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耕牛图和羊场图（李翎擦擦与善业泥续考）

内容提要：笔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论文《擦擦与善业泥考辨》，针对中国主要于唐代出现的所谓“善业泥”，通过文献和实物特征考证了这种供养物的名称和制作方式。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在佛教艺术或考古领域中对于这种所谓的“善业泥”研究几乎为空白，一些基本的问题尚没有弄清楚，因此，在上文解决了名称的基础上，想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供养物在图像方面的特征，本文使用图像分类排比的方法，归纳出其图像内容的基本特点并对没有铭文的擦擦进行时代的考证。

关键词：擦擦；善业泥；图像；天台宗

*本文发表于《故宫学刊》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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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笔者前一篇论文，对于所谓清道光年间才出现的“善业泥”之称，还原为印度俗语擦擦，为区别藏传佛教流行的擦擦供奉，本文将之称为“汉地擦擦”。对于汉地擦擦从内容上的研究，可能只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陈直，他在《唐代三泥佛像》中考证了三类擦擦，一是比丘法律造像、二是苏常侍造像、三是善业泥造像。对至相寺、苏常侍都有考证。但由于陈文收集的造像有限，因此对于其图像研究并没有归纳出其类型特点。

对于藏地擦擦内容的研究，首推图齐，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达到的成果，至今无人能及。他作的工作包括对图像的辨识、文字的断代、教派之间的关系讨论等，本文关于藏地擦擦方面的内容直接利用图齐的成果，这些成果见《梵天佛地》第一卷《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和擦擦：试论藏族宗教艺术及其意义》，本文不重述。

佛教礼拜，最初是起塔供养，然后才是造像供养。释迦落发后，将头发起塔供养。涅槃后，将舍利起塔供养，塔崇拜是佛教崇拜活动中的最早发生、历史最长的。传说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这种大量地造塔或造像的传统流传下来，明代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造造小佛像五千四十八尊供用[1]，另首都博物馆藏有慈寿寺塔出万历经卷，在卷尾有“大明慈圣皇太后发心造”塔的字样，通过经卷图文显示，造有“辽州喻社塔”、“魏州临黄塔”、“阿育王塔”，造“天上人间龙宫海藏八万四千无量宝塔”[2]。可见大量造像造塔是佛教的一个传统。

在印度通过佛教胜地，将佛塔归结为八种，他们是蓝毗尼的诞生塔、金刚座的菩提塔、舍卫城的神变塔、波罗奈斯的法轮塔、王舍城的护财塔、天降塔、吠舍离的供蜜塔、末罗国的涅槃塔[3]。这八大塔与墓葬和舍利无关，主要是纪念释迦佛的八大事迹，这八大塔可分为两组，四个纪念佛陀本行：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四个纪念他的著名神变：忉利天下降、舍卫城大神变、吠舍离神变、息诤。

但是当造塔的条件不具备时，不一定要造一座真的塔，据佛教教义，刻划或造小塔也有功德，不二金刚的《除灭恶见》证明用泥土或其他材料随意起塔是印度人的习俗，这种习惯也传入中国，正如敦煌地区的“印沙佛文”所记录的那样，可以在沙子上、水上、空气中印上佛塔[4]，唐代诗人白居易也有“弄沙成佛塔”的诗句流传[5]，这样建造的佛塔，礼拜它和礼拜千万个支提效果是一样的。

因此在藏式擦擦中最早的实物表现了对八塔的崇拜，之后出现有佛像与塔，再往后，塔的形象减少，代之以佛像为主。藏地擦擦的发展表现了这一崇拜的发展顺序，但汉地最早出现在公元6世纪的擦擦，没有体现藏地擦擦先塔后像的发展脉络，而是以佛像为主，表现了造像与时代信仰和宗派一致的态势，但代表早期擦擦特征的缘起法颂偈有所表现。

二

从擦擦的发生角度看，印有佛塔和缘起法颂的擦擦是比较早的，也就是表现塔的擦擦最早，书写缘起法颂的擦擦随后发生。藏式擦擦主要源于后弘期，虽然比汉地的晚，但体现了密教兴起后，对于塔的大乘意义的新解，所以在藏式擦擦中对于塔的表现是密法思潮的再现，而汉式的擦擦，除十一面观音像外，几乎没有体现密法性质和对于八塔崇拜的迷恋，却强烈体现了时代宗派对造像的影响。

