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赞歌 向我开炮（礼赞英雄城市向我开炮）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经典红色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人物王成向世界喊出了中国军人的最强音，影片主题曲《英雄赞歌》更是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如今，这首正气歌将在上海舞台重新唱响。英雄城市培育英雄儿女，英雄儿女铸造英雄城市。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大型话剧《英雄儿女》将于10月6-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这座英雄城市正式上演。

作为巴金小说《团圆》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同名电影的改编作品，话剧《英雄儿女》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扎实的叙事基础。届时，舞台上将重现上海籍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相继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英勇事迹，重述王成壮烈牺牲后，王芳在战场上与养父王复标、生父王文清团圆的动人故事。

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上海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英雄儿女》和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小说原作者巴金，还是推动电影投拍的夏衍，包括影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和主要演员，都来自上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提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要什么有什么”，超过1.8万名上海青年参加志愿军，其中1683人牺牲在朝鲜。与240余万志愿军战士一起奔赴朝鲜战场的还有来自上海的800多名医护人员，1200多名司机，4300名多铁路工人。在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的一年时间里，上海捐献款项达8491亿余元（人民币旧币），折合战斗机566架，占全国总捐献飞机数量（3700架）的15.3%。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军用物资被源源不断送往朝鲜前线。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艺界200多名文艺工作者赴朝参加各种形式的慰问和演出，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为了赴朝演出，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带领玉兰剧团的同志集体参军；著名作家巴金、靳以、王西彦等通过战地慰问创作了许多讴歌志愿军的通讯、散文。小说《团圆》就是巴金冒着极大危险两赴朝鲜，终日在战壕里与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后凝练而成的作品。可以说，《团圆》是巴金用生命创作而成的。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在极不对称、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范，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份精神也激励着话剧《英雄儿女》的创作者。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精心准备、全力推动话剧《英雄儿女》的创作演出，力争打造一部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体现上海英雄城市特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红色主题剧目，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再唱《英雄赞歌》。

《英雄儿女》由国家一级编剧喻荣军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胡宗琪执导，国家一级美术设计那树枫任舞美设计。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心下，该剧由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指导，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出品。

1950年11月2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对五百万城市人民，展开抗美援朝时事宣传教育。次日，上海总工会也发表声明，号召全市百万职工行动起来，保卫祖国、反对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人民 。同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 ，由刘长胜担任分会主席，“统一领导”全市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自此，上海市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式拉开序幕。此后，包括百万职工在内的上海五百万市民，都参与到声势汹涌的抗美援朝运动之中。

1953年7月27日，中美双方正式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至此正式结束。但其实还有部分参干的上海工友，以坦克修理兵等身份驻扎在朝鲜，直到1956年以后方才陆续回国。

在三年多时间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全上海的产业工人都为前线的抗美援朝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当时，上海工人支援前线战争的形式，主要有捐献飞机大炮、紧急生产、参干支前三类。

1951年6月1日，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后，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迅速展开。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其内容就是要求中国人民通过增产节约、义捐义演等方式，为前线志愿军捐献钱财，将这些钱财转化为前线战场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以助力前线的战争。号召发出以后，上海总工会便立即召开第6次委员会议进行动员布置，并提出了上海工人捐献50架战斗机的目标。

此后，在上海市总工会及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之下，全市的数十万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工人捐献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有的工业企业，是每人每月捐献一到几天的工资——比如私营申新五厂和六厂、中国纺织机械厂和国营第二印染厂这4个单位的6563名职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捐献现金13228.83元，人均2.02元，相当于每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有的职工，是利用厂休日或下班后的时间，义务加班并捐献所得之报酬。再有些职工，是按照合同规程，集体将增产节约运动中所得的部分份额捐献出来。比如上钢公司第一二三厂的职工，分别提出了将自己手中30%到50%、25%到30%和50%的超产工奖，作为捐献款 。又如天一织布厂工人，在三个月的增产捐献计划中规定，增产利润的70%用于捐献。更有甚者，有人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国家，如店员工会的叶吉甫同志，便一次性捐献了自己多年积蓄，总计1200万元（旧币）。还有许多收入低微的三轮车工人、搬运工人和拖车工人等也是在车上插上小红旗，每月义务捐献一天的收入。

