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真的有疫苗吗（SARS疫苗一直没做出来）

和传统疫苗动辄数年的研发周期相比，为什么新冠疫苗研发进展这么快？疫苗研发这么快，安全吗？有人形容新冠疫苗研发是“一边飞行一边造飞机”，到底有哪些难点？未来量产上市、老百姓大规模接种是否可期？100多个疫苗项目齐头并进，全球范围内掀起疫苗研发竞赛，是否有必要，如何避免造成资源浪费？针对新冠病毒，传统技术路线和创新技术路线，谁的胜算更大？

面对诸多问题，瞭望智库采访了医药行业的专家，对话了疫苗研发一线的企业和机构，组织了一轮深度调研。

文 | 杨杨 张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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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冠疫苗研发这么快？

1月20日，距离鼠年春节还有四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在期待、准备过年了。

这一天，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兴中维”）把技术骨干们召集到了一个会议室，讨论“要不要做新冠疫苗”。也是这一天，钟南山院士明确提出，新冠肺炎“人传人”。3天以后，武汉开始“封城”。

做还是不做？

要做出决定，并不容易。做疫苗，公认的投入大、风险高、费时费力。有任何变数，都可能前功尽弃。科兴中维对此有切身体会，2003年他们的SARS疫苗研究已经走过了临床I期，但疫情忽然消退，病毒没了，SARS疫苗研究也被搁置。

做新冠疫苗，仍有可能要“重演历史”。不过最终，所有人都同意：还是要干。8天后，科兴中维正式启动新冠疫苗的研制项目，命名为“克冠行动”。4月13日，这家公司的新冠疫苗获准进行临床研究。

在疫苗研发领域，像新冠疫苗这样激发巨大研发热情的，几乎没有先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 CEO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说，2月3日该组织向全球征求疫苗研发提案，12天的时间里他们就收到了48项申请，其中来自中国的项目超过12%。

至截稿，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数据是，目前已经有10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5个由中国企业和机构研发。科兴中维正是这5家之一。

和传统疫苗动辄数年的研发周期相比，为什么新冠疫苗研发进展这么快？这些寻找新冠疫苗的团队，他们对疫苗、对抗疫有哪些真切的认识？疫苗研发这么快，安全吗？怎么平衡其中的风险？对现实条件和自身能力有评估吗？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瞭望智库采访了科兴控股董事长、总裁兼CEO尹卫东，从疫苗研发生产一线的微观角度，来“一管窥豹”。

有了疫苗，防控策略才更有弹性

瞭望智库：对疫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为什么？

尹卫东：最现实的原因，还是防控疫情的需要。

新冠病毒传染速度快、存在无症状等特性，不仅容易传播、传播路路径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保持社交距离是目前最有效的应对办法，但隔离的代价太大、也不可持续。

这就产生了很现实的需求。首先是个体保护，就是“谁打谁不得病”、保护一个是一个。

其次，要把传播速度降下来。举个例子，如果5个人中有1个人是传染源，没有疫苗的话，这人会把其他人都传染了。如果剩下的4个人中有1个打过疫苗，那么变成传染3个人，传播速度就能降低20%。

第三个是降低发病率的诉求，得病的人少了，发病人数也就下降了。

最终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被动的群体免疫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因为没有疫苗，只能让传染病自然流行，那么最后活下来的人就免疫了。

现代社会很难接受这种做法，因为短时间内太多人要需要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另一条路，就是通过疫苗主动实现群体免疫。

疫情在国内已经得到了遏制，可是要不再担心疫情卷土重来，还是要靠疫苗。有了疫苗，我们的防控策略也能更有弹性。任何的防控措施都要平衡成本和效益。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更容易高估风险，同时也会加大社会成本。

比如在发病率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有疫苗，就可以把防控级别降下来，隔离等的限制措施可以逐渐退出，社会、经济、生活也能回归正常。

瞭望智库：你们只是一家企业，怎么衡量其中的风险？如果最后做不成，投入的钱和努力不就打水漂了？

尹卫东：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SARS时我们吃了大亏。投入很多，但是SARS疫苗到今天也没做出来。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知半解，当年的投入我们也赚了很多。

科兴能有今天的规模、市场地位和实力，都和当年SARS疫苗的研发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SARS时期的积累，我们就做不了禽流感疫苗、也做不了甲流疫苗。

企业要盈利，最直接要看的肯定是市场需求。但一个企业真正要发展，肯定得同时把握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如果这三个需求能打通，企业赚钱是早晚的事情。新冠疫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兼顾了各方的需求。

做疫苗，风险是一定有的，那就需要做更主动的风险管理。比如我们现在在建的P3生产车间，目标是奔着生产新冠疫苗去的。假如最后这个疫苗没成，就一定会浪费吗？可以转产、上其他产品线，去减少可能的损失。