汉式擦擦画面内容统计列表[6]

表现内容与造像种类	塔	佛与塔	佛单尊	一佛二菩萨	七佛与佛三尊	诸多佛	菩萨
1	比丘法律造多宝塔	大安寺沙门空造像	合州令造像	善业泥铭（主尊倚坐）	有善业泥铭造像	苏常侍造像	十一面观音
2		日本奈良（不知有无铭文）	说法佛	苏常侍造（缘起法颂）	主尊为倚坐	日本奈良藏	地藏
3		苏常侍造	药师佛	苏常侍造（缘起法颂）			普贤
4		仁寿二年造像	日本奈良藏	苏常侍造（缘起法颂）
5			日本京都藏（倚坐）	苏常侍造
6				善业泥铭
7				日本奈良藏
8				日本京都（主尊为倚坐）

通过列表，可知，首先，汉地擦擦的表现内容，除一尊十一面观音外，几乎不体现密教的内容；其二是表现倚坐佛，即可能是弥勒的题材占大多数；另外五类苏常侍造像中至少有三类，表现有缘起法颂。表现佛造像的擦擦是主流，而表现塔的造像显然不多，表中最早的仁寿二年造像也表现了佛像而不是单纯的佛塔。

（一）擦擦上的图像

有佛像的擦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某类神灵信仰的流行，也反映了佛教宗派与神灵供养的关系。我们仅有一例十一面观音像，十一面观音的流行是在初唐开始的，武则天时代是一个需要关注的时间。密教造像仅此一例是可以理解的，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的密教初期阶段，作为主尊供养的密教形象并不多，检索下来可能也就只有十一面观音了。观音立姿，十一面二臂，这是早期十一面观音的特征。观音左手持花，右手洒甘露，下有一接受甘露的生灵。有的书中解释说观音右手施与愿印，下面为化生童子，显然有误[7]。

倚坐佛，通过列表可知，出现的频率相对高些。对于倚坐佛的判断，在唐代有两种可能，或是优填王或是弥勒，这里共出现了四次，有单尊、有一佛二菩萨组合、还有七佛与佛三尊的组合。据资料显示龙门石窟中，优填王像总数约在一百躯左右，据查全部完工于唐高宗时期（公元650-683年）[8]，同时也有题铭为弥勒的造像，如龙门的双窑（完工于664-668年）、惠简洞（673年）、破窑（637年）等都是倚坐式弥勒像[9]。弥勒信仰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流行的信仰之一，在早期的造像中大量存在，并且直到今天，存世最早最大的佛像，包括汉传和藏传两大系统中，都是弥勒佛像。

倚坐弥勒在北齐定型，延续到唐、宋元。像的大量出现也在武则天时代，唐载初二年（公元690年），洛阳白马寺僧薛怀义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为阎浮提主。同年九月，武则天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大周”，令诸州置“大云寺”。长寿二年（693年），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

公元695年，武则天加号“慈氏”，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在“神都”洛阳，由薛怀义主持在“天堂”中造夹纻大弥勒佛像，高九百尺（约250公尺），由此开始，唐代各地塑造了一大批倚坐式弥勒大像。如敦煌96窟北大像、130窟南大像、炳灵寺171窟、须弥山大佛楼区5号窟、武威天梯山13号窟等等，敦煌壁画中“弥勒变”约有90多幅。因此695年以后所造倚坐佛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弥勒了，但无论是弥勒或是优填王，多发生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是否可以将这类擦擦断代在七世纪中期至末期呢！

虽然汉地的擦擦中没有藏式擦擦中单纯表现八塔的图像，但并不缺乏塔的信仰。比丘法律造多宝塔，表现的就是一个三层宝塔。此塔之建立，系根据《法华经》卷四《见宝塔品》之说而来。我国自古因法华信仰盛行，故造立多宝塔之风气亦颇兴盛，如大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皆有多宝塔之遗迹；一般多于宝塔中安置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之相，此乃依法华经中多宝佛分半座予释迦佛之记载而来。又六朝时代之多宝塔，大多建造成三层塔之形式，法律所造多宝塔还保留着六朝的遗风。大安寺沙门空造像则表现了塔信仰将让位于佛像的过渡阶段。