物资生产方面，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严重缺乏被子、鞋子、毛巾、医疗设备、汽车轮胎、维修物件等军需民用物资，而朝鲜前线并无稳定开展工业生产的条件，这便需要国内工厂加紧生产相应物资，供应前线，以保证和增强志愿军士兵的战斗能力，改善他们在前线的生活条件。上海钢铁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轻重工业的工人，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入朝作战。但由于入朝仓促，御寒被具严重不足，急需20万条军毯。中纺部便根据中央指示，派员急赴上海，将这一任务交给当时的华东纺织管理局。汤桂堂当时在上海纺织工会生产部工作，领导上派他与私企部的胡涌兴同志一起，陪同中纺部来沪同志前往全市60多家毛纺织厂，向广大职工进行赶制军毯支援前线的动员工作，利用上班前、午饭后、下班后等空隙直接向群众宣传动员。当工人群众听到志愿军同志在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极其艰苦条件下英勇抗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之后，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支前热情尤为高涨，大家振臂高呼“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是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打击美国侵略者！”当听到志愿军在非战斗减员中，绝大部分都是被冻伤的消息后，不少职工眼圈都红了，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争分夺秒加紧生产，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志愿军同志在前方受冻！”经过深入发动后，广大职工日夜突击，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纺织工人就提前完成了20万条军毯的支前任务，紧急运送到了朝鲜前线 。

又比如，益丰搪瓷厂曾接到慰问志愿军的口杯紧急订货任务，原本按常规生产需要130天，上级限期40天，但经过对全厂工人的动员工作，全厂工人努力生产，只用了18天就完成了任务 。上海化学工会下属19家工厂的3000多名职工，也曾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开展劳动竞赛，提前两天、超额20万只完成了慰问品搪瓷杯的生产任务。糖果、手帕、卷烟、纪念册等慰问品的生产也创造了新的纪录 。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厂工人，为了解决前线的急需物资问题，争分夺秒突击生产。比如，汽车轮胎生产的任务，主要是由正泰橡胶厂负责。战争开始以后，前线所需的军用汽车量大大增加，轮胎生产任务也大大加重，但该厂始终能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特别是1952年，总共生产轮胎28729只，是1949年产量的14倍。上海大成橡胶厂则是负责为志愿军制作特种雨衣。这些雨衣涂上了六层胶，不仅可当雨衣，夜里还能当帐篷，铺在工事上可隔潮气；上海医疗机械厂为前线生产的甲种手术包，经过工人的合理安排，一个20斤的小包里拥有数百件医疗器械，可装备一个小型野战医院，保证战地抢救伤员的需要。益民食品厂的工人，则是每年为志愿军生产数千吨罐头食品；益民皮革厂三年中生产了十几万张牛皮，专制军用品；当志愿军运输队急需大量汽车时，虬江机器厂配合有关工厂突击完成15430片汽车弹簧钢板成型和淬火的紧急任务；亚细亚钢铁厂研制出生产无后坐力炮急需的合金钢部件；华泰机器造船厂为前线生产了大批手推车；光中染织厂完成了军用蚊帐；老怡和纱厂完成了军用毛毯；民光制造厂完成了军用毛巾；第三毛纺厂完成了呢毯；正泰和大中华橡胶厂完成了军用胶鞋等突击任务。总之，前方需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 。

当时上海工人，除了在后方加紧生产前线急需物资，以及捐献钱财供前方制造现代武器抗衡美军以外，还有一部分直接来到了朝鲜前线。当时上海工人进入朝鲜战场，主要就是参干、支前两种方式。

支前方面，主要是支前司机或铁路职工参与后方的运输工作；参干方面，是青年工人通过报名参干，通过政审、体检以后，进入军事干校学习知识、训练技术、积累经验，再赶往战场，主要工作有维修飞机或坦克、驾驶飞机或坦克等。当时上海的空军飞行员并不上战场，主要是留在后方维修飞机，故而当时上海参干工人的职业，大概就是飞机维修员、坦克战斗员、坦克维修员三种。

上海数千名的公交司机与铁路职工，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输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需知交通运输线是前线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前线将士便不能够得到粮食、医药、武器装备等方面的物资补养，所以，保证后方物资的稳定供应，对于战争推进来说尤为重要。当时美军切断志愿军运输线的方式，主要是空袭轰炸。而由于在空军和防空力量上巨大实力差距，志愿军并不能完全保证地面运输人员的安全，以及运输工作的顺利推进。

因此，当时朝鲜战场交通运输线的维持，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运输司机在面对空袭时的灵活驾驶。更何况志愿军数量庞大，物资消耗迅速、物资供应需求大而紧急，这便对当时朝鲜战场的军事运输力量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由于朝鲜方面运输力量有限，新中国便抓紧从国内动员相关的专业人员入朝支援。上海铁路局和公交系统方面，响应了当时的支前号召，动员了4366名铁路员工，以及13批支前司机总计1007人，赶往前线参加支前运输工作。其中较出名的人物，有王禹、李增祥、陈金来等人。

