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学霸成功出使辽国（南宋使臣出使大理考）

前人研治宋朝与大理关系多侧重经济往来或战马贸易，鲜有关注两国官方使臣往来。学界对史载淳化（990-994年）年间辛怡显自嘉州（今四川乐山）取羊山江路四十九程至苴咩（今云南大理）招降李顺余党、1074年杨佐自嘉州假道虚恨赴苴咩买马、1117年钟震与黄渐赴大理册封大理国主诸事真伪，存在争议或质疑。笔者据曾任广西、四川帅臣李曾伯与宋理宗之奏疏往来，断定南宋末年宋使谢济、韩鈇行先后自广西、四川出使大理。李曾伯对二人出使大理原因、背景、时间、过程语焉不详，前人亦尚未论述二人出使大理之事。本文拟以蒙古欲武力假道云南、安南（今越南北部）经广西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谋”为视角，对谢济、韩鈇行出使大理来龙去脉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对宋末南宋与大理关系进行新的审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南宋使者首次自广西出使大理

南宋使臣出使大理之事散见于李曾伯《可斋杂稿》、《可斋续稿后》书中，其1249年夏初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后当年七月曾上奏宋理宗云：

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属管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杀三节度”之报。直至谢济自大理回，经涉两年，又得一信，始知鞑与大理九和（今云南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之战、公子和（即高和，亦称高禾）之死……向来谢济之往，前帅遣之，实奉朝命。[①]

谢图南为“融（今广西融水）守”，盖即“守臣谢子强”，[②]而出使大理宋使当为谢济。谢济《宋史》无传，其1236年曾与邕州（今广西南宁）羁縻州一部族首领岑邈向广西经略司申报蒙古军已破大、小云南谍报，[③]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1258年曾向宋理宗申请将其从内地调任广西结约诸蛮，[④]因“谢济与诸蛮相稔”、[⑤]“知蛮地，识蛮情，无如谢济”。[⑥]谢济当长期任职广西而对周边诸蛮比较熟悉，李曾伯1259年曾令其亲出横山（今广西田东）招集诸峒、打探敌情，并令其亲谕岑邈当年冬若无蒙古军来犯，来年春可恢复横山战马互市，[⑦]可知谢济虽为汉族，盖通“蛮语”，可直接与少数民族首领岑邈交谈，因而谢济出使大理确实是一上好人选。

关于谢济出使大理时间，因“直至谢济自大理回，经涉两年”一语紧挨在“淳祐五年，因遣属管谢图南出边”后，引文中“两年”较易引起歧义：一可理解为自1245年谢图南出边算起，次年谢济自大理返回广西；二可理解为谢济出使大理来回往返两年。李曾伯对宋理宗1258年十一月曾言：“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阁长邓克中恭传十一月初八日圣旨宣谕，闻安南自有私年号，并大理年号可疾速体访以闻。臣谨遵奉检照本司案牍及行体访，见得大理国淳祐六年（1246年）谢济到特磨道，缴到其国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渊书，伪称道隆八年（1246年）”、[⑧]1259年春曾言：“臣谨按《静江府图志》，自横山至自杞凡六十八程，其下注云又一日至大理界。及谢济往年自邕州起程至大理国都，却止于六十程”，[⑨]既然谢济1246年至特磨道并缴到大理年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渊书信，则其至特磨道必在1246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后的当月。因此，谢济当1246年冬自邕州启程出使大理，十二月抵达特磨道，并缴到此前大理当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渊书信。何智渊《宋史》无传，1246年大理主动通过特磨道向其递信一封，其当时盖为邕州守臣，因“凡安南国及六诏、诸蛮有疆场之事，必由邕以达”。[⑩]

关于“奉朝命”遣谢济出使之“前帅”，1246年上半年广西经略安抚使为徐敏子，当年秋宋理宗召董槐赴阙令其出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兼广西经略安抚使，[11]此后董槐在1249年夏被李曾伯替任前一直为广西帅臣。史载：

吾友许君进道，尝从事岭南道经略使府，府公实为矩堂相国董公（董槐）。公德盛貌严，许君文理密察。时斡腹有萌，朝廷方经置大理，董公命君草书，答其国相（高泰祥）。用事诸臣大槩蹈厉反复，得中国之体，而不失远人之心，所谓文章之盛者欤。[12]

