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三七种植分布图（文山三七民间种植历史）

文山三七民间种植历史

　　七乡晨韵 【王继武 摄】

　　红满园 【熊平祥 摄】

　　七园精灵 【王国礼 摄】

　　三七的人工栽培，有资料记载的，始于明代，由当时居住在文山老君山脚的平坝镇居民率先栽培成功，后来，这种栽培技术随着移民交流和商贸活动被传入广西一带。明代万历年间《广西通志》（公元1599年）中有“三七，出南丹、田州，田州尤妙”的记载。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镇安府（今德保）县人工栽培三七也成功了。镇安府知府、著名文人赵翼在其作《檐曝杂记》中写道：有名草“三七”，为治血之上药，近有人采其种子于天保县（今德保）之陇峒、暮峒，亦伐木蔽之，不使见天日，以之治血有效，非陇、暮两峒不能种也。赵翼是在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赴任的。民国初年，德保种植三七农产渐多，但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曾几乎绝迹。

　　广西的三七栽培成功仍末动摇文山是三七原产地的地位，广西出产的三七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上都远不及文山。

　　三七的栽培种来源于野生种是毫无疑义的，1984年，文山三七著名种植专家陈树旋邀请吉林农业大学校长等人一同去老君山考察三七物种的源头，遗憾的是，这种野生种已经灭绝，他们没有找到一丝痕迹。而它灭绝于何时，是什么人于何时何地将其栽培成功，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

　　在我国一些史书上，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有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西汉陆贾的《新语卷上·道基第一》有关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和古谚，虽属历史传说，但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神农”无非是这一时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尝百草”正是反映了医药起源于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我们祖先在发现药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神农尝百草只是一个传说，不能作为可考信史。因此，有人把三七野生种的发现归为神农氏，也就不能为大家所信服。

　　然而，三七的人工栽培种发源于文山老君山却是毋庸置疑的。文山老君山是世界三七野生种的发源地，也被称作文山三七“最后的避难所”。据载，老君山古时盛产一种仙草，黄帝常食此草，有助修炼，命为神草、芝草，后老君夜观天象，命名为稠粳草。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道教教祖张道陵在此山创建二十四治中中八治第四治，北周宇文邕所纂《无上秘要》卷23《正一炁治品》云：“昔轩辕黄帝学道之处也。其治左右皆连山冈相续，其山西北有味江水，山亦有芝草、神药。”后来以草为名；称“稠粳治”故称“稠粳山”。

　　中唐道士王悬河在其所著《三洞珠囊》卷7中说：“稠粳治左右山岗相续，西北有味江水，山亦有芝草之药，可养性命。治应危宿，贵人发之，治王五十年。”宋代祝穆在其所著《方舆胜览》卷52“稠粳山，有草名稠粳，服之长生不死”。

　　明代曹学佺在其所著《蜀小名胜记》卷7《胜览》说：“稠粳山，有草名稠粳，服之长生不死。上有丹灶、古碑、宫阙、天池，轩辕帝于此得仙。中第四稠粳治也，上应危宿。”

　　这些史料中所提及的稠粳草，是否就是三七之野生种还有待考证，但按上述史料对稠粳草的功效（可养性命、服之长生不死）的描写却极似三七的保健、养生功效。

　　老君山对文山、云南，甚至中国的意义都是功不可没的。它是滇东南地区唯一的一块亚热带“植物宝库”，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老君山不是一条孤立的单薄山岭，而是山连山的“海洋”，一组呈东南走向的山脉群。

　　老君山与薄竹山东南对峙，距离文山市区55公里。老君山具有典型的立体气候特征，从河谷到山顶，气候特征从亚热带干热河谷温带寒带，形成完整的垂直气候分带及相应的自然环境，当印度洋季风从西南缓缓向文山吹来，老君山率先截住气流，在东侧形成了丰富的降雨和湿润的空气，因此老君山的东侧生长着茂密的阔叶森林。三七正是被这样的环境簇拥生长着。