王禹本是上海铁路机务段职工，后奔赴战场，担任司机长，并领导其包乘组，在敌机疯狂轰炸下，机智灵活驾驶。他们不仅百分百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还提高了运行速度、经常超轴（即超过载重量），甚至创造了四次高坡拽重新纪录，克服了五次重要困难。也正因此傲人的成就，王禹包乘组荣获集体大功一次，王禹本人也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被誉为光荣司机 ；支前司机陈金来、邢国华在运输途中，发现道路被敌人投下的大量定时炸弹封锁住，便大胆用步枪将定时炸弹一一击毁，扫清道路，胜利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汽车司机李增祥，一天晚上在运输途中遇到敌机封锁，两架B-25战机疯狂地低空扫射，他毫不犹豫地拿起自动步枪还击，击落敌机一架，吓跑另一架，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 。此外，根据杜连生对战争经历的两段回忆，可见当时中国的支前司机在长期的危险运输经验中，已积攒了精妙的操作技巧——杜连生乘坐的支前车辆遭受飞机轰炸时，“老司机猛踩油门，大灯照开，急驶好几百米，再避灯停车”。事后杜连生问老司机，“为啥挨炸还大灯照开？”结果司机憨笑着回答：“你想，飞机扔了炸弹，就飞过了头，一时半会转不过来，所以干脆打着大灯快快离开，也让上面的‘老美’知道，他没能把我们怎么的。” 按照杜连生的理解，“这般从容、潇洒的神情，皆因汽车司机类似经历的太多太多” 。又如，白天车辆遭遇空袭时，“一般人以为只能迅速隐蔽，避开敌机”。但许多老战士却凭借经验玩弄敌机，巧与周旋。“他们一人驾车，一人上车瞭望天空，掌握敌情指挥车辆，车或急缺，或急停，或左右避让，或突然倒车，让敌机射出的串串枪弹炮弹只能在前或在后，要不就在汽车两侧开花……几个回合下来，恼得敌机飞行员头脑发热，有时竟不顾条件一味追射，乃至来不及拉起机头而撞向山头、机毁人亡” 。这类事例，早在志愿军内传为佳话美谈，长了自己志气。

当然，当时上海交通系统职工对战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微观的驾驶车辆躲避轰炸方面，还表现在较宏观的改善运输策略方面。较典型的人例，莫过于原铁路局员工康迪。1951年12月，康迪得到上级批准上前线战斗，并带领120人的队伍（多是工程技术人员）作战。康迪后来到朝鲜东海岸的“朝鲜清津铁路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代表室”，被军事代表尹诗炎派去担任技术组长，与朝鲜铁路局长一起研究如何疏通铁路。当时车辆严重堵塞，“我建议他如遇后线车辆不能前运的，便就地卸车，将空车退回后方，以减少铁路上的车辆数，从而减少敌机轰炸的目标。待前方排空时，再抢着装车运往前方。他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从而减少了车辆的损失和堵塞” 。

可以说，当时志愿军在朝鲜公路铁路运输线，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成为“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部分也是因为上海支前的公交司机和铁路员工在危险的战争环境中，临危不乱，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巧与敌人周旋。

参干的上海青年工人中，也涌现出了很多动人事迹。上海青工中报名当坦克战斗员者，数量不知几何。但在当时，审核严格是肯定的。除参干初期的政治审核、体检测试之外，还要经历3个月的预科学习，再进入军事基地正式学习各项技术，学习一年多时间，方才能毕业，赴朝参战。以上海人民印钞厂的工人颜怀棠、颜怀俭、翁泽元为例，他们都是1950年底报名参干，1951年1月被正式录取，又编入华东装甲兵教导团，经历3个月的预科学习，然后才转到徐州营房第二坦克编练基地进行军事学习，学习坦克、驾驶、射击、通讯等技能。1952年8月，他们毕业，随即于同年10月抵达朝鲜战场 。