据此可推知李曾伯前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前帅”董槐奉宋廷之命择人出使大理。董槐1246年赴静江上任后不久即至邕州巡边，上守御广西七策，抚结交趾（今越南北部）、符奴月、乌流鳞诸蛮。[13]董槐乃淳祐年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时间最长、为防备蒙古自大理进犯而加强广西边防最积极主动帅臣，其遣谢济出使大理之事最值得称道，谢济成功出使大理与其慨然以整顿南边广西防务为己任密不可分。

关于谢济出使大理行程，李曾伯1249年七月曾言：“臣近得邕守王雄画到地图，及以谢济行程互相参考，大概广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国”，[14]1255年春曾言：“广右之路，自邕至大理，谢济昔径凡六十程”，[15]1259年春曾言：“自邕至特磨凡二十五程，自特磨至大理又三十五程，共计三千九百二十里。”[16]可知邕州至特磨道二十五程，特磨道至大理国都三十五程；邕州至大理边界四十程，大理边界至大理国都二十程；则自特磨道至大理边界十五程。根据谢济自邕州至大理国都行程，又可进一步推知其1246年十一月中下旬自邕州启程，次年一二月可至大理国都，至早三四月可返回邕州。因此，“直至谢济自大理回，经涉两年”之“两年”当指谢济1246年底自邕州出使大理，次年沿原路返回，往返大理共历时两年，其返回广西后宋廷始知1244年九和之战战况。此外，邕州距广西经略司驻地静江府十八程，[17]谢济自邕州起程出使大理时曾携带董槐命许进道所草致大理相国国书，则董槐命其出使大理当在1246年十月左右，宋廷命董槐择人出使大理盖在当年秋冬之际。

谢济出使大理行程可谓两宋宋人亲见亲历之最准确可信日程记载，前人尚未关注其自邕州经特磨道至大理之路，而多引据南宋初年曾在广西任职周去非所言横山至大理日程。周去非言邕州七程至横山，横山十一程至特磨道，横山二十程至大理国都，特磨道两程至大理边界，特磨道九程至大理国都，[18]言外之意即邕州至特磨道十八程，邕州至大理国都二十七程，而与谢济出使大理行程相差甚远。周去非对横山至自杞、罗殿、大理总日程的记载，很可能乃道听途说之辞而不属实，且有无宋人自横山成功抵达大理国都亦是疑问。

关于谢济出使大理原因，胡本《南诏野史》载：“甲辰淳祐四年（1244年），蒙古兵出灵关伐大理，（段）祥兴遣将高禾迎战，禾败死之。段连祐归宋，宋遣使吊祭，致经书银缎，为高禾拒蒙古兵战殁也”；[19]王本《南诏野史》载：“道隆六年（1244年），元兵至九禾，命高禾率三千人迎战，为所败。（段）连祐归宋，宋遣使同来，致新经书，赐银百两，祭文一通，为高禾拒元兵士卒战亡也”，[20]相关记载实际上多有讹误。

首先，灵关即南宋雅州芦山县灵关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南），蒙古军1244年首征大理乃“行吐蕃界中，初不经四川地分”，“直至大理之九和镇”，[21]并未路经南宋四川辖境。此役可谓促成大理、南宋寻求外交对话、政治结盟的直接因素，但谢济出使大理时南宋上下尚不知九和之战，其出使大理目的之一是体探1244年蒙古与大理战况与大理归降蒙古传闻虚实。

其次，“连祐归宋，宋遣使同来”并不确切，段连祐又称段廉祐，当为大理国主段祥兴或相国高泰祥所遣出使南宋使者。谢济1246年至特磨道缴到大理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渊书信，特磨道至大理国都三十五程，则段连祐盖为当年至特磨道大理使者，大理遣其出使当在当年十一月左右。上文已考宋廷命董槐择人出使大理当在1246年秋冬之际，显然宋廷主动遣使在先，大理遣使时间在后。又据李曾伯1249年秋所言“臣妄谓大理诸臣知慕中国，虽谢济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后西边（四川）若无警报，本司（广西经略安抚司）固不敢外交，万一虏（蒙古）再窥南（广西），则恐大理之信未可与绝”，[22]反映广西与大理乃通过特磨道进行外交往来。段连祐1246年盖并未进入广西境内，而当至特磨道后与谢济一同前往大理国都。此事颇为巧合，但说明大理与南宋出于抵御蒙古的共同需要于1246年互派使臣。很可能谢济启程出使大理前董槐已先行派人至特磨道，令特磨道择人赴大理国都转达宋使即将出使大理之事，大理作为回应则遣段连祐至特磨道迎接谢济。