　　在人们发现并了解到了野生三七的功效后，就将它移为家种，这就是人工栽培三七的开始。

　　关于三七的野生种何时、何地、何因被人们所移植栽培这一问题，很多学者推测：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今老君山一带的古人类，在获取食物过程中难免受伤。求生的本能使他们找寻一些野生植物来止血、治疗，一次偶然使他们发现了有一种植物的止血效果极佳，于是每当他们受伤时，就会用这种植物来治疗。后来便世代相传。直到战争频繁年代，因伤病对药物的大量需要，促使有人将这种植物移为家种。以后，许多民间医生也将它移种，作为药材。渐渐地，这种植物被更多人认识和使用，导致开挖、移栽这种植物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种植物被挖完了，但人工移种的三七却流传下来。

　　文山州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栽培三七的历史悠久，自有记载以来，开化、广南的三七就列为名贵药材，声誉极大，价格昂贵。“开化三七”更是早在清朝就已蜚声海内外。

　　民国十二年（1923年），《广南地志资料》记载：“三七产于县治各乡山地，花（盘）略似韭子，草本，年约出数万斤（疑为鲜七）。根叶均入药用，其花可作茶饮，补血之功高出花旗参之上”。1937年《全国通邮地方物产志》统计，云南出产三七约3.16万斤。《新纂云南通志》也称：“开化、广南所产三七，每年约数万斤。”

　　当时，这些三七行销云南、四川、上海和香港等地。

　　清道光年间，官至云南巡抚的吴其浚，曾经与广南知府的书札往返，在他所写《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说：“余在滇时，以书询广南守，答云，三七茎叶，畏日恶雨，土司利之，亦勤栽培……盖皆种生，非野卉也。”这是文字记载人工栽培三七年代的证据。

　　文山地区种植三七历史悠久，据种七世家的口头推算，至少也有二三百年历史。但细研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昭参”部分，似觉“人参三七”有非野生者，以及相传明崇祯年间，李自成部下神医尚炯亦用三七为药等，可以推测，人工栽培三七的时间一定远远早于清初。

　　清代开化府包括的地域，相当于今文山州文山市、马关县、麻栗坡县、西畴县、砚山县大部和红河州河口县、屏边县、蒙自东部和金平县东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时任开化府知府的唐大宾主持修纂成《开化府志》，在此书第4卷“田赋”的“物产”部分，其中“药属”所列的第二种药物就是三七（第一种为马兜苓），只可惜文字太简略，没有说明到底是家种还是野生。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开化府安平厅通知周炳主持增补续修了《开化府志》一书，但对此没有增补任何材料。

　　云南省农业厅编的《云南三七》中称：“专家曾在文山、广南等县原始森林发现14年生之野三七。”文山州科委编的《文山科技》杂志刊载的《三七》一文中说：“据1956年全州普查时，曾发现马关、西畴等县深山密林中有野生三七的生长。”陈照宙等著的《三七》综述中，说：“野生的和人工栽培的在形态上有些差别，野生种地下茎与根呈长条形，根冠部较长，质地较粗糙，叶较宽大呈野生型：栽培种根茎较粗短，质地较细致，叶较细致，不大。”杨涤清在《几种人参属植物的细胞分类学研究》一文中，称：“野生个体极为罕见。”遗憾的是，这些地方尚存和发现的“野三七”，是否都经过鉴定，是否是真正的野三七植株，因没有留下标本和鉴定资料，至今不能考证其真实性。

　　可见，三七被移为人工栽培时间远远晚于人们使用它的时间。若按《金瓶梅》的记载和其成书时间来看，明洪武（公元1368-1398年）之前已经有相当长的人工栽种历史和相当可观的人工栽培规模，否则，广南三七要在万里之外的异地被认知和普遍使用是不可能的，因此，三七的人工栽培历史至少在640年以上。（周宣）

来源：文山日报

编辑：都市时报一点关注 汤维

审核：字丹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