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应该怎么反驳现实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近代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撰写出版了《乌托邦》，描写了在一个小岛上实行财产公有制、集体劳动、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等社会特征，宣告了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乌托邦”意指子虚乌有的地方，虽然并不存在，但它寄托了人类的美好理想，因而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端，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空想社会主义前后历经300余年，划分为早期（16—17世纪）、中期（18世纪）和晚期（19世纪上半叶）三个阶段，产生了10多位著名的空想家。一部空想社会主义史，记载了他们构思和建立人类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一、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揭露和批判

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就不可能激发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首先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无情鞭挞。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最富有价值意义的，正在于愤怒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

当资本主义制度还在胚胎的时候，就孕育了各种罪恶和灾难。资本主义是以剥夺劳动者的一切生产资料和一切生存保障起家的。私有制造成了社会的贫富悬殊，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莫尔指出，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少财富，最后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穷苦不堪，社会“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页）。康帕内拉说，私有制社会“就好像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那样多的懒汉和恶棍，以致使国家濒于灭亡”（《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页）。摩莱里阐明：“私有制是世界的罪恶的渊薮”“私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母”（《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3、171页）。马布利以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为例，尖锐地指出，正是私有制“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阶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4页）。

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反映的乃是剥削和奴役的关系。欧文在管理工厂的活动中，初步发现了剥削的秘密，从而提出了“剩余产品”的概念。欧文指出，工人“生产出自己的生活资料，并尽自己的劳动，生产出剩余产品”（《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2页）。他发现，“企业的货币收入大大超过任何人有权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的收入”（《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0页）。欧文分析道，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比他们消费的生活资料多，二者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利润，因而利润是来自对工人的剥削，是资本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欧文还不可能正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还不可能像后来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那样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但这已经表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资本家所付出的劳动的价格和劳动创造的利润并不相等，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

从经济上贫富悬殊、政治上阶级对立的事实出发，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了国家的性质。巴贝夫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政府为了保住它那有主人也有奴隶的制度，“就要靠刺刀来保卫自己”（《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9页）。圣西门也从法国的阶级斗争中指出，统治阶级凭借什么样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统治秩序呢？从他们一开始当权“就暴露出武力统治的特点和特性”，他们“是依靠宝剑来建立自己的一切权力的”（《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3、204页）。暴力和欺骗，雇佣军和警察，这就是统治阶级使用的主要手段。欧文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政府是少数统治者依靠暴力和欺骗对大多数的和平居民进行压迫、掠夺的机关，“它制造暴力、掠夺和屠杀，并把这种罪行当作高尚的美德来加以颂扬和给予奖赏”（《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2页）。卡贝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中标榜什么主权属于人民，什么代议制政府，什么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是骗人的空话。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是人民的专制独裁者。在标榜民主自由的代议制政府中，既没有人民自己真正的代表，也没有人民所享受的真正自由。他们从人民身上收取大量捐税，用来豢养统治和镇压人民的成千上万的官员和几十万军警，压迫在人民头上。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造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和道德的堕落。康帕内拉指出，资产阶级崇尚私有制，形成利己主义，私有制和利己主义就驱使着人们为了达到可鄙的目的而成为“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摩莱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制度的弊病是同道德的败坏直接联系的，政治腐败与道德堕落同出一辙。他指出，凡是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存在的地方就有一种力量在统治，这就是个人利益。他说：“请分析一下虚荣、自负、骄傲、野心、狡猾、伪善、邪恶；同样，请把我们的大多数假道德来一个分解，最终，你到处都会得到这个不可捉摸、有害的因素—贪欲。”（《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马布利控诉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了人类本性，破坏人类善良、同情心和团结友爱的社会品质，使爱名誉、爱祖国、爱自由和爱法律的精神让位于卑贱的利益。马布利正确地指出，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是引起贪婪、虚荣等等道德败坏的总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在人们的心里播下有害的欲念种子，拥有财富的好处引诱着人们去扩大财富，由此滋生了贪婪的心理。而虚荣的出现，是以私有财产的不平等为前提，在追求虚荣之前，一定已经出现了享有特权的富人，他们的财产和地位同时就是羡慕和崇敬的对象，“在一个国家内，平等越少，虚荣、卑鄙、残酷、贪婪和暴虐就越多”（《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5页）。

二、为人类理想社会设计美好的蓝图

在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设计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蓝图，构成了最初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萌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集中体现为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实行按需分配；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和阶级差别等方面。

未来理想社会要建立公有制。莫尔认为，因为“一切是公有的”，所以“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页）。公有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自由、平等、幸福和高尚的道德。在空想家描绘的理想社会里，无论是“乌托邦”“千载太平之国”“太阳城”，还是“符合自然法则的理性社会”“完美的共和国”“平等的共和国”“和谐的公社制度”，都是在实行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们自由、平等、幸福的愿望，人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因为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压迫和与之相联系的等级、阶层、阶级，人们可以尽情享受一切文明成果，并具备了极高的文明素质。