再次，南宋是否赐大理经书银锻无从详考，但南宋遣使吊祭大理并不可信，谢济出使大理时宋廷虽已基本确认1244年蒙古军曾深入大理境内，但不明具体战况或双方胜负伤亡，董槐令许进道致大理国相书信中有勉励大理将士誓死抵御蒙古，与南宋互为声援则较符史实。

二、南宋使臣首次出使大理深层背景

两宋鉴于南诏贻祸唐代，对大理一直严加防范，甚少主动与其有政治来往。宋廷1246年正式经置大理，命董槐择人成功出使大理，与此前对大理“宋挥玉斧”政治态度大相径庭而令人疑惑。谢济1246年出使大理之事原因颇为复杂，下面以南宋时人所传蒙古欲假道大理攻宋的“斡腹之谋”为视角，按时间顺序考述一下谢济出使大理深层背景。

蒙古与南宋首次正面交锋之“丁亥之变”的1227年，蜀人吴昌裔已“闻敌（蒙古）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广西），当时说者皆以为迂”；其1236年七月任太常卿兼史事“就列以来，便阅广西经略司据岑邈、谢济所申，以为敌（蒙古）已破大、小云南”，[23]此谍报其时难免耸人听闻，但说明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对宋正式开战当年或次年广西周边诸蛮已风闻蒙古军欲假道大理攻宋，以致有蒙古已破大理谣传。

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1245年曾言：“七八年前，有鞑（蒙古）窥大理之说，或曰隔于泥（当即《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条之“淤泥河”，盖指大渡河）六七百里，或曰江防仅如许，彼何所惮，而迂回跋涉于瘴潦遐僻之区，是必不然。朝之名流指台臣为建愚策”，[24]可知嘉熙元年（1237年）或次年南宋缙绅之士对“鞑窥大理之说”多不以为然，而以为过于张皇。1239年蜀人李鸣复“曾闻蜀帅陈隆之具申朝廷，谓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当年南宋枢密院即命广西经略安抚使徐清叟“严行体探，预作隄防”，徐清叟当年派人“到大理、自杞等国”侦察敌情，“回报缴申”。[25]据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1259年所言“前后广西遣间多是能至特磨，少能至大理者，盖沿途诸蛮隔绝，不易通也。臣自去冬遣吴以忠，及闻邕州亦遣梁材令深入体探，皆不过至特磨界而还”，[26]可知徐清叟所遣使臣未抵达大理体探出“斡腹之谋”虚实。

端平末年乌蒙都蛮王阿吕曾向四川泸州安抚司申报蒙古军攻打邛部川、破散小云南，驻军大理境内，[27]至迟嘉熙年间大理上层当已风闻蒙古“斡腹之谋”。1240年“大理国请道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入贡”[28]四川之事，必然与大理已谍知蒙古即将远征其国的军事形势有关。例如，1240年初福建路转运判官方大琮曾对权刑部尚书杜杲言：“（1240年）元日（正月初一），赵文仲（即赵范）移帅西广，或谓虏（蒙古）攻南诏，与邕、宜（今广西宜州）邻，有买马驿程，往往不能无震恐”；[29]当年秋，南宋时人又风闻“南诏复有假道之传”。[30]