3、5年的工作，3个月做完了

瞭望智库：对于目前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度，你怎么评价呢？算快吗？

尹卫东：如果和其他疫苗比，新冠疫苗的研发已经非常快了。以科兴中维为例，我们是1月20号找到做疫苗的毒种的，当时在浙江找到病人、进行了病毒分离。当天下午，负责研发的副总带着毒种坐火车回来，进实验室已经是晚上8点了，马上进行纯化等一系列工作，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出样本了。3月份上了动物试验、4月中旬开始上I期临床。

这什么概念呢？原来要做3、5年的工作，现在3个月内就做完了。科学家和自己较劲、希望研发速度更快，这本身没错，但不要陷入到“竞速”的误区中去。我们不是在参加奥运会赛跑比赛，非得分出个胜负来，因为金牌、银牌、铜牌都只有一块。

我们压根不是在跟谁比，不是在跟哪个国家比、也不是在跟哪个团队比，更不是为了争第一、争最快，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新冠病毒。这是一场复杂的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谁会去设计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跑得最快、一定要得第一”。

瞭望智库：这与强调快矛盾吗？

尹卫东：疫苗研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疫情。现状对速度仍然有要求。

虽然快，但目前看，疫苗还是没有病毒跑得快。我们最初的目标，是想保护援鄂的医护。这部分人保住了，整个医疗系统才能撑得住。可是等他们都撤回来了，疫苗还没用上。

之后也一直在加速研发，因为有了新的目标，降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速度。现在全球性的蔓延和可能的反复，仍然需要疫苗尽快出来。

瞭望智库：你们选择灭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和尽快控制疫情之间的目标之间，是否有关联？

尹卫东：当然有关系。技术路线的设计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新冠病毒是新的。对付这样一个病毒，很多人都在纠结用哪个技术路径好。完全用新方法是一个策略，但我们的优先选择是拿成熟的技术、成熟的平台去对付它。老办法的好处是功能、效果、路径都很清楚，也更有可能实现目标。

它也有相对成熟的量产条件。我们手上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灭活疫苗生产技术平台，即使专门生产车间还没建成，但在其他疫苗生产线上也能批量生产。

能大量生产，是疫苗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如果没有量产经验，要做到疫苗能生产出来、能灌装到一个个小瓶子里去、还能每一支都检测合格，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优先选择灭活疫苗，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它是最复杂的技术路线，能给其他技术路线提供支撑。我们本身也不是只做了灭活疫苗，而是做了好几条技术路线的全布局。如果灭活这条路没有走通，还有其他选项，如果其他路线效果更好，那就继续优化。

国家体系和机制起了大作用

瞭望智库：这次和新冠病毒赛跑，为什么能跑得快？

尹卫东：新冠病毒虽然是新的，但它和SARS、MERS一样，都属于冠状病毒。2003年，我们系统研究了SARS病毒、研发了疫苗。从病毒培养、灭活到做成疫苗样本，再到小鼠、猴子等动物试验，在人身上做了I期临床，经历了整个过程。

从我们研究病毒的人看来，新冠病毒比SARS要“好做”。它的病毒培养周期比SARS短多了、只要三天；而且抗原性特别高，这是疫苗的有效成分。新冠病毒这个生长特性，也促进了疫苗的快速研发。如果病毒培养就要一个月，那现在可能还到不了动物试验阶段。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法规的支撑。SARS以后，中国的疾控体系、药监体系迅速建立并逐渐完善。应对大流行病，我们经常说2003年以前都没架可打，因为根本不知道感染人数、发病人数有多少。这一次，较早在武汉发现了疫情，实质上也反映了中国疾控体系的成熟。

和疫苗研发相关的，还有药监体系的成熟。疫苗怎么审批、怎么评价，中国已经和美国、欧盟平行了，都有对应的要求和质量标准，只有对得上号、卡得住位，才能一步步往下走。

我们在连轴转，国家的审评审批体系也在连轴转。我们中间有个工艺变更，按正常流程，报进去两三个月后出结果都是正常的。我们是4月30日晚上报进去的，药监局药审中心5月1日上午10点就开了专家会，20多位内外部专家审，审完了问问题、我们再补充资料。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审批结果就出来了。为这个，我们给药监局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难以抑制的感动。

瞭望智库：这其中，联防联控机制起了什么作用？

尹卫东：联防联控机制太重要了。这个机制的存在，使得跟疫苗相关的各个环节，大家劲都能往一处使，就是为了做出疫苗来。

首先它明确了方向，就是要控制疫情。在疫苗研发上，很早就明确了要覆盖5条技术路线，把科技力量都动员起来。

而在碰到问题的时候，联防联控机制的作用，就是迅速调集所需要的资源并做倾斜，目的就是要把疫苗做出来。举个例子，疫苗的研制要在符合条件的P3生产车间，但企业没有；而全国6个P3实验室归属于疾控系统，之前只能做实验。联防联控机制就打破了这种常态，P3实验室被允许生产、研究、制备疫苗。

疫苗的研究申报，也是在这个机制的保证下，在超常规运作。中国的相关申报路径非常清楚，甚至用什么样的纸、用多大字号都有规定。一个项目所需要的申报材料摞起来比人还高，审读都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实行的是预审制、滚动式提交，审批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瞭望智库：快也引发了一个担忧，这样研发出来的疫苗安全吗？