未来理想社会必须实行按需分配。在莫尔的乌托邦里，城市中心是各种物资汇聚的市场。每个家庭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就近送到市场，分类归仓入库。乌托邦的按需分配，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现货供应，“每一户的房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在闵采尔的千载太平之国中，一切都是按需免费供应的。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从公社那里领取自己所必需的东西：从面包店领取面包；从裁缝店领取衣服；从鞋店领取鞋子。在维拉斯笔下的共和国，一切公民的生活必需品都由国家供应。“如果某个人需要什么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只要向行政官员提出申请，官员总是同意他的请求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1页）按照这样的按需分配原则，塞瓦兰人“一生都毋需为饮食、衣服、住房而操心，甚至毋需为赡养妻子、抚养儿女而操心”（《塞瓦兰人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1页）。卡贝也主张根据需要分配，把产品分给劳动者。他说：“凡是需要吃比别人加倍的食物才能饱肚的人，便有权领取比其他人多一倍的食物。”（《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3卷，商务印馆1978年版，第374页）德萨米进一步指出，应该按每个人的实际需要来分配消费品，他举例说：“就让皮埃尔只吃一个鸡蛋，让保罗去吃一头公牛好了，（请原谅我过甚其词！）”（《公有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这就是“量饥而食，量渴而饮”的原则，德萨米把自己设想的这种按需分配称之为“按比例的平等”（《公有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大体上说，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按需分配方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十分接近，认为按需分配的“需”，是每个人事实上的需要。很显然，实行按需分配，要求社会物质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进步。

未来理想社会消灭了脑体、城乡和阶级的差别。在乌托邦，所有行政管理员都不脱离生产劳动，而且要以身作则带动别人劳动，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人们的生活以城市为中心，农场只是他们劳动的场所，已经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农村了，消灭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有着明确系统的阐述。在傅立叶设想的美好社会中，工业、农业、商业融于城乡一体化。社会成员既“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艺术和科学”（《傅立叶选 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4页），也参加管理工作，不存在脑体差别；人们既要从事农业劳动，又要从事工业劳动，从而也消灭了工农阶级差别。在欧文的公社新村，“兼有大城市的一切便利条件，然而却没有大城市的无数祸害和不便。新村还将保持乡村的一切优点”（《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2—263页）。公社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既有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设施，又有农村的自然风光，形成和谐完美的社会。公社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使劳动阶级各个人的脑力与体力广泛地结合起来。欧文指出，旧社会压抑人们的才能是极其错误的，公社社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担负与年龄和特长相应的工作，并从事艺术、科学和各种实践活动。

三、矢志不渝地推翻旧世界与建立新社会

恨之弥深、爱之弥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痛恨旧世界、热爱新社会，因而矢志不渝地为推翻旧世界与建立新社会而斗争。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有主张走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道路，被称之为暴力革命派；也有主张通过和平地改良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则为和平改造派；另有一些人认为，既要采取暴力革命，又要重视和平改造，两种方法可以并用。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国家机器，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只有拿起武器斗争才有出路。在暴力革命派的行列中，闵采尔强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要建立千载太平之国，就应当拿起剑来，把诸侯和贵族当成“旧壶破罐”摧毁掉，消灭私有财产的制度。巴贝夫用阶级的眼光看历史，指出一部历史就是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史，革命就是为了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只有为群众利益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人民要的也就是这样的革命。巴贝夫揭示了人民革命爆发的原因和必然性，因为统治者已经把人民弄到绝望的境地，在绝望中的人民一定要寻找苦难的根源。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起来反抗。他说：“生活状况已经恶劣到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那末，被压迫者就一定要奋起反对压迫者”，“穷人奋起革命反对富人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58页）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他说：“共产社会不能自己产生出来”，“只能在摧毁了旧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3页）。革命就是要消灭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现有秩序，打倒压迫者，把人民从富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说：“武器和组织，这是进步的决定因素，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有了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页）

除了暴力革命派外，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对旧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温斯坦莱崇尚永恒的“理性”和“正义”，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元首克伦威尔身上，频频呼吁他建立“真正的自由共和国”。他一再宣扬：不应该战斗，而应该忍耐！圣西门把宣传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首先向国王宣传，使国王认识到，为了尽到自己的职责和维护王权自身的利益，必须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艺术家，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其次向各民族人民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地向国王表示心愿，唤起国王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社会改革。傅立叶认为，通过他所设计的“法朗吉”试验，就可以实现理想社会。傅立叶一生中一直幻想着能有一位明智仁义的富人，对他建立“法朗吉”的试验慷慨地解囊相助，但直到他老死也无人问津。欧文鼓吹阶级调和，幻想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改革。他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携手合作，说什么“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5页）。要求无产阶级同情资产阶级，对他们讲“真慈善”和“博爱”。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还有一些人并不拘泥于采取单一手段，而主张推翻旧世界和建立新社会，既要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又要重视和平改造的作用。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是通过贤明的君主“乌托普”，在动用武力征服未开化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莫尔又对国家的统治者寄予厚望，认为只要他们力戒惰与傲，成为贤明的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废除私有制，就可以把现存社会改造成为理想社会。马布利更明显地表示了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造两种手段都可以采用的看法。他严正指出，那种“号召公民不要以武力对付暴力，这是最违反道德和公益的学说”（《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2页）。但是，他又认为，通过国会和三级会议也可以和平地改造社会，“在道德的帮助下，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良好的秩序和纪律”（《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页）。在马布利看来，最好采取和平手段，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从根本上说，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具有虚幻错谬的性质，其苦思冥想的理想社会永远无法实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类理想社会不懈追求的精神和行为，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说：“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是“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因而，空想社会主义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许耀桐，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原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责任编辑：吕红娟

微信编辑：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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