缘起法颂“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是建塔仪式时开光时所要唱诵的，由于这个偈颂总摄整个教法，是教法的心髓，因此做为塔内装藏用的擦擦多压印有这个偈颂。早期的藏式擦擦多在上面印有梵藏文的这个偈颂。同样，苏常侍造像中至少有三类印有这个偈颂的汉文字样。

菩萨造像中可见有地藏、普贤以及前面提到的密相观音。

至初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比较流行的是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玄奘回国后又建立了法相宗。《法华经》在天台中得到最高信奉，列为佛的最高最后的说法。擦擦中发现的比丘法律依据《法华经》所造多宝塔即反映了天台信仰在当时的流行。华严宗直接得到武则天的扶植，公元695年，由于阗访得的80卷本《华严经》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着更重大的政治背景，造多宝塔的比丘法律，所在寺庙为至相寺，而位于长安南郊终南山的至相寺在唐代实际上是华严学者集聚的寺院，如法顺、智正、智俨等都长期活动在这里，普贤菩萨可能是体现华严信仰的一个造像，奇怪的是反映华严三圣的造像没有出现，身在华严发祥地至相寺的法律没有造有关华严的佛像，而是造了一个反映法华信仰的多宝塔像。

净土信仰在中国一直盛行，到唐初通过善导大师（西元613—681年）的倡行，净土信仰更是流行，但我们无法确定擦擦的诸多佛像中哪类属于阿弥陀佛哪类属于释迦佛。法相宗，宣弘《法华经》，信奉弥勒净土。或许诸多的倚坐佛中有一部分属于武氏时期的产物，而有一部分可能反映了法相宗中对于弥勒的信奉。

（二）擦擦图像的类型

（实物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北京故宫、日本公私收藏）

I、有塔的擦擦

这类擦擦有两种四件，分为I-a、I-b两型，I-a为比丘法律造多宝塔，这类实物存在较多，国博、陕博、西安博物院、故宫、日本都有实物存留（图1、2）。正面表现三层宝塔，最下层坐二佛，为释迦、多宝二佛，上两层每层一佛，三层塔式保持着六朝以来的风格。周围又有十尊坐佛、以及两天王、两菩萨。

图1：法律造多宝塔 国博藏

图2：法律造多宝塔 西安博物院藏

考虑到多宝塔是属于法华信仰的造像，对于十佛的来源似乎还应该从法华信仰的内容上进行对应。笔者有一个推测，就是造像上的十佛可能与释迦牟尼召集十方分身佛有关。

《法华经》《见宝塔品》，记载大乐说菩萨向释尊询问宝塔出现的缘起，释尊回答说：在东方的遥远国度宝净国中曾有一位佛叫做多宝如来，这位如来成佛之前还是菩萨的时候曾经立下誓愿，将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在宣讲《法华经》，他的佛塔就会为了听闻说法而随时涌现在那个人的面前，称赞他说法绝妙，证明《法华经》的正确性。多宝如来在临入涅槃之际，指示人们建立一座雄伟的佛塔，以后果然，只要哪里在说《法华经》，多宝如来说都会依照自己的誓愿出现在那里，证明《法华经》的正确性[10]。原文如下：

“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以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彼成道已，临灭度时，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欲供养我全身者，应起一大塔。’其佛以神通愿力，十方世界在在处处若有说法华经者，彼之宝塔皆涌出其前，全身在于塔中，赞言：善哉！善哉！’”

大乐说菩萨又对佛说：“世尊！我们想要拜见这位佛的佛身。”佛告诉大乐说菩萨说：“这位多宝佛曾经郑重立下誓愿说：‘在我的宝塔为了听《法华经》的缘故而出现在诸佛面前之时，如果想要向四众显示我的佛身，就要将那位佛分布在十方世界说法的所有分身佛都召集到同一处地方，然后我的佛身才会显现’。大乐说：“现在就召集我那些分布在十方世界说法的分身诸佛们前来吧”。原文如下：

“是时大乐说菩萨以如来神力故，白佛言：‘世尊！我等愿欲见此佛身。’佛告大乐说菩萨摩诃萨：‘是多宝佛有深重愿，若我多宝塔为听法佛经故，出于诸佛前时，其有欲以我身示四众者，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尽还集一处，然后我身乃出现耳。大乐说！我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者，今应当集’”。