淳祐元年（1241年），“谍报鞑（蒙古）谋由交趾趋邕、宜”，[31]“或言虏（蒙古）谋自安南斡腹”，[32]大理与安南皆成为蒙古假道目标、广西潜在边患。宋理宗遂欲命刚罢官奉祠淮西名将杜杲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因史嵩之排挤，此事作罢。[33]1244年底，蜀人李鸣复向宋理宗言：“观贼（蒙古）所向而图之，最是交（趾）、广（西）之忧，不可不虑。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万，忽抽二十万入云南。见茂州（今四川茂县）所申，自曲纳族节节透入，已至渭节村、风节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蛮长驱而往，则大理危矣，邕、宜其可不警？……近又从邸报见枢密都承旨蔡节奏章，专坐广西经略蔡范申到事宜，谓邕、宜深为可虑”，[34]当年蒙古军在1239年多答进藏路线基础上假道中藏经丽江西北长途奔袭至九和镇，此为蒙古正式实施“斡腹之谋”之始与首征大理之役。此役既迫使大理、南宋分别加强其西北边防、广西防务，又促使两国开始了较频繁外交往来。蔡范1244、1245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上文已言其1245年曾遣地近自杞之融州守臣谢图南巡边，谢图南自招马官获知大理战败告急，自杞则有蒙古破大理三城、杀三节度使之报，说明九和之战对大理周边诸蛮震动很大。大理可能1244年或次年已遣使向南宋告急，但使臣可能受阻于自杞诸蛮。大理之所以向南宋告急求援，盖九和之战后确认“斡腹之谋”并非虚传，以为宋廷出于唇亡齿寒考虑会对其予以援助。

1245年春，南宋时人已风闻蒙古军侵入大理境内之事，[35]不久宋廷确认此事不虚。枢密院命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孟珙调兵五千增戍广西，孟珙言闻风调遣援兵空费钱粮而无补于事，[36]但宋廷为豫戒不虞仍命其调兵增防广西，足见宋廷对蒙古军侵入大理之事重视程度。后孟珙仅调兵三千增戍广西，[37]诸军1245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桂林，次年三月因“边境肃清，警报不至”[38]而启程返回京湖。但此后“斡腹之传”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在1246年愈来愈多，以至空前绝后，最终迫使宋廷决定遣使大理。

124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宋廷以次年正月辛卯朔太阳交蚀，下诏朝野之士指陈得失。[39]秘书郎高斯得1246年正月应诏痛陈蒙古“以斡腹误我久矣”，但宋廷却“将信将疑，应接常缓”，“万一小夷（大理）不支，北骑（蒙古）奄至，自岭以南无复横草之备，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之乎？军政之阙孰大于此”，当“急择才臣”以“饬兵卫，峙糗粻，结边丁，抚夷落，缮障塞，明斥候”。[40]宋廷遂命此前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徐敏子替任蔡范以措置广西防务，徐敏子1246年仲春下澣至静江上任。[41]1246年夏蚕麦成熟时节前，宋理宗“已令徐敏子去体探”广西边事，并询问侍右郎官李昴英“闻广中斡腹之传如何”。[42]徐敏子1246年秋由董槐替任，董槐当年又择谢济出使大理，因而徐敏子1246年任内当并未体探出“广中斡腹之传”虚实。

1246年六月，著作佐郎高斯得上书宋理宗言：“数年以来，敌（蒙古）攻云南，传闻日骇，荆、蜀、广右所奏略同。……联结峒丁，孰尸其责？遣使以访境外之事，终何所闻？……且臣近者闻诸上流阃幙（蜀阃），以为大理久已降敌，而朝论方在疑信之间，可为痛哭。幙府之言，必有自来。”[43]可知1246年上半年广西帅臣徐敏子向周边诸蛮遣使打探境外之事皆无下文，而蜀阃所谓大理久已归降蒙古之言可谓淳祐年间最骇人听闻谍报。高斯得此奏反映其时南宋上层对蒙古进攻大理忧虑愈来愈深，且不明1244年蒙古与大理战况详情，此奏最大影响很可能是促使当年秋董槐移帅广西、当年冬谢济出使大理。

1246年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孙梦观廷堂轮对时，曾有蒙古“又声言袭我广右矣”[44]之语，至迟其时蒙古已公开扬言进攻广西，因而当年是淳祐年间宋人“斡腹之传”最为频繁的一年。1246年阳枋曾言：“有如执事庚子（1240年）论敌之奏，乙巳（1245年）备御之策，委曲切至。而近时云南大理之陈，计虑深远，其所以周防显然之变者，算无遗策矣”，[45]表明当年宋廷执事大臣在“斡腹之忧”空前紧急情况下曾就“斡腹之谋”专门进行了“斡腹之议”。此次朝会当举行于秋防之际，并促使宋廷从长远之计考虑来加强广西防务。面对接踵而来的蒙古欲假道大理、安南直捣广西谍报，甚至大理已降蒙古传闻，宋廷1246年所作出的最大举措，是以“时斡腹有萌”而开始正式“经置大理”，并于当年命董槐择人出使大理。谢济作为南宋官方使者主动出使大理，此前并无先例，足见宋廷当时结交大理以共同抵抗蒙古的诚意，以及急于弄清1244年蒙古用兵大理战况、大理投拜蒙古虚实的心态。