抵达朝鲜战场后，颜怀棠以副驾驶员兼无线电员的身份赴朝参战，实际上是补充战斗成员。但他本来当过一段时间的解放军士兵，不喜欢做后备，自然对此安排感到不高兴，于是天天要求连部批准他到前线参加战斗。直到11月，颜怀棠所在的排才接到任务，要求迅速进入万腰山洞阵地，随后颜也被指派带领汽车驾驶员到后方拉给养。当时敌人飞机在空中狂轰滥炸，汽车刚出山口就有敌人飞机俯冲下来，颜怀棠立刻停车、卧倒，当时炸弹、机枪弹就落在车前面。敌机走后，汽车继续前进，顺利将给养拉了回来 。同月，颜怀棠所在的连出动，进入射击阵地。途中，参干青工顾今生驾驶的106号坦克车恰巧被淤泥陷住，泥石将坦克彻底托住，形成履带空转，随时有翻车危险。指导员命令颜怀棠和徐仁杰协助106号车急救出险。颜怀棠检查驾驶室操纵装置时，一阵排炮打来，从他面前飞过。而顾金生和徐仁杰就没那么幸运，他们在车底交代工兵班长排出土石、使履带着地的任务时，被敌人3发炮弹打倒。徐仁杰被削去半个脑袋当场牺牲，顾今生则是受重伤，还有许多工兵伤亡 。

同年12月上旬，志愿军攻打五峰山。战斗打响以后，颜怀棠所在的108号车，原装填手装填的4发炮弹，有3发炮弹卡壳，影响战斗4分钟。车长命令颜去装填，于是颜连装80余发，无一发卡壳。他不仅完成了108号车的战斗任务，还完成106号车的战斗任务，消灭敌人7个碉堡、3个盖沟，大大减少我军步兵伤亡。

战斗结束以后，108号车撤出阵地时，又被敌军轰炸，坦克履带被打断两节。驾驶员赵诚要出去接履带。颜怀棠拉住他说，“你牺牲了，我们车上十七八人（加上工兵班）都走不了”。他挺身而出，先上车顶拿榔头，结果遇到敌人轰炸，急忙从车上跳下，卧倒在车体下，炸弹掀起的土石把他埋起来，他昏过去了。车长爬出坦克，叫车底工兵把他拖到车里。他的头部、手、腰部都在流血，医生立刻给他包扎。他苏醒后，又出去接履带，不料工兵榔头误砸在他头上，他再次昏过去。直到第二天，108号车撤出阵地时他才苏醒过来。当时慰问团来慰问部队，敲锣打鼓送来慰问信、糖果和印有“最可爱的人”的杯子，与他们一起庆祝五峰山战役的胜利。此后，连部让颜怀棠回去后方休养。最后，颜怀棠所在的108号车，集体记一等功，车长一等功，炮长二等功，颜怀棠则是三等功 。

此外，由于美军的空军力量强大，时不时地进行轰炸，故而坦克员受伤，不仅是在战场上，有时也是在后方。来自上海的青工金岷德，就是在坦克掩体旁边擦拭武器、弹药、器材的时候，被敌方的重型炮弹击伤。据他所说，受伤以后“当时脑子还算清醒，晓得挂彩了，但不知在哪个部位，本能地爬起来忍住剧痛往坦克方向跑。跑了没几步，无奈右腿支撑不住，啪地摔下了，我挣扎着爬起来，用左脚蹦跳着走……掩体里的战友们闻声赶出来，把我背回掩体中，割开血糊糊的棉裤一看，大家吓一跳，一块弹片把我的大腿打穿了，棉花与血肉粘在一起，鲜血直流……战后评为三等甲级伤残。至今我右腿膝上前内侧与后侧各有一道30厘米的伤疤痕，每逢阴天潮湿，伤疤还会发生触电般的酸痛”。受伤以后，金岷德回到后方医院养伤，连长、指导员专程看望他，赴朝慰问团也给他送来慰问品和纪念章，他还收到国人的慰问信。之后，未等伤口痊愈，他就主动要求重返前线，和战友们一起打了几个胜仗 。

相比起在前线作战的坦克战斗员，成为坦克修理员和飞机维修员的上海青工，他们的工作环境显然要更加安全。不过，他们在战场上也作出许多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当时，由于中美之间的空军实力相差悬殊，中国空军力量受损较严重，因此当时往往有许多的战伤飞机和有故障飞机等待修理，结果造成飞机出勤率低，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因此，修理飞机的工人们的任务颇为繁重。问题在于，当时葛炽昌、周振林、杨德忠、王远根等从未接触过飞机的上海青工，赶赴朝鲜战场前后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教育，也没有足够的专业书籍以供参考，还面临着飞机轰炸、寒冷天气、修理零件设备有限等条件的限制，这就给他们的修理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扰。但即便如此，上海青工依旧创造出了许多出色的修理记录。其中最出名者，莫过于葛炽昌对米格比斯型飞机修理技术的突破。