尹卫东：这个问题你们关心，专家们更关心。

I期临床试验前，我们有一个大专家组审查会。会议开始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报告了40分钟、专家组提问花了50分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疫苗的安全性。

试验流程是保证质量的关键。现在不是着急吗？会不会降低标准、跳过流程？实际情况是，虽然速度加快了，流程不仅没有变、还有所增加，风险标准还有所增加。

试验的流程设计，首先就要本着安全的原则，还要提高效率。试验结果也不是我说了算，是要国际认证的实验室出报告的，这些报告也都遵循国际标准。国内对疫苗安全性的很多指标，其实比国际上、比世卫组织(WHO)的标准都还要高。

瞭望智库：最后一个问题，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疫苗？

尹卫东：疫苗广泛使用的前提，就是被证明安全有效。新冠疫苗在人身上的试验，如果被证明安全有效了，有疫苗可用就相对容易了。

不过，也不是说有疫苗了，就人人都能打了。量产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这一步和研发是同步推进的。我们在产业化上的优先布局，也是为了推动疫苗尽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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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研发有多难？

为尽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对疫苗寄予厚望。

但短时间内研制出安全有效可供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谈何容易。“我们正在一边飞行一边造飞机。”有专家如是形容新冠病毒研发之难。而从以往的经验看，疫苗研发成功率平均不到20%。

新冠疫苗研发到底难在何处？在疫情发生之初，我国就确定了5条技术路线，这背后有何深意？多线作战、齐头并进，能否保证我国疫苗研发万无一失？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我们在疫苗方面如何做更周全的准备？

针对以上问题，瞭望智库专访了免疫学专家、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作为长期从事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的科学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熊思东一直在积极参与疫苗项目评审和相关政策制定等工作。

“一边飞行一边造飞机”？

瞭望智库：有专家形容新冠疫苗研发是“一边飞行一边造飞机”，到底有哪些难点？

熊思东：“一边飞行一边造飞机”，有点言过其实。

研制疫苗，有几个关键步骤：第一步，要找到疫苗的核心成分，也就是抗原（病原体）；第二，要确定病原体的呈现手段，从而让它进到人体发挥效果，灭活、腺病毒载体等都属于呈现手段的一种；第三，对于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可控，要有很好的评价体系，刚开始不能直接拿人体做试验。

我国在病毒流行之初，科学家就迅速研究确定这是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是呼吸道疾病。既是呼吸道感染又是肺炎，结合2003年非典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经验，所以科学家很快确定这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随后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明确为新型冠状病毒。

而对于冠状病毒的培养、分离、扩增，研究都很透，所以科学界很快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说，找到病原体这个难题解决了。

第二步，拿到了病原体，要用什么技术方法来呈现，让它进到人体发挥效果？那么目前采用的5种技术路线都是比较成熟的，这一步也不是很难。

第三步，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可控，这需要一套可评价的体系。安全，即疫苗不能引起其他疾病或损害；有效，指疫苗能够让人产生抗体，真正预防新冠病毒；可控，则意味着疫苗所有的制备、生产工艺和接种过程都是可控的。在这一步骤上，我们确实碰到了困难。

瞭望智库：具体是什么困难？

熊思东：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建立具有人类新冠肺炎模拟表现的动物模型，也就是找到对新冠病毒敏感的动物。研究发现，猴子、雪貂感染，小鼠不感染。

原因在于小鼠体内没有ACE2，这是一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新冠病毒刺突蛋白正是借其进入人体细胞。科学家通过转基因的方式，将这个特殊物质移植到小鼠体内，小鼠也能感染新冠病毒了。

不过，转基因小鼠的繁殖比较慢，要等着小鼠一代一代扩增。尤其是疫苗试验刚开始的时候，全国也就数百只小鼠，现在情况有好转，但依然供不应求。

有人会说，猴子能感染，数量也多，为什么不直接用猴子？这是因为猴子很大，能保证生物安全的饲养空间不足，无法大规模做实验。

而且，除了数量短缺，实验动物的质量也存在不足。理想的动物模型应该能完全模拟人的感染，有两个标准，一是能感染，二是有人类患者身上所观察到的所有特征。

问题是，转基因小鼠、猴子、雪貂都能感染病毒，但并不能完整模拟人的症状。比如，人感染了病毒，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而动物感染后，很少出现重型、危重型病例。

另外，还有一个难题是，如果目前的疫苗研发项目顺利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则需要在疫情流行地区通过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对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评价。但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不具备开展试验的条件。

瞭望智库：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毒不再流行，也就不具备开展三期临床试验的现场条件，那么诸多疫苗研发项目要如何推进？

熊思东：目前有几个方案：一是参与全球疫情防控，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病毒流行区，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是在疫苗一二期临床试验数据过硬的情况下，可以对医护人员等暴露风险较高的人群先行接种。接种之后，如果像一些专家预测的，在今年10月份到明年年初病毒还会流行，届时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事先接种的人群，感染率是否明显低于尚未接种的。如果是的话，也就证明疫苗是有保护效果的。

