉与巩汉林搭档的《如此包装》《打工奇遇》等作品脍炙人口。在上述作品中，歌舞等元素被大胆引入，极大扩展了小品的表达方式。黄宏与宋丹丹合作小品《超生游击队》至今发人深省。而近年来，随着开心麻花团队的崛起，新一代的小品王呼之欲出。

走过三十八年春秋的春晚，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那些现实的社会现象映射到春晚舞台，演绎出一幕幕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小品。这也赋予了小品很强的时效性。但同时，网络语言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改变和冲击，也对小品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或许，小品已不再是网络新词汇的创造者，但其对社会现实的叩问和思索却是其灵魂，能够被冠以经典的小品，应该饱含对人世现实的关照之心，对人情、人心、世道的直击与叩问，与普通基层民众生活紧密相牵连，并从中吸取源源不断的艺术养分，这或许也是其未来生存发展的不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