三、南宋使臣首次自四川出使大理

宋廷1246年令广西经略司遣使大理已出人意料，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蒙古平大理后宋廷又曾令四川宣抚司遣使大理。下面来看一下宋使自四川出使大理概况。

1256年三月，四川宣抚使李曾伯回奏宋理宗言：“如大理一路，则去年屡令俞兴、桑愈遣间体探，小云南以往，今皆为鞑人降附地分，路不复通。兀郎（兀良合台）之入蜀，人犹有归咎，谓踏开蹊径者，纵若再遣，恐亦难达。要不过结约诸蛮，俾之觇彼动息，为我捍蔽”，[46]可知李曾伯1255年屡命俞兴、桑愈遣间谍赴大理体探蒙古军情，次年春宋廷又命李曾伯遣使赴大理。俞兴时任成都安抚副使、知嘉定府，桑愈端平末年曾建言对叙州（今四川宜宾）“增兵屯驻，扼塞要冲”，[47]其当长期在蜀（可能即叙州）任职。根据蜀人阳枋1255年所言“窃闻上（流）之人（蜀人）又有云南遣聘之举”[48]之语，李曾伯1258年二月所言“而况岭、蜀皆与大理接境地之相去奚啻六千里，谢济自邕往六十程，韩鈇行自蜀往四十程”，[49]部分宋人将1255年秋冬兀良合台自大理攻蜀之事归咎为宋使出使大理“踏开蹊径”，以及谢济1246年出使大理诸事，可推知1255年李曾伯遣韩鈇行自四川成功出使大理，此可谓南宋使者第二次主动成功出使大理。

李曾伯125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入蜀领印、[50]十二月初十至重庆正式上任四川宣抚使，[51]据上文“如大理一路，则去年屡令俞兴、桑愈遣间体探，小云南以往，今皆为鞑人降附地分，路不复通”，可推知韩鈇行很可能1255年上半年自成都出黎州渡大渡河进而经邛部川之后小云南抵达大理国都，其出使大理路线与当年秋冬兀良合台经乌蒙（位于今云南昭通）、泸江（今金沙江）、秃刺蛮（位于今云南昭通北、四川宜宾南）进攻四川叙州进军路线并不一致，前一路线较后一路线更方便快捷，将兀良合台入蜀之事归咎为韩鈇行“踏开蹊径”并不公允。因史料缺乏，韩鈇行出使大理所经之地及诸地之间行程无从考证，但四十程总日程与马可波罗1281年成都、吐蕃、建都、昆明、大理期间旅程之四十五程较为接近，而南宋吴儆所言大理“其国至成都二十五驿”[52]之日程未免过短。

韩鈇行自四川出使大理确有其事，但其1255年出使之时大理诸部已基本为蒙古平定，其出使大理原因、背景值得探讨。1254年七月，荆阃、蜀阃皆误报宋廷大理尚可自行抵御蒙古，广阃则有蒙古欲来犯广西之传，但尚未得实；次年二月，左丞相谢方叔始上奏宋理宗“广西之传”不虚，蒙古果真有“斡腹之谋”。[53]1255年三月，宋廷始确认“云南有北兵（蒙古军）”。[54]1255年春李曾伯确认蒙古平定大理后，“愤虏患之凭陵，虑斡腹之侵食”，遂命成都安抚副使、知嘉定俞兴选一骁将统帅三千精兵取道黎州渡大渡河自间道径捣苴咩，但四川士人闻此事后一片哗然，指责李曾伯经营分表，丞相谢方叔、四川制置使蒲择之中途畏惧，于是宋军（首次）突袭大理计划被迫取消。[55]韩鈇行出使大理之事很可能为此次突袭大理计划破产后的权宜之计或御敌新策，其出使使命当并非体探蒙古平定大理虚实，因其时李曾伯已确定蒙古驻军苴咩。蜀人阳枋1255年曾言：