那么具体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到时候可以进行数据评价。

还有人体攻毒试验等方案也在讨论中，要视疫情的紧急程度来决定是否采用。

瞭望智库：目前，中国获得国际认证的疫苗品种并不多。这对中国产新冠疫苗获得世卫组织的预认证以及各国监管认可，是否会造成障碍？

熊思东：国内的新冠疫苗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毕竟中国在疫苗研发方面，目前进展非常快，覆盖的技术路线也都是比较成熟、容易被接受的。

对于中国的疫苗研发项目而言，早日参与到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也能及时与国际标准接轨，让疫苗最终能在全球通用，这也是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为何“五路出击”

瞭望智库：新冠疫苗研发方面，我国并行开展了灭活疫苗、核酸疫苗、重组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的攻关。为何会选择这5条路线？

熊思东：疫情之下，攻关新冠病毒疫苗，是一个边学习、边探索、边研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预测哪条技术路线是否一定可行。

而我们的根本目的是用最快的速度拿到可用的疫苗。所以，衡量技术路线是否可选，就在于这个路线是否成熟，技术储备是否足够，通过这个路线研制疫苗速度是否较快。

正基于此，对于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发传染病，考虑到技术路线的可获得性，我们更多的要依赖于比较成熟的技术。而选择的五条技术路线都比较成熟，技术瓶颈和技术难题比较少。

所以，我国从一开始就成立工作专班，确定采取比较成熟的5条技术路线，有序推进疫苗研发。

虽然我国的疫苗研发并非遍地开花，但推进速度很快，成效很好。截至目前，已有1项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4项灭活疫苗相继获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开展一期和二期合并临床实验。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不禁止自由探索，也就是说我国并非只有5条技术路线。如果哪个研发团队在5条技术路线以外，还有新的突破，当然更好。

瞭望智库：国内目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有4个都是灭活疫苗。我国重点布局灭活疫苗，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同时开展多项临床试验，这是必要还是浪费？

熊思东：所谓技术路线成熟，是指通过这条技术路线生产过安全有效的疫苗。而技术储备足够，是指我们熟悉这个技术路线，且研发单位有相关的平台技术。

在灭活疫苗方面，病毒获得、培养、分离、灭活、纯化等各种工艺，我们在流感、手足口病、脊髓灰质炎等疫苗的研制中都有成功的经验，而且有不少疫苗获批上市。所以，灭活疫苗的技术平台是成熟的，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我们在已有平台基础上进行改变和调整，这种情况下整个研发进展就很快。

多条技术路线并行，开展多项临床试验，一方面，临床试验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几个灭活疫苗是由不同的研发单位来做的，技术路线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很多技术参数也不完全相同，目前还无法确定哪个疫苗最终能顺利上市。

另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剂量来接种。新冠肺炎是全人群易感，这意味着疫苗接种范围广泛，需求量大。所以一个厂家的疫苗成功了，一家来生产还不够，需要不同的厂家生产更多的疫苗。

瞭望智库：当前，新冠疫苗审评审批速度之快远超常规，多个疫苗项目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批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这种情况下，安全性有保证吗？

熊思东：在疫苗整个评审过程中，可以说是一个环节不少，一个要求不变，一个标准不降。

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到速度加快的？

一是不用排队。疫苗研发的项目报上来，即时处理；二是药监局经常组织专家利用晚上、周末时间召开评审会，几天一次，频率非常高，而且开完会后，评审员会第一时间集中意见，反馈给研制和申报单位。

而在往常，专家开完评审会总结意见需要好几天，把结果反馈给研制单位，又要好几天，研制单位根据评审结果调整试验方案，又要好几天。现在是，所有环节的参与人员都放下其他工作，将疫苗的评审作为头等任务，马不停蹄推进，把节奏加快。

国家疫苗储备体系从何入手

瞭望智库：面对一个新发传染病，能否及时研发出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因素。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疫苗方面，我们如何做到未雨绸缪？

熊思东：从研发疫苗的几个关键步骤看，包括病原体、呈现手段和评价体系。对于无法预知的传染病，我们可以在呈现手段、评价体系以及运输接种等方面做好周全准备。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好相关技术路线的平台技术储备和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快速研发机制和应急审评审批的法律法规准备。

其次，要有足够的产能或生产线储备策略。目前的5条技术路线中，核酸疫苗属于创新疫苗，还不能说有很充裕的生产能力，而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疫苗以及基因重组疫苗等，我国都建立了较强的生产线。

最后，疫苗成功研发并顺利批签发上市销售后，还需要经过专业的冷链运输分配到各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安排广泛接种。目前我国的疫苗配送和接种，也是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储备角度可以进一步完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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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快”很重要，但也一定要“好”

“已开展的临床试验显示，受试者的抗体水平非常好，可以保证安全、有效。”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明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新冠灭活疫苗的最新进展。杨晓明还是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

