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赫无论德国大选结果如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翻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现在似乎有一个普遍共识，即无论德国大选结果如何，以及在此后不可避免的联盟谈判中发生什么，形势都只会对中国不利。

德国于9月26日选出了新的议会，并由此间接选出了默克尔的继任者。中国能期待什么呢？

德国政治出现新情况

首先是一个剧透警告：虽然德国人民已经投了票，大致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但最终谁会获胜仍不清楚——两个所谓的人民政党，默克尔的保守派联盟党（CDU）支持率为24.1%，而她的现任大选伙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支持率为25.7%。

这两个党在这些年确实变得不得人心，以至于它们虽仍是德国最大的两个政党，但即使联手参选，其得票率也未超过50%的多数。而这还仅仅是投票数，只有大约76.6%的合格选民投了票。因此，缺席人数比任何政党的投票者都多。而任何政府组阁都需要占有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大致相当于赢得多数选票。有了这些选票，下一任总理才能当选。

在选举前看似可行的联盟选择中，只有一个联盟不可能出现：社民党 绿党 （极）左翼政党。

大联盟中的任何一方都想单独执政，也不希望让绿党或自由党参与执政，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选项是让绿党和自由党各参与两个不同联盟中的一个，但每个联盟都由一个大党社民党或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导。

因此，下一任总理将是社民党的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或联盟党的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他们的大选伙伴将比自己的政党拥有更多的席位，这在德国政治中是一种新情况。通常情况是一个大党占据主导地位，只需要再拉上一个小伙伴就能占据多数。

图为肖尔茨和拉舍特竞选海报（图/DPA）

因此，绿党和自由党必须首先找到同盟。他们将参与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决定哪一个缩水的“人民政党”最适合他们的内部勾兑。在这方面，绿党更接近社民党，自由党更接近联盟党。

接受从属地位的政党将在新政府成立前制定的“同盟契约”中提出更具约束力的要求。这可以是主要问题的政策指导方针，也可以是哪个党得到哪个部门的用人权。在联合政府中，自由党通常占据经济部和/或财政部和/或外交部。

与其他问题相比，外交政策分量不重。两个党都同意欧盟和北约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绿党已不再像其早期那样是个和平主义政党了。

有争议的问题相当具有国家特性，例如：如何改革养老金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和医疗基础设施进行类似改革、税收改革与债务问题、住房和租金、最低工资和全民基本收入、财产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输配电，以及更早退出燃煤发电、农业补贴和监管等。

我预计，如果德国总理在国内受到削弱，德国在欧盟中的作用也将有所减弱。无论如何，核心议题将越来越多地由欧盟推动解决，如碳排放交易和汽车行业监管。

德国民众对华态度会急剧转变吗？

拜登总统回归多边主义后，跨大西洋关系已再次得到改善。随着外交政策被放在议程的最后，对华态度不会成为中心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问题：

与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相比，默克尔政府一直是对华鸽派。奥巴马已经放弃“通过贸易和教育交流等手段使中国在政治上更开放”的政策，更别说特朗普了。而与美国不同，德国从未放弃“通过贸易促进变革”这个政策。

我们中德两国的经贸联系要比中美经贸联系紧密得多，而且不仅是单向联系。德国历史上有过几段黑暗时期，这使我们在指责别国时非常谨慎，同时也使人民更加敏感，更不愿意容忍任何形式的威权政府。

但默克尔总理相对其他国家首脑来说更令人愉快，这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默克尔非常善于交往，行事低调，几乎不受情绪影响。她回避冲突，从不挑起冲突，而且如果冲突不可避免，她的招牌动作就是让其他人去解决冲突，一旦问题解决，她就站在胜利者一边。

这种风格意味着她被众多竞争对手低估了，她总能吸引大多数公众。仅仅因为她是动荡世界中一个稳定而著名的主心骨，这个事实就已经能让欧洲和世界为她着迷。许多人认为“善于管理危机”是她最大的优点，至少没人会说她曾经惊慌失措过。在德国，在她最后一次参加竞选活动时，她用“你了解我”作为主要竞选口号就能确保自己获得胜利。

然而，现在不确定的形势出现了，对不对？许多第一次投票的年轻德国人根本不知道没有默克尔当总理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欧洲想知道谁会成为领导者，马克龙领导的法国是否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欧洲的法德“引擎”是否会减速。

