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S无痛去世自助安乐死舱）

看到下图你会想到什么?某部科幻电影中的时空穿梭机?某个最新研制的高科技交通工具?又或者是某款全身美容仪?如果E侠君告诉你，其实这是瑞士推出的自助安乐死舱，你会不会和E侠君一样惊掉下巴。

“神奇”的自助安乐死舱，大胆的设想

这款名为“Sarco”的自助安乐死舱，由3D打印技术制造完成，使用者在经过心理测试，确保是在足够理智的思考状态下使用机器后，才能打开舱门。使用者进入到舱体后，启动开关，机器开始喷出氮气，舱内的氧气含量会快速下降至1%，这时使用者会失去知觉，在没有痛苦和感知中离世，整个过程仅30秒。此外，舱内还特别设计了紧急停止按钮和逃生口，以防使用者在启动后反悔，只要使用者在最后一刻按下按钮，依旧可以生还。

据了解，使用者还可自行选择离世时舱外的环境地点，家中、草原、海边、野外......完全按照使用者的心意喜好来决定。在使用者离世后，机器上半部分可分拆为棺材，便于亲人朋友为其安葬。

研发这款机器的是有着“死亡博士”之称的菲利普·尼奇克医生，他表示，这款机器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平静的死亡方式，在失去直觉之前，人会感到有点迷失方向，并可能会感到轻微的欣快感，死亡分别通过缺氧和低碳酸血症、氧气和二氧化碳剥夺而发生，没有恐慌，没有窒息。

“死亡博士”菲利普·尼奇克

在发明出自助安乐死舱后，菲利普·尼奇克再一次提出了，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安装体内植入物的想法。如若患者忘记关闭植入物，它将会释放致命毒素，夺去患者的生命，当然，为避免患者的一般性忘记关闭，体内植入物会在毒素放出前，发出声响提醒患者。谈及为何提出这一想法时，菲利普·尼奇克说，当一个人有老年痴呆症，在病情恶化前，自主提出“如果我到这种程度，请杀了我。”而当你忘记为什么要关闭正在发出声响的东西时，你就会有尊严的死去。

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2016年立陶宛艺术家乌柏纳斯曾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安乐死过山车。他将这个过山车设定为3分钟，车厢缓慢上升至1600多英尺(约487米)高空后，再经历一个猛坠加整整七个精心设置的回环，乘坐者就会无痛去世。

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只要旋转得够快够猛，人的大脑就会因供氧不足而停止运作，“理论上来讲，第一和第二个回环已经足够置人于死地，后面那些只是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从工程学上来考虑，其实这个过山车包含了多余的回环。”乌柏纳斯曾公开表示，安乐死过山车可以给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带来欢乐的体验。

当然，和自助安乐死舱一样，安乐死过山车也同样给乘坐者一次最终抉择的机会。乘坐者可在最高点时按下按钮作出选择，是继续活下去，还是迎接死亡。

安乐死的界限在哪里?

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尊重生命

安乐死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它主要的争议点在于，该不该遵循身患绝症无法救治患者的意愿，在其生活质量已无法保证的生命最后时刻，以无痛苦的方式尊严地离去，而这，会不会被心怀恶意之人故意利用。

这已经不是生与死两难选择的问题，它背后折射出的，还有尊严、人性、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需要尊重身患绝症的痛苦与心理诉求，让其有尊严的在生存与死忙之间作选择。”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刘凯丽对E侠君分析谈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保障安乐死不被滥用，不被他人所支配，生命权不能随意被剥夺。

放眼到国际社会上，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并不多。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对申请安乐死人员的最低年龄限制为12岁，同时，12以上的未成年重症患者，需征得家长、医生多方同意后，才能采取安乐死。

在我国，安乐死是不被允许的，目前只是理论上的探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提出了“建议安乐死合法化，惠及更多不治之症患者”的建议，她解释说，选择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癌症晚期等不治之症的患者，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让他们临终前有一个安详的状态，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

几年前，中国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傅达仁因不堪忍受胰腺癌折磨，选择去瑞士执行了安乐死(瑞士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允许协助外籍公民安乐死的国家)。国际影星阿兰·德龙曾多次表示，希望未来在他离世的特定时间，可以用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子女们的支持。

左：傅达仁 右：阿兰·德龙

但如前文提及，安乐死会不会被恶意利用?它的界限又在哪里?生命尊严和社会伦理之间又该如何平衡?

对此，刘凯丽表示，安乐死界限有多方面。一是谁来支配，譬如父母，以及需要安乐死的人，谁是第一支配人，还是需要几方共同决定?二是什么类型、什么疾病、什么状况等需要安乐死，这个恐怕很难有效界定;三是目标人意识不清醒，如何判断目标人其痛苦程度或者生存意愿;四是是否有年龄界限，假使后期经过几年的努力，医学发达，可以康复更好，如何解决等等。

“安乐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且带有极强的伦理性，生命只有一次，我们需要尊重生命，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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