在全民期待用疫苗终结疫情的当下，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据了解，目前，中国生物旗下两个新冠灭活疫苗均已进入II期临床阶段。杨晓明预计，如果进展顺利，疫苗完成临床试验直至上市，最快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

这样的速度，实属快到极致。通常情况下，一个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普遍要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

在杨晓明看来，疫苗研发，“快”很重要，但也一定要“好”。研制出安全有效可供老百姓大规模接种的疫苗，从而控制住疫情，才是终极目标。而作为中央企业，中国生物责无旁贷。

中国生物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发攻关为何能实现领跑？快速攻关之下，如何保证疫苗安全和有效？疫苗研发一定能成功吗？未来量产上市、老百姓大规模接种是否可期？

针对以上问题，瞭望智库专访了杨晓明。

人类与病毒之争，就要抢时间、争速度

瞭望智库：公开报道显示，中国生物在1月19日成立疫苗项目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安排10亿元资金，开发新冠灭活疫苗。为什么要启动疫苗研发项目？这么大的资金投入，在集团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决策流程？

杨晓明：对于一个传染病，从诊断、治疗、预防，这是一整套的防控方案。去年12月底，我们率先研制出新冠病毒诊断试剂，随后又率先倡导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疗法，并研制出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刚开始，新冠肺炎患者并不多，也没有全国大流行，是不是要立马启动疫苗的研发，我们觉得还是要慎重。所以疫情之初我们是以诊断和治疗方面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主。

但随着官方明确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问题就严重了。也就在那个时候，中央提出要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出可用的疫苗。我们马上加速疫苗项目，必须全力以赴。其实包括生产车间在内，中国生物对疫苗项目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5个亿。

以往，上亿元投入的项目获得通过，集团要开很多次会议讨论，而且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审批，流程多，时间长。但应急情况下，所有环节都开了绿色通道，项目得以快速启动。

瞭望智库：对新病毒而言，疫苗研制及临床前研究，往往要数年之久。但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科学研究及临床前试验仅用了3个多月，近日两个疫苗均已进入临床II期试验阶段。为什么能这么快，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

杨晓明：我们疫苗的研发速度，以及中国其他几条技术路线的进展，整体在国际上是走在前面的。但要说明的是，新冠病毒疫苗快速研发，不是中美之争，也不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争，而是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家以及其他地区科学家代表全人类与新冠病毒的一场战争。

既然是人类与病毒之争，就要抢时间、争速度。

首先，在疫苗攻关中，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的优势得到全面体现。我们的研发单位、合作单位、生产单位以及医药监管部门等各方机构均全盘通力配合、全力以赴，通过集中力量、串联转并联的方式，加速疫苗研发。

比如，疫苗在获得临床试验批件之前，地方疾控部门就把参与试验的志愿者动员到位，正因为提前准备了，国家药监局晚上7点发的批件，当天晚上9点我们就给志愿者接种了第一针。可以说，各单位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很主动的履行职责，各环节之间的工作实现了高效、无缝的衔接。

第二，疫苗研发进展快，也有赖于我们多年大规模的科研投入，建立了很多成熟的技术平台和人才团队，疫苗开发工艺、质量监督体系也在不断更新，均保持全球先进水平。除了灭活疫苗，我们在另外3个技术路线上也在马不停蹄的攻关。

第三，如果说做疫苗是一边开飞机一边造飞机，那么相关的零件等供应链都要及时跟上。近年来，疫苗相关产业链配套逐渐齐全起来。而在30多年前，我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疫苗，试验室里几乎所有要用到的仪器、设备、试剂都要从国外进口，中间耗时长达数月，想快都快不起来。

此外，中国生物前期做诊断试剂，对疫苗研发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比如，做灭活疫苗的第一步，就是分离出新冠病毒的毒株，而我们在做诊断试剂期间就做了这项工作。

疫苗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瞭望智库：为什么会选择灭活疫苗这个技术路线？今年4月，中国生物先后获得两个新冠灭活疫苗临床批件，双管齐下，背后有何考量？

杨晓明：选灭活疫苗这个技术路线，因为工艺路线比较成熟，也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针对手足口病、脊髓灰质炎、出血热等传染病，我们均已研发出安全、有效、大量使用的疫苗。

所以，通过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我们可以触类旁通，成功研发出新冠疫苗的可能性很大。

一个技术路线，布局两个研发团队，第一，为了提高成功率，保证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毕竟是针对新发传染病的疫苗，很难说百分百成功，一个不成功，还有第二个。

第二，疫苗成功研发出来之后，我们要保证能够供应上。也就说我们有两家都能生产，万一其中一家出了什么问题，另一家马上就能顶上来，否则疫苗供不上，老百姓第1针打完了，第2针却断货了，这肯定不行。

瞭望智库：一个技术路线布局两个项目，相当于为疫苗研发上了双保险，这能否确保疫苗研发和生产万无一失？从以往疫苗研发上市成功率的角度看，我们这次有多大的胜算？

杨晓明：我们做疫苗还是有经验，我们认为最成功最有希望的是灭活疫苗，所以安排两个团队同时并行做。

其他几个技术路线我们也在做，采取梯队式的策略，比如基因重组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也在同步研发。