中国想知道，在这个曾被称为“自由世界领袖”且多次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下台后，世界会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德国人可能会呼吁变革，但他们并不真想变革——他们周围的事情应该改变，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事情不能变。这种变化对今天的德国人来说有着相当消极的意义。在中国，改变通常意味着进步；而在德国，它的意思是“他们想拿走我的钱、自由和权利……”。

其次，德国总理这个角色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尤其是在联盟中以及在像德国这样的联邦国家里，民主有时就是一系列无休无止、令人痛苦的漫长妥协过程。激进的政策转变几乎从未出现过。

记忆中最近的转变是停止使用核能，就在福岛危机发生后，德国核电站的运行手续在经过漫长的审批后获得了稍许延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物理学博士总理或部长们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灾难发生后不久，在一次州选举中，民众戏剧性地转向了绿党。

那么，我们能期望德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也会发生这样急剧的转变吗？

不会。这种转变通常只会由外部事件引发，而不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动，例如2015年后的难民危机、2020年后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或近期发生的让自新冠及其后经济倒退起已经忘记气候变化的人民重新记起气候变化的德国洪水。

当中国出现在新闻中时，语境通常是中国在逐渐发展中。即使是像香港这样的具体事件，也是放在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断增加这样一个语境大框架下。

作为个人，两位可能的候任总理也不太可能做出意外举动。与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或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不同，奥拉夫·肖尔茨和阿明·拉舍特被视为是软弱、可预测且无趣的候选人。担任财政部长的肖尔茨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具有德国北部会计师的气质；而拉舍特试图一下取悦所有人——他可是把狂欢节作为文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的北威州州长。作为个人，这两人都是职业政治家，不太可能胡作非为。

德国各党派对华态度

那么具体来说，当涉及到中国的问题时，各方持有何种立场呢？

位于柏林的非营利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发展以及这些方面对世界的影响，该研究所分析了德国主要政党的选举宣言。在这些文件中，各党派对选民们可能想要了解的所有问题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有的话）。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各党派有很多共识。所有党派都同意，德国的立场就应该是欧洲的立场，谈判的立场应该基于欧洲的竞争力。他们希望建立公平的经贸关系，但由于对新疆的制裁和反制裁，中国和欧盟此前谈判了8年并旨在实现公平贸易目标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欧盟层面上陷入了僵局。

就我个人看来，我认为绿党和自由党都极有动机与中国进行对话。

如果中国、印度和美国不跟德国一起做，那德国在遏制全球变暖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将是杯水车薪。在所有国家中，中国不仅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而且还拥有最大规模的环保发电产业。如果想要拯救地球，那么明智的做法是首先抹平世界观的分歧。中国最近决定停止在世界各地进一步建设燃煤发电厂，这应能受到绿党人士的欢迎。

自由党人天然具有捍卫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基因。尽管这让他们对香港、台湾和新疆等有争议话题或社会信用体系产生了强烈的情绪，但他们也应该承认，无论另一个国家选择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讲，自由主义者都应该容忍这种选择自由。虽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但自由党是德国最热衷发展经济的政党。他们主张权力更小的政府和更少的官僚主义，提倡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通过经济联系实现繁荣。

现在看来，似乎中国本身比德国人民或其代表更能直接影响德国对华立场。德国的态度此前没有发生过重大转变，在新政府执政的可见未来也不应会发生转变，除非中国自己做出重大政策变化。与感到本国霸权地位受到威胁的美国不同，德国作为出口国，已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良多，因此对脱钩不感兴趣。

任何真实或被认为是真实的侵犯人权和个人自由的行为才能给政客们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做出明确的声明。关于统治收紧、社会信用体系甚至内乱的坏消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偏见和缺乏第一手的观察，我们很容易就相信中国发生了坏事。

除了“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欧盟还为中国创建了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的表述，这不仅提醒我们中欧制度不同，而且间接暗示出竞争的最终结局可能是制度变革。欧洲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对中国不再有其他的期待，就像我们欧洲人过去几个世纪做的宗教上的或政治上的传教工作一样。

中国应该努力消除这种错误的偏见。为此，它需要与外界进行对话。

想要对话，环境保护可能是一个极好的话题，因为只有全球合作才能保护环境。绿党不仅在德国大选中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绩，而且成功地迫使所有其他政党努力实现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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