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思道描述雍正的面相（雍正王朝中雍正的）

看过《雍正皇帝》的人都知道，雍正之所以能继承康熙的皇位，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好谋士邬思道。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邬思道这个人虽然在一些非主流文献中出现过，不过他一直都是田文镜身边的谋士，他和雍正的交集，就只有雍正顺嘴问田文镜的一句“师爷安否？”

而据一些人考证，《雍正皇帝》中的邬思道，很可能是雍正曾经的奴才戴铎。值得一提的是，奴才在清代不算是贬义，反而是一种亲近的称呼，一般的非满族官员，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称奴才的。

戴铎这个人先上来是雍正府里的奴才，后来外放做过官，但是正史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认为他是《雍正王朝》中的邬思道的原型呢？

原来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有十封他进呈雍正且雍正都回复的奏折，后世也有人称这些资料为“戴铎十启”，在这些奏折中有一些端倪。

公元1716年，据康熙龙御归天差不多还有六年的时候，已经外放的戴铎给雍正去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除了一些闲事之外，戴铎还提到他遇到了一位“语言甚奇”的道士。雍正回复说，自己对道士的话很感兴趣，让戴铎细说。

结果戴铎很快回了第二封信，说他曾让这个道士给雍正算命，结果道士只给了一个“万”字。雍正收到信后很高兴，回复的文字也多了不少抚慰戴铎的话。

从这两封信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戴铎是知道雍正这个“天下第一闲人”，对皇位其实是有想法的，而且还一直在找“依据”。

不过这封信只能证明戴铎是雍正的心腹，还不能证明他具有“邬思道”的那种能力。

在“戴铎十启”中，真正证明戴铎能力的，是一封清朝版的“隆中对”，戴铎在这封信中主要提到了三个观点：

第一，如何对待还活着的康熙皇帝。戴铎的建议是，要侍之以忠孝，也要示之以孝。康熙虽然算是明君，但是他到了晚年一样会贪恋权位，一样会担心皇子威胁他的位置，而已他当时的能力，他是绝对有实力来“消除隐患”的，所以戴铎建议雍正不能像太子等人那样高调；

但是，康熙未来选的继承人又不可能是一个乖宝宝，所以戴铎建议雍正还要在“低调”的同时，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你可以不争，但你要让你爹看到你具备争的能力。

第二，如何对待那些已经是竞争对手的兄弟。当时对皇位有想法的皇子很多，甚至有“九子夺嫡”之称。这些人都是雍正的亲兄弟，如何对待他们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戴铎给出的建议是，太子你就别指望了，我得到的消息，就没有说他好的，所以不用把他当成未来。而对于你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把朋友搞得越多越好，敌人能没有的话最好没有。

戴铎这一点建议的核心，其实还是让雍正不要过早冒头，要韬光养晦，要当一个在表面上不让兄弟们起戒心的暖男，毕竟康熙这个爹，也不愿意选一个会大杀四方的儿子继承皇位。

第三，如何经营自己的势力。竞争皇位绝对不能光靠面子工程，你一定要有硬实力，而这个硬实力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怎么来呢，四爷你要多提拔培养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你的奴才，和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培养我们，就是在加重自己赢得皇位的砝码。

看过《雍正皇帝》的可能都知道，戴铎此时提出的“隆中对”，几乎和剧中邬思道提出的谋略一样：不要相信太子，要对康熙有发自肺腑的尊重，并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不要让你爹有戒心；要团结同志，不要过早出头，要坐山观虎斗；要培养嫡系，既能给自己增加权重，又可备不时之需......

正是因为这封“隆中对”的纲领非常正确，而雍正后来基本上也是靠着它拿下的皇位，所以有人就推测，当年雍正身边的“邬思道”，应该就是戴铎。

可这是真的吗？恐怕未必。

在“戴铎十启”中，这封信的含金量最高也最长，而其它的几封信都比较短，而且内容几乎都千篇一律，几乎全是：我在地方上混的很不好，四爷能不能给调个岗，我现在手头紧的，都没什么孝敬您了。对于这类信件，雍正的回复都比较厌烦。

此外，戴铎竟然还十分露骨地提出，想让雍正把他调到军方。戴铎的这个想法，无论是于私（可以捞好处），还是于公（帮助雍正拉拢军方的势力，掌控南方的小岛当退路），在当时都是很不妥的，因为这种书信一旦暴露，雍正的野心也就暴露了，这不是一个智士的作为。

其次，戴铎竟然在雍正当了皇帝之后，拿着这些来往的书信跑到年羹尧面前炫耀。

虽然现在已经找到了康熙让雍正继位的诏书，好像雍正的继位是合法的。但是也有人提出，当时雍正已经控制了京城，他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都能想办法造一份诏书出来，所以诏书并不十分可信。而从雍正继位之后，删减了很多当时的敏感信息来看，他的继位可能还有一些疑点。

因此戴铎如果真是那个心思细腻的“邬思道”，他怎么可能会去揭雍正的老底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能力，雍正又怎么舍得不用他呢?想当年道衍和尚帮助朱棣夺位，朱棣登基后是怎么对他的。而反观戴铎，几乎一直都没被重用过。

有人可能会问，戴铎如果没有真本事，那么他为什么能整出那份含金量颇高的“隆中对”呢？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戴铎十启”就会发现，他的“隆中对”算是这封信中最早的，而在这封含金量高的信写完之后，他后来的信含金量就直线下降。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那封“隆中对”并非他自己的手笔，而是出自他身边的“邬思道”。而到了后来这个“邬思道”不知道怎么不在了，于是戴铎的真实水平也就暴露了，戴铎的真实水平并不怎么样，所以雍正才没有重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