战胜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期望。从成功率方面讲，灭活疫苗希望很大，技术成熟，标准明确，目中国生物旗下2家企业的新冠灭活疫苗进入Ⅱ期临床研究，从已有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分析，我们战胜病毒的胜算非常大。

志愿者入组中国生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Ⅰ期临床试验

疫苗一定要“好”

瞭望智库：与药物不同，疫苗是给健康人预防使用的，保障安全性是重中之重。当前，新冠疫苗研发审批速度之快远超常规，从企业角度看，在安全性保障方面是如何把好关口的？

杨晓明：疫苗研发，“快”很重要，但也一定要“好”。“好”，主要包括安全和有效两个特性。

在临床前研究阶段，我们在大鼠、小鼠、豚鼠、恒河猴以及食蟹猴等7种试验动物身上，开展了疫苗的免疫原性研究、攻毒保护试验以及安全性评价，以验证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

动物实验结果非常理想，疫苗在这些动物身上没有出现任何过敏反应和毒性反应。正是基于前期良好的动物安全性评价结果，疫苗研发才能快速获批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人体临床试验分为三期，安全性评价贯穿整个临床研究过程。如果三期临床研究都能成功，就足以说明疫苗安全、有效，能保护接种人群免于新冠病毒感染。

而在疫苗成功注册上市后，还会开展Ⅳ期临床试验，对大规模人群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旨在发现不良反应并监控疫苗保护效力。

老百姓期待疫苗，我们做疫苗的不能着急，一定要保证质量，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阶段再到上市后监控评价等，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所以，研发虽然提速了，但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标准不降低、流程不减少的原则，严格遵循国家关于疫苗研发的各项技术指标与法律程序。

瞭望智库：据了解，国家药监局开通了绿色通道，一次性批准了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这一做法能节省多少时间，疫苗安全性方面会不会打折扣？

杨晓明：至少能节省好几个月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Ⅰ期临床试验做完，国家药监局会根据试验结果召开专家会议，进行现场评审，决定是否批准开展Ⅱ期临床。现在相当于把这个环节省掉了。所以，我们做Ⅰ期的时候，Ⅱ期临床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前做好了。

不过，Ⅰ/Ⅱ期临床试验合并审批，并不意味着两期临床试验能同时上。这只是一种试验方案，临床试验的具体流程、要求都体现在批件中。而且，试验过程中有专门负责监查的第三方机构，每个环节经其检测、评估合格，才能开展，出现任何问题，会及时叫停。药监机构也会随时关注进展和安全性。

最终还是希望人人都能用上

瞭望智库：在这种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情况下，老百姓接种安全有效的疫苗预计在什么时候？

杨晓明：从目前的进展看，完成临床试验直至上市，预计最快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

瞭望智库：快速可量产是新疫苗研制项目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为什么快速可量产这么重要？在疫苗产能布局方面，中国生物做了哪些准备？

杨晓明：疫苗如果非常好、非常有效，只做出一两支，起不到作用，必须要对大规模人群接种，才能把传染病防护控制住。所以一定要实现量产。

我们提前建设了两个疫苗生产车间，一个在北京，仅用时60天就建设完成，并通过国家级生物安全专家的现场评估，车间批次产量超过300万剂，量产后年产能达1-1.2亿剂，具备满足大规模紧急使用和常规接种的生产条件。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

另一个车间在武汉，预计今年6月底或7月初完成改造建设和疫苗产能扩大，产能约1亿剂。所以，两个车间年产能将超过2亿剂，能保证新冠灭活疫苗的可及性。

瞭望智库：通常情况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临床验证之后，公司才会开始兴建厂房。为什么要这么早建车间？

杨晓明：我们在北京的生产车间已经全部建成并完成了验证，疫苗一旦获批、立马就能生产。

建厂房建生产线都要时间，建成后还要验证。如果等疫苗获批上市了，再去建厂肯定来不及。

而且临床试验阶段疫苗小批量试生产和上市后真正大规模生产，还是不一样。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就在模拟大规模生产的过程，确定生产工艺，从而保证每个批次的疫苗质量稳定。

瞭望智库：如果疫情不再反复，新型冠状病毒彻底消失，老百姓不需要接种疫苗了，现在投入的车间、生产线，是否就打水漂了，如何看待其中的风险？

杨晓明：我们不能有这种侥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提前做好布局，才能有备无患。

要强化对疫苗重要性的认知

瞭望智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疫苗研发方面，哪些应急做法和经验值得沉淀下来？

杨晓明：疫苗不是一家企业或者单位能做成的，比如，分离病毒要和医疗机构、疾控部门合作，临床试验要到基层疾控中心去做，疫苗质量要靠检验部门评估，要提高研发效率，必须推进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这次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对各个部门之间协作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回归常态后，希望能够把联防联控机制中的高效沟通协作的经验和流程固化下来。