窃闻上之人又有云南遣聘之举，鞭长元自不及马腹，况䇿折箠短，涎不满壳，而欲化被远徼。彼（大理残部）或借助，无以应之，实生戎心；而劲敌（蒙古）又得以为辞，后户（蜀南）自今其可忧矣。[56]

据此可知南宋在面临蒙古即将自大理北上攻蜀、巴蜀有全面沦陷之虞下又主动遣使大理，以侦察蒙古动向，结约大理残部共抗蒙古。阳枋其时批评四川在自身难保情况下遣使大理、怀柔化外可能会导致大理诸蛮获取南宋援助不果而萌入寇四川之心，或贻屯驻大理蒙古军北上蜀南口实，未免过于迂腐保守，而与当年春四川士人反对李曾伯经营分表论调一致。韩鈇行在大理亡于蒙古后出使大理残部虽为时已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宋蒙四川战局，但足以表明当时南宋中央或四川地方对大理政策的巨大转变与对大理残部的极度重视。

四、余论

宋廷端平年间谍知蒙古欲假道大理迂回包抄广西后，嘉熙、淳祐年间屡令广西经略司择人赴大理、自杞诸蛮体探敌情，但皆不果行。谢济1246－1247年大理之行可谓见诸史载南宋使者自广西出使大理首例，虽其受大理国主段祥兴或相国高泰祥何人接见不详，但暂时达到了争取大理继续抗击蒙古而为广西藩篱之目的，以致宋人1247年有“淮戍新兴，云南（大理）新附，使藩篱立则门户自牢，郊圻画则封守自固，未易入我堂奥也”[57]之语。史载“至淳祐九年（1249年）己酉岁，其（大理）国翰学杨渊于正月吉日（初一）以谢状回经略董槐”，[58]说明大理在谢济出使大理后的1249年与广西仍有外交往来。广西经略安抚使董槐1246-1249年任期内很可能广西与大理一直保持密切往来，但1249年后广西与大理再无外交往来，广西虽曾多次遣间谍赴大理体探敌情，因沿途诸蛮隔绝，多皆至特磨道而还。需指出的是，谢济出使大理主要目的是结约大理自行抗击蒙古，即宋人“用蛮攻虏”[59]之策，宋廷并未对大理进行如1117年那样的正式册封，或向大理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大理亦未遣使赴杭州称臣纳贡，南宋与大理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藩属关系，大理依然属“化外”而割据一方。其时南宋与大理出于共同抵御蒙古需要暂时结为名义上的军事同盟，但大理难以永为南宋藩篱，实际上无力自行抵抗蒙古，最终亡于蒙古而从征南宋。

1240年大理取道黎、雅二州入贡四川之请，被四川宣抚使孟珙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60]为由拒绝。此后大理再未主动与四川进行外交往来，1244年九和之战后仅通过特磨道与广西保持政治联系。令人深思的是，1240年至1253年蒙古平大理期间，四川历任帅臣囿于宋初以来长期对大理防范心理与大理没有任何外交往来，甚至对1253年蒙古远征大理之事毫无察觉，而宋廷1255年已确定蒙古平大理后始令四川主动遣使出使大理国都，以抚结大理残部共抗蒙古。韩鈇行出使大理是否见到当时已降蒙古之原大理国主段兴智尚属疑问，因当年段兴智曾北上入觐蒙哥汗，[61]但显然并未达到笼络大理诸蛮捍蔽四川或防遏蒙古自大理进犯广西目的。

谢济较韩鈇行优先出使大理，因宋初以来广西较四川因买马事宜与大理联系相对密切，且广西较四川往往事先准确谍知有关蒙古远征大理敌情。谢济、韩鈇行大理之行虽未从根本上遏绝蒙古“斡腹之谋”，但在当时已属加强广西蜀南防务长远之策，并非权宜之计，因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应予充分肯定。为防备蒙古实施“斡腹之谋”以大理为跳板入蜀窥广，宋末宋廷视大理战略地位远高于罗鬼、自杞、罗殿、安南等西南诸蕃，对大理除主动展开外交往来外，尚出台用兵计划，甚至付诸军事行动，且军事计划行动多于外交往来。除1255年春李曾伯计划自四川突袭大理之外，宋理宗1258年二月曾宣谕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实行思州（今贵州务川）田应寅所献荆阃、蜀阃、思州、播州（今贵州遵义）联合出兵三万，广西出兵一万分道进兵大理城之策；[62]九月宋理宗再次命李曾伯乘大理旱荒主动突袭大理，[63]十月又命其趁蒙古人马疲惫一举平定大理。[64]南宋第二、第三、第四次主动突袭大理军事计划，皆遭李曾伯反对而流产，因广西无力兴兵远征大理。直至1267年九月，广西宋军始经特磨道首次攻入大理地界，破建水州（今云南建水）凯旋而归。[65]