1952年，中国空军装备了米格比斯型飞机。这种飞机的战斗性能很好，操纵灵活，对我军打击敌机非常有利。但与此同时，它的性能并不稳定，常常因为冒、漏、滴等故障而影响出航，贻误战机。而且，由于它是采用国际上新兴的尖端技术——液压技术，因此当时并没有修理工作方面的参考书。但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葛炽昌并未气馁，而是不断地进行试验，最终创造性地设计并制作了助力器试验台，对每个助力器进行测试和分析，找出故障源头，进行针对性的修理，最终为全师乃至全空军的米格比斯型飞机提高了“出勤率”。除此之外，还有夏德升摸索出一整套排除副油箱输油活门故障的修理方法，保证了米格-15副油箱均匀供油，为此荣立三等功；以陈炳祥为首的修理组冒40℃高温苦战两个月，将原定报废的“死机”修复使之重上蓝天，立下集体二等功；王德丰克服大量技术难关，经过10次失败，终于研制成功发动机喷嘴试验台，为此荣立一等功等等 。

1952年7月，志愿军装甲兵独立团第一活动修理营正式创建，这是当时唯一的正规的坦克修理部队，以后负责维修志愿军部队的坦克。这支坦克修理营，事实上就是以200名经过将近两年专业培训的上海参干青工为基础，创建起来的。1953年1月，坦克修理营，奉命从安东（今丹东）进入朝鲜，保障志愿军坦克部队保卫朝鲜东西海岸、反美军登陆或空降的军事任务 。

一开始，坦克修理营驻扎在朝鲜西海岸的云谷里，负责入朝参战8个坦克团的坦克、自动大炮的中修和零部件配置及器材供给的任务。之后，由于中朝军队全线反击，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坦克团挺进到平康、开城以南的战略要地，修理营也向前推进。推进的过程中，为保证坦克等军事物资安全，修理营决定抢渡大同江。按照青工俞耀忠的表述，当时“最灵活、最活跃，也是最能干的就是我们这批上海参干的‘阿拉兵’了。互相开展了比安全、比速度的渡江竞赛，每条线上都有人挥着旗子，像拔河比赛一样，全营的渡江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抢渡以后，修理营迅速推进，抵达坦克指挥所附近的百花里。但就在他们抵达后不久，收音机传来了中美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

在此期间，坦克修理营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入朝作战的坦克车做好技术保障，形式有两种，即战地上的紧急抢修，以及主动到各团修理连蹲点。他们到部队以后，不仅帮助检修车辆，传授技术，还帮助坦克乘员一起站岗放哨，因此很多部队上上下下都欢迎他们去。很多人都由此立功，周荣兴个人拿了三等功，他带领的小组也拿了集体三等功 。

总而言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各行各业数十万的工人群众，积极响应了党、政府与工会的号召，他们一边高喊“你们参干守前门，我们生产守后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口号，一边努力从事生产，或者为前线生产迫切需要的军需日用品，或者是将生产的利润和自己的工资收入贡献出来，保障前方生产军事设备的资金充足，从而为前线战争的顺利推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捐献飞机大炮为例，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底，全市工人总计捐款1795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120架，超额140%完成了捐献目标。而且，在工商界所捐献的404架飞机份额中，多数份额都是由工人劳动所创造。而工商界和工人群众捐款购买的飞机份额总和，正好为526架，在当时全市各界人民所捐献飞机总额的576架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再者，上海工人在捐献运动中所超额捐献的比例，也远远超过当时全市人民超额捐献的比例——70% 。由此可见，上海市的工人群众，在当时的捐献运动中，表现出来了尤为激昂的热情，也起到了中流砥柱之作用。

与此同时，在朝鲜前线的上海工人，他们虽然活跃在不同的岗位上，但都同样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尽心尽力，积极工作，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热血，甚至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有1683位优秀儿女在朝鲜战场上献出自己的生命，包括志愿军335团战士盛福林、249团战士徐寿奎、220团一连文化助教陈春发、运输队长樊勋龙、汽车8团驾驶员邢汝贞、8团五连驾驶员马锡元等等。其中，有不少人是以青工身份来到朝鲜战场，却不幸失去生命的，比如顾今生。

如果没有支前司机和铁路员工在保障物质运输线路通畅方面付出的努力与热血，没有后方修理人员付出努力与智慧，没有前线战斗人员坚决战斗、不畏牺牲，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他们为朝鲜战争抛头颅洒热血，也为保卫祖国疆土与人民安全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此，向他们予以诚挚的敬意与悼念。（上海社科院中国史专业研究生黄晓宾）

作者：王筱丽

图片：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供图

编辑：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