目前已经有一些促进协作的机制和联盟在发挥作用。比如，2013年，我们联合国内疫苗研发、生产、监管和应用等各个领域的机构，成立了中国疫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旨在加强疫苗领域技术创新和科技合作，促进国内疫苗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应对新发、突发疫情和疾病防控的能力。

瞭望智库：当下，人们对安全有效的疫苗翘首以盼。作为企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杨晓明：现在大家对新冠疫苗很期待，其实我们已经研制出了不少很好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肺炎疫苗，60岁以上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接种之后能明显降低流感、肺炎患病率，病情严重程度也会明显减弱。但很多人不会主动去接种。

我们希望经由这次疫情，公众对疫苗重要性的认知能够有所提高，更多的支持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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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个新冠疫苗研发项目，谁有胜算？

全球范围内，新冠疫苗的研制竞赛正如火如荼。

世界卫生组织（WHO）官网信息显示，截至6月2日，共有133个新冠疫苗项目在研，其中10个疫苗已经进入临床试验。

诸多疫苗项目，既有此前已在多种传染病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成熟技术路线，如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等，也有目前尚无人用疫苗产品上市的新型技术路线，如核酸疫苗。

中国团队的研发进展喜人：10个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中，就有一半出自中国，包括4个灭活疫苗和1个腺病毒载体疫苗，均为成熟技术路线。

100多个疫苗项目齐头并进，全球范围内掀起疫苗研发竞赛，是否有必要，如何避免造成资源浪费？针对新冠病毒，传统技术路线和创新技术路线，谁的胜算更大？全球疫苗公司的国际合作研发，对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实现疫苗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又有何助力？

针对以上问题，瞭望智库采访了艾棣维欣生物相关负责人。艾棣维欣生物是一家位于苏州的中国疫苗研发企业，承担了核酸疫苗的重点研发项目，主攻新冠DNA疫苗，正在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INOVIO开展合作，联合研发新冠疫苗INO-4800。4月6日，该疫苗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审批，开始人体临床试验。

多路并进，增加疫苗研发成功率

瞭望智库：WHO官网信息显示，截至6月2日，全球共有10种疫苗进入了临床试验，还有123种疫苗正在开展临床前研究。这么多疫苗项目齐头并进，有必要吗？会不会是浪费?

艾棣维欣：只有安全有效的疫苗才能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因此各国都在和时间赛跑，期待及早研制出可用的疫苗。

首先，疫苗研发难度大、周期长，面临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多重考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每种技术路线都有优点和不足。对于新冠疫苗，究竟哪种技术路线可以走到最后，目前没有定论。多条技术路线并进，有助于增加疫苗研制的成功率。

其次，全球开展众多疫苗研制项目，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资金和资源消耗。但考虑到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时间紧迫，生命宝贵，而且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运用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开发疫苗，从而赢得更多时间，是值得的。

再次，多路并进，形成了如火如荼的疫苗研发竞赛，有助于激发各研发机构展现最佳状态，发挥最大潜能，及早获得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瞭望智库：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等技术路线，各有何优势和劣势？

艾棣维欣：灭活疫苗技术成熟，但不足之处是需要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厂房，产能有限制。

重组蛋白疫苗的优点是利用特异性抗原针对性地诱导免疫保护，生产技术成熟、容易量产且生产成本较低，但免疫原性方面比较弱，一般需要依靠佐剂手段予以加强。

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优点是，除体液免疫外还可以诱导良好的细胞免疫。但是，病毒载体的预存抗体可能干扰疫苗的作用。此外，由于腺病毒是一种引起感冒的病毒，人体会有免疫反应，注射腺病毒载体疫苗之后，发热的比例高，这方面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瞭望智库：目前，国内外多个研发项目已经进入Ⅱ期临床，如果后面有一两个疫苗能成功上市，剩下的技术路线和研发项目是否有必要继续？

艾棣维欣：一两个疫苗能够早些上市，其他的技术路线和项目还是应该继续下去，争取获批上市。一方面，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继续研发，我们可能会获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表现更优的疫苗，比如，免疫保护效力更好、持续期更长，使用剂量更少，接种方法更简单等；另一方面，更多的疫苗上市，也能给公众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机会。

核酸疫苗开发快，不确定性也大

瞭望智库：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3小时之后，研发人员就在电脑上利用基因测序的结果设计出了DNA疫苗的雏形。为什么能这么快？相较于传统技术路线，核酸疫苗有何优势和劣势？

艾棣维欣：DNA疫苗，是将编码抗原蛋白质的DNA制成疫苗，递送至宿主细胞内表达抗原，进而诱导宿主对该抗原产生细胞免疫应答和体液免疫应答，使被接种者获得相应的免疫保护能力，从而预防或治疗疾病。它和RNA疫苗同属于核酸疫苗。

作为新兴的“第三代”疫苗技术，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核酸疫苗的技术平台一旦确定，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体系都可以通用和复用，不因抗原的基因变化而改变。

