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代表诗集和剧本有哪些（郭沫若作品:从诗歌和历史剧说起）

【选谈郭沫若作品】

作为鲁迅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亦是鲁迅眼里的“才子加流氓”，新中国的语言诗人，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文学领袖，时代给他了太多荣耀和谴责，他也一一还给了时代。这里我想以他的诗集和历史剧为主，走进郭沫若的文学世界。

诗集：

《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

诗集方面，首推作者1921年出版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欧和印度古哲学中汲取的泛神论思想，作为“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作者用自由诗的形式，饱含浪漫主义激情，写出了具有壮阔性、奇异性和飞动性的《女神》，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主观性和抒情性）。

如果说《女神》是“诗”的呐喊，那作者其后于1923年出版的《星空》就是“诗”的彷徨，1921、1922年间，新文化阵营分化，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时期。郭沫若正陷入孤寂彷徨的苦闷之中，因而《星空》中多反应了历史彷徨期的复杂多变性。

1927年又发表了《瓶》等一系列爱情题材的诗。1928年发表《前茅》和《恢复》，如果说在《前茅》里诗人还只是感觉到新的革命高潮逼近的时代气息，那《恢复》就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诗歌咏叹工农大众，作者宣称为有现实主义才是“革命”的，从根本上失去了创作《女神》时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时期，历史剧《屈原》的创作，郭沫若的作品来迎来第二个高峰。

揭开《女神》的面纱

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有人曾这样说：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因而郭沫若也被推举为“鲁迅之后的公认的革命文学领袖”。

《女神》的开篇作品《女神之再生》，借用“共工氏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山”的神话，象征当时的南北战争，想在这二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的中国——新中国。此外的经典之作要属《炉中煤》、《凤凰涅槃》和《地球，我的母亲》，这三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作者饱含深情的书写对祖国的思念，对新中国的期盼，对地球的热爱。

《女神》特点：

1.个性解放、争取圆满人格的强烈要求；（如：《天狗》、《浴海》、《地球，我的母亲》）

2.反抗、叛逆与创造精神的歌唱。（如：《凤凰涅槃》、《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笔记山头展望》、《晨安》）

历史剧：

《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

现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写出了《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荌》。抗战时期写出《屈原》、《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棠棣之花》（战国聂荌聂政姐弟的故事）、《高渐离》（荆轲朋友高渐离与女主人怀贞夫人策划刺杀秦始皇的故事）、《南冠草》（明末夏完淳少年抗清的故事）、《孔雀胆》（元末红巾起义梁王和段功的故事）。这里他提到“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剧本中出现造新的历史人物①，编造重要的历史情节②，改动历史文化背景③和有意曲解主要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④等现象，而这种为追求历史与现实时代精神的真实表现，不惜改动具体历史事实的行为，正是浪漫主义历史剧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果说强调时代性、现代针对性与政治尖锐性是那个时期历史剧的共性，那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则表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和他早期在《女神》里迸发的力是一致的。

再说《屈原》

《屈原》此剧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的两条斗争路线为情节线索，构成了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和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戏剧冲突，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屈原这个悲剧典型。

《雷电颂》部分属于人物的内心独白，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表现力的艺术段，可以直接展现人物内心深刻而复杂的矛盾。作者通过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只通过屈原一天的生活的六幕话剧写出了屈原的一生。

作品于1942年在重庆上演，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加紧侵虐，蒋介石加紧反共的紧要混沌关头，郭沫若借用历史，本着“失是求似”的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写出了抗战时期的《屈原》，尽管此剧中制造出两个新的历史人物——婵娟和卫士，然而新添的“婵娟”，这一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的形象，与南后的自私自利、阴险狠毒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宋玉这类立场不坚定的文人形成反差，因而作者用《橘颂》来赞美她，而新增的卫士也在危难关头解救屈原，拖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象征着普通百姓对邪恶势力的抗争。

文学方面，时代给予他什么，他就还给时代什么，无论对错，他都是紧跟时代的一类人。时代需要摩罗诗人，他就写出了《女神》的咆哮篇章；时代需要抗争，他就写出了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屈原》，虽“失是求似”，却更显力量；时代需要文人为政治呐喊，他就写出了酷似大跃进的《百花齐放》；时代需要考古学家，他即使逃亡日本，也不忘专研(凭借逃亡日本其间，郭沫若也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研究，成为了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的考古学方面的前人)。

也许他的作品只属于那个时代，也许他的为人也备受争议，也许他的立场不够坚定，然而他毕竟是洞察时代需要的观察家，行动家，也曾是有着一腔豪情的诗人，一个想摧毁黑暗的改革者，一个不甘流落在外的中国人，一个善于借古鉴今的剧作家，这是同时期的剧作家，田汉和曹禺所没有尝试的领域。所以谨以此文缅怀郭老，愿历史回归尘土，愿我们从中得到借鉴。

附：

①历史人物中的宋玉师承屈原，中国历史上四大美男子之一，也是继屈原之后的楚国的第二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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