于是释尊立即召集十方世界的分身佛，以达成多宝佛现身必不可少的条件。释尊打开宝塔的门，多宝如来从中呼唤释尊，并且让出自己的一半谁座位请释尊同坐[11]。四众目睹在遥远的过去就已经涅槃的多宝如来还能够如此言谈，都感慨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妙之事，他们将天上的宝花散布在多宝如来和释尊的头顶[12]。

这是经中记载的关于多宝如来现身，二佛并坐的整个过程。因此笔者推测，造像中表现的十佛可能代表了十方世界的分身佛，而布满空间的花朵，则是四众因感慨此事之美妙，而洒向多宝和释尊头顶上的宝花。所以这类造像讲述了《法华经》《见宝塔品》的整个过程，即释尊召集十方分身佛（以十佛表示），然后宝塔涌出，多宝佛分半座给释尊，四众感叹，撒花供养（造像中空间出现的花瓣）。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两天王手中分别又持有一个小塔，或许这与塔崇拜有一些关系。此像背面有铭文：“大唐国至相寺比\丘法律，从永徽元\年已来，为国及\师僧父母，法界苍\生，敬造多宝佛塔\八万四千部，流通\供养，永为铭记矣”（图3）。这里也提到了造塔八万四千部，说明阿育王广造诸塔供养的风气一直流传不断，也说明此类造像应还有存世的可能，据材料记载，这类造像存世应很多[13]。通过永徽年题记，可知此像造于公元650年，唐高宗时代。据材料记法律造像还有一种，文字略有不同[14]，国博亦藏有这类造像，前者为I-a1，此可定为I-a2型，其图像与a1完全相同，只是铭文略有不同。为：“大堂（唐）永徽年\五月，至相寺比\丘法律，为师僧\父母，造多保（宝）佛\一部，供养及法\界众生铭记”（图4）。

图3：法律造像背面铭文

图4：法律造多宝塔的另一类型及背面铭文 国博藏

I-b是佛与塔的组合图像，又分I-b1、I-b2、I-b3、I-b4。I-b1是大安寺沙门空造像，国博藏（图5），佛跏趺坐，双手定印，下有莲花座，左右各有一塔；1-b2是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品，8-9世纪，样式与b1近似（图6）；I-b3是苏常寺造像，国博藏，佛为立姿，左右各一小塔，背面有铭文：“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图7）；I-b4是隋仁寿二年（602年）眇行者造像，图博藏（图8），佛跏趺坐于长茎莲花上，下有枝蔓？佛双手结转法轮印，佛的左右有两个较高的密檐式塔，大约有七或九层。

图5：大安寺沙门空造像 国博藏

图6：佛像与塔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图7：苏常侍造像 国博藏

图8：隋仁寿二年眇行者造像 国博藏

不同于藏式擦擦对于八塔的崇拜和表现，汉地擦擦中几乎没有明确表现哪一类塔，基本上是以汉化的塔为表现对象，不分塔式。

II、有缘起法颂的擦擦

有缘起法颂的擦擦主要体现在苏常侍造像中，共有三型，藏于国博，分为：II-a、II-b、II-c。

II-a上圆下方，图像是一佛二菩萨（图9），佛高肉髻袒右肩跏趺坐，有头光，左手定印，右手触地印，坐于两层台座上，台座有靠背。二菩萨呈三弯式立于左右，有头光，台座下方左右有二狮子。在台座与二狮子形成的空间内书写汉字缘起法颂，字迹比较草率，几乎不能释读：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像背有铭文：“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

图9：有缘起法颂的苏常侍造像 国博藏

II-b形式与上略同（图10），所不同的是佛坐莲花座，没有靠背，没有表现二狮子，下莲花座下方有汉字缘起法颂，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字迹比前者略大。像背铭文也略异于前者：“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

图10：有缘起法颂的苏常侍造像 国博藏

II-c擦擦形制与前二者同，但佛像三尊为立姿（图11），皆呈三弯式，有头光，脚下踏有莲花座。在莲花下的空间内书写汉字缘起法颂。背面铭文与II-b 同。

图11：有缘起法颂的苏常侍造像 国博藏

III、有佛像的擦擦

表现佛像的擦擦的指的是既没有塔也不书写缘起法颂，此类实物样式较多，汉式擦擦不同于藏式擦擦的塔、像发展顺序，而是一出现就表现了佛像，因此“有佛像的擦擦”是汉地擦擦的主要类型。

