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最强的刀（今朝史话第4期骑兵刀史话）

中国所制造的骑兵刀，不管是国民党武装还是红色武装，大抵是以劈砍为主，刺兼有之。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点：

（一）刀术技法

一是中国本土清末以来的刀术。明代便有“快马轻刀”的理念，但到了清代，火器大量普及，腰刀在战阵中的地位本来就是居于长矛之后的，此时更是让位于火枪、火炮，到清末，清军对弓马刀枪实际上并不娴熟，很多军队的操练形如虚设，士兵武艺荒废是普遍现象。这也难怪清末编练新军，要延请外国教官教练马术刀术。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军和各路军阀中，除了部分军校毕业的军官之外，很少有人接受过刀术的系统训练，很多人对于用刀的第一习惯还是砍。即便是抗战中出现的《破锋八刀》，也是步战刀术，与骑兵作战有较大差异。至于民间习武者，所用大多也是牛尾刀、大刀一类，步战为主，马战不精。中国各类军队中，所谓习用刀术、身怀武艺者，大多也是此类。不过，西北地区倒是在马术、刀术上略占优势。

二是向德国的学习。北洋新军学习的马刀术，采用单刃直剑，劈刺兼有，在新军的《马队操法》中有记载，此书先收录于某图书合辑中，目前仍然可以买到。该套刀术虽然使用的是单刃直剑，但仍然劈刺兼顾，甚至还有一些类似中国刀术中“缠头裹脑”的动作。林家洪拳有一套单指挥刀术。据传是这一系的某位武师在广东中山的西山寺中从一位军官那里学习的。笔者根据时间和招式猜测，可能就是清末新军学自德国教官的马刀术。这是军中武术入民间的一个例子，在原有招式的基础上编成了传统武术的套路。

三是向苏联的学习。曾先后任四师骑兵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的周纯麟将军，在回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组建的时候提及：“我跟着李先念突围到新疆后，棍据党中央代表邓发的指示，到盛世才部队里当了骑兵连长。那时盛世才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同苏联以及我们的关系都比较好。他的部队里有不少苏联顾问，按照哥萨克骑兵的训练方法来训练骑兵。我在那里苦练一年多，不仅学会了骑术、马上劈刀、马上射击等技术动作，而且学习了一些骑兵战术。”当时，[本文由头条号“今朝史话”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苏联骑兵的刀术经由苏联顾问，传授给盛世才军队，又转由周纯麟教授给新四军骑兵，后来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红色哥萨克”之称，部分也源自于此。在解放前，新疆的民族军中同样有骑兵部队，他们使用的马刀主要是苏联1927式骑兵刀，该刀改进自沙俄1881式骑兵刀，比1881式略短，无护手，刀身剑刃，微呈弧形，劈刺皆宜。因为是师法苏联，所以在使用上，还是效仿哥萨克骑兵，劈砍多些。

四是向日本的学习。在技术层面，从日本军校毕业的一部分中国军官，在保定、黄埔等军校，将日本的单手劈刀术介绍到中国。中国军队的《劈刺教范》，在技法、防具上主要效仿的是日本。而日本的刀术训练，也是劈砍较多，这一点在军用刀的设计上便能看出来。

综上所述，鉴于本土传统武术和外来技术的特点，中国红色武装在骑兵刀使用上呈现出“劈砍为主，刺兼有之”的技法特点，而并未选择当时欧洲和美国流行的“刺抹为主，放弃劈砍”策略。可以说，中国本土的骑兵刀技法，仍然延续着欧洲19世纪的骑兵刀术风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土造骑兵刀的设计。

（二）战场环境

前文已述，中日受地理、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都在二战中保有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到二战，欧美大多数国家的骑兵刀已经经历过劈砍为主——劈刺兼有——以刺为主的发展历程，到二战期间，大多数骑兵刀已经不具有劈砍的功能设计，而中日两国的文化习惯和武术传统，使得劈砍类的骑兵刀依然为广泛使用。

（三）使用人群

日本的陆军和中国的骑兵中，少有受过正规刀术训练的士兵。尤其是对于中国士兵而言，刀长、锋利、坚固且轻盈合手，就是好刀。由于士兵本身对于刀剑文化的了解有限，因而在刀剑制作上，除了继续使用常见的大刀片和明清遗存的古刀之外，还是直接仿造敌人的武器，最为简单。加之本来中国军队也有缴获和使用，因而，对于战士们而言，这些“舶来品”其实并不是太陌生的东西。

早在清末，中国就在仿制西洋骑兵刀，所以当时曾出现过个别风格上不中不洋的作品。到北洋政府时期，日式刀条、西式刀装、中式装饰的“九狮刀”成为一时名作。日式刀条的骑兵刀也逐渐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选择，东北军的“虎威军刀”和国民党军的骑兵刀，也都采用了类似设计。以上大多是由专门定制或由正规兵工厂生产的，因而质量还算有保障。到抗战时期，除了国民政府设立的各大兵工厂之外，红色武装还有不少自己设立的兵工厂，除了热兵器外，同样也打制部分冷兵器。同时，农村的铁匠也能够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打造部分马刀。像著名的“雪枫刀”就是民间铁匠的作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土造”。

在原料来源上，由于敌伪对于根据地的封锁，红色武装不得不想尽办法获取合格的钢料。如“雪枫刀”，就是取材于国民党沉入河中的治河器械，也有部分是用战场上收集的炮弹壳为原料打造。

相对于当时军工业水平较高国家对于各项标准的严格要求，中国红色武装的土造产品，优先解决的其实是“有没有”的问题，至于在所需生产技术水平不算太高的骑兵刀上，能够出人意料地优于敌人，也是较为有限的创造。抗战中，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将军，曾经写道：“（我们所能自力更生的武器中）大量重要和最便利的是手榴弹、土枪、地雷数种。”第四师骑兵团在作战中，马上操作机枪、步枪，实际上是居于马上刀术前面的，当时还保留大量冷兵器确实是由于资源、技术有限，中国军队将领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这些冷兵器主要是给自卫队员使用。我们当今影视剧对于抗战中中国军队使用大刀长矛的形象刻画，更多地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如果各位翻开当时的资料和各种回忆录，就会发现当时的红色武装，对于火力其实是非常痴迷的，只是客观条件限制了这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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