综上所述，出于联合抵御蒙古的战略需要，宋末南宋与大理政治联系空前密切，宋廷较此前积极经略大理。随着大理在宋蒙争战中由南宋盟国到蒙古藩属的转变，南宋对大理政治态度有一个四川拒绝大理使臣入境，广西、四川先后主动遣使大理，四川酝酿主动突袭大理，思州首倡分道进军大理，宋廷两度宣谕广西扫平大理的巨变。

[①][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45页。

[②][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第346页。

[③][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4403页。

[④][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宣谕奏》，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654页。

[⑤][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9《回奏宣谕》，第676页。

[⑥][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9《回宣谕奏》，第666页。

[⑦][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8《回奏宣谕》，第659页。

[⑧][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7《回宣谕奏》，第645页。

[⑨][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9《回宣谕奏》，第666页。

[⑩][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页。

[11]《宋史》卷414《董槐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30页。

[12][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2《许进道文编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宋史》卷414《董槐传》，第12430页。

[14][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第346页。

[15][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第592页。

[16][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9《回宣谕奏》，第666页。

[17][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2页；[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第348页。

[18][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23、192页。

[19][明]杨慎撰、[清]胡蔚订正：《南诏野史》上卷《段祥兴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3－94页。

[20]方国瑜：《九禾白王塔碑概说》，《云南史料丛刊》卷2，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21][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第345页。

[22][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第346页。

[23][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第4403页。

[24][宋]方大琮：《铁庵集》卷22《与广西蔡帅范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25][宋]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8《御边》，第4389页。

[26][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9《回宣谕奏》，第666页。

[27][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第4403页。

[28][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29][宋]方大琮：《铁庵集》卷22《与杜尚书杲书》。

[30][宋]杜范：《清献集》卷10《八月己见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8《跋赵倅与灏条具斡腹事宜状》。

[32][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杜尚书神道碑》。

[33][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杜尚书神道碑》。

[34][宋]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8《御边》，第4389页。

[35][宋]方大琮：《铁庵集》卷22《与广西蔡帅范书》。

[36]《宋史》卷412《孟珙传》，第12379页。

[37][宋]方大琮：《铁庵集》卷19《与董侍郎槐书》。

[38]嘉庆《广西通志》卷226《金石略十二·桂林撤戍记》，嘉庆六年刻本。

[39][宋]牟子才：《应诏言灾异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10《灾祥》，第4016页。

[40][宋]高斯得：《应诏上封事》，《历代名臣奏议》卷313《灾祥》，第4046页。

[41]嘉庆《广西通志》卷226《金石略十二·伏波岩题名》。

[42][宋]李昴英：《文溪集》卷7《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阙奏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轮对奏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宋]孙梦观：《雪窗集》卷1《丙午轮对第一札结人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宋]阳枋：《字溪集》卷2《代上谢司谏论时政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回宸翰勉留奏》，第565页。

[47][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第4403页。

[48][宋]阳枋：《字溪集》卷6《答前人札子宝祐乙卯》。

[49][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回奏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第592页。

[50][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回乞休致奏》，第558页。

[51][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照已拨科降付四川制总司奏》，第533页。

[52][宋]吴儆：《竹洲集》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4、2318页。

[54]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0页。

[55][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第592页。

[56][宋]阳枋：《字溪集》卷6《答前人札子宝祐乙卯》。

[57][宋]牟子才：《论天下六势疏》，《历代名臣奏议》卷62《治道》，第857页。

[58][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7《回宣谕奏》，第645页。

[59][宋]方大琮：《铁庵集》卷22《与广西蔡帅范书》。

[60][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

[61]《元史》卷166《信苴日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10页。

[62][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回奏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第591页。

[63][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7《回奏宣谕》，第633页。

[64][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7《回宣谕奏》，第640页。

[65]《宋史》卷46《度宗本纪》，第898－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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