这样一来，能够减少临床前的大量工作，临床研究样品以及上市后产品的生产时间也较传统疫苗耗时更短，适合新产品的快速开发。

所以疫情期间，不少研究机构选择核酸疫苗作为疫苗制备路线。例如，在美国最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两个疫苗，均为核酸疫苗。

对于DNA疫苗，全球已经有数百个相关临床试验，大量的临床数据证实了该疫苗在人体的安全性。而且，DNA疫苗产能较高且稳定性很好，在室温下可以保存较长时间，运输方便，既适用于疫苗储存条件欠佳的贫困和偏远地区，又能作为新冠疫苗的战略储备。

总的来说，核酸疫苗的优点是研发生产周期短、能快速供应等，挑战在于，目前全球还没有人用核酸疫苗上市使用，其人体有效性、安全性等方面均尚待临床研究来证实。

瞭望智库：核酸疫苗的开发难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艾棣维欣：核酸疫苗设计，首先要清楚选用哪一段序列才能更有效地表达蛋白质并产生更好的免疫原性。这非常依赖经验。

同时，工艺方面的能力也很重要，包括序列的设计和优化、递送技术和工艺以及生产制造工艺及质量控制。

开发核酸疫苗最主要的门槛在于核酸递送系统，即如何让核酸疫苗高效地跨越细胞膜进入细胞内。目前有电转递送和脂质体包裹递送两种主流技术，还有微针递送等技术处于开发阶段。

电转递送技术，利用瞬间电流，通过物理的方式让细胞膜打开，使核酸高效地通过。该技术将核酸递送效率提高上千倍，使核酸疫苗的免疫效果在人体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作为物理的递送方式，安全性也非常好。

目前主流的人用DNA疫苗已经开始使用电转仪。手持式电转仪是一种医疗器械，注射完DNA疫苗之后，用电转仪的枪头在皮肤表面通一个瞬间的局部电流，可以使疫苗快速完成递送。

瞭望智库：从全球范围看，核酸疫苗产品开发取得了哪些进展？

艾棣维欣：核酸疫苗分为DNA疫苗和RNA疫苗。

在动物疫苗领域，全球已经有五个DNA疫苗产品获批上市了，分别针对马、猪、犬、鸡、鱼的疾病预防，说明DNA疫苗在大动物和小动物中的表现都很好，为人用疫苗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人用疫苗的临床开发周期更长。全球有数百个DNA疫苗进入临床，进展最快的是INOVIO研制的针对人乳头病毒（HPV）相关癌前病变的治疗性疫苗，正处于Ⅲ期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阶段，其中也包括中国。

RNA疫苗进度相对慢一些，这两年有大量的品种启动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最快的已经进入Ⅱ期临床。而且，在RNA疫苗领域，全球诞生了多个领军研发企业，包括Moderna、CureVac、BioNTech等，随着技术和资金投入的增加，研发进度会越来越快。

按照现在的进展，核酸疫苗正处于突破的边缘。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陆续有人用核酸疫苗产品获批上市，实现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争取国际市场入场券

瞭望智库：在疫苗项目上，艾棣维欣为什么选择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INOVIO联合研发？

艾棣维欣：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共同推进疫苗研发，加速进程。

艾棣维欣和INOVIO早有渊源。艾棣维欣的联合创始人王宾博士是DNA疫苗专家，曾与INOVIO创始人在同一个实验室共事。

INOVIO的核酸疫苗快速响应技术全球领先，且拥有电转递送技术，可以大大提升核酸的递送效率。而且，它已开发出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DNA疫苗INO-4700，并将其推进到Ⅱ期临床。

所以，在DNA疫苗的快速开发方面，INOVIO既具有领先的技术，又有成功的案例。我们选择联手，共同推动项目取得进展，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让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从而满足疫情防控的需求。

瞭望智库：中美两个疫苗公司合作研发，对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实现疫苗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有何助力？

艾棣维欣：中国疫苗行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全球主要的疫苗品种都已在中国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全球很多创新品种，也正在逐渐进入中国。

但是国内疫苗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进程尚在起步阶段，在获得WHO预认证和欧美发达国家监管认可方面，也缺乏经验。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补足短板，尤其是借助新冠疫苗的研发合作，融入国际疫苗体系，是一个锻炼机会。

比如，艾棣维欣和INOVIO合作的疫苗项目，同步在中美两国开展研发，均申报临床试验，同时满足两国的法规要求。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批准疫苗进入临床，在中国也有望近日获批临床试验。

在获得中美两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并完成Ⅱ期之后，接下来的Ⅲ期临床可以参与到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而且，如果中国疫情一直控制得很好，那么可能不具备开展临床Ⅲ期的对照条件，我们利用境外数据支持境内申报，也会相对顺畅。

如果最终我们的疫苗在临床试验中证明安全有效，因为已经同时满足中美两国高标准的监管要求，在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快速申请上市使用将成为可能。

而且，目前我们正在苏州工业园区筹建符合国际标准的新一代DNA疫苗厂房，用于疫苗量产。与此同时，我们积极申请WHO预认证，如能顺利通过，相当于从疫苗质量标准的角度拿到国际市场的入场券，支持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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