III-a是背面铭有“大唐善业泥”字样的擦擦。这类实物国博、故宫有收藏。正面图像分三型，为III-a1、III-a2、III-a3。

III-a1表现一佛二菩萨，国博、陕博、西安博物院藏。主尊跏趺坐，有头光和背光，左手定印，右手触地印，两侧立菩萨呈三弯式，有头光佛菩萨之间有两株菩提树，繁叶形成伞盖（图12）。下部有两蹲狮，中间一博山炉，其造像形制与造像碑中的样式十分接近。像背铭文“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这种样式的佛可能表现了金刚座佛，是佛在菩提迦耶成道时的样子。

图12：有善业泥铭的造像 国博藏

III-a2是七佛与佛三尊的组合像，故宫、西安博物院藏（图13）。画面分两部分，上部是坐于枝蔓上的七佛，七佛是一个经常表现的图像传统，意思是过去的七个佛陀，在早期的图像传统中，七佛通常与弥勒菩萨组合，如早期石塔，但这里没有出现弥勒菩萨。七佛的手印各不相同。主尊着袒右袈裟，高肉髻，左手定印，右手触地印，下是大莲花座，七佛的枝蔓就是从这个莲花茎伸展出去的。另伸出两朵莲花，上立二胁侍，一手持物，一手下垂，身体呈三弯式，与金铜造像类似。像背铭文与3-a1同，书写“大唐善业泥……”（图14）。

图13：有善业泥铭的造像 故宫藏

图14：造像背面铭文

III-a3是倚坐佛式，故宫藏（图15）。图像表现一佛二菩萨，主尊倚坐式，着袒右袈裟，双手结定印，赤足踏莲花，座具有靠背，上部有伞盖。在这里没有题记、没有确切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确定倚坐式佛是优填王像还是弥勒像，因为这两种像都在唐初流行过，而695年以后出现的倚坐佛才有可能以表现弥勒佛为主了。左右二胁侍合十站立，身体僵直，没有三弯，菩萨头上有三叶冠。三尊皆具桃形头光。像背铭文及字体与前者同：“大唐善业泥……”（图16）。

图15：有善业泥铭的造像 故宫藏

图16：造像背面铭文

III-b属于苏常侍造像的又一类型，画面表现了三栏八佛二塔二胁侍，故宫藏（图17）。上栏是一佛二塔，虽然这里表现了小塔，但由于佛像较多，故归于佛像一类。中栏表现三佛二胁侍，下栏表现四佛，所有的佛都是跏趺坐，施触地印。施触地印的佛像，按佛教图像志传统，多是表现释尊在菩提伽耶菩提树下的成道相，他一手触地表示佛在传唤大地之神，这里反复表现成道相的佛陀样式，正是擦擦作为一种纪念物的价值所在。像背是苏常侍造像通常出现的文字：“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图18）。

图17：苏常侍造像 故宫藏

图18：像背铭文

III-c是合州令造像，表现有一坐佛，国博藏（图19）。佛作说法印，跏趺坐于莲花座，图像已经不十分清晰了，像背铭文：“元和十年合\州令造像”，说明此像出自公元815年。

图19：合州令造像 国博藏

III-d是一尊持锡杖的立佛，陕博藏（图20）。持锡杖佛像，在中国佛教图像志中大多表现的是药师佛，后炽盛光佛的像式与之混淆。药师是来自中亚医治身体疾病，去除精神黑暗的药王信仰。祆教经典《阿维斯塔》描述了光明崇拜和医药神崇拜这上原伊朗文化圈内的传统。这一传统融入到佛教信仰中，经过丝绸之路东传，在唐代手持锡杖、钵器的药师造像在汉地已比比皆是。此佛两层头光，右手持杖，立于莲花座上。

图20：立姿药师像 陕博藏

III-e是一佛二菩萨三尊像，日本奈良博物馆藏（图21）。佛结跏趺坐，两手结说法印，坐于莲花座上，莲花下有枝蔓，向左右伸出两朵小莲花，上站立二菩萨，菩萨身披帛带，一手上举，似持物，日本学者认为此像可能与玄奘有关。

图21：佛菩萨三尊造像 日本奈良博物馆藏

III-f表现一立像及十尊化佛，日本奈良博物馆藏（图22）。佛左手下垂，右手施无畏印，着袒右袈裟，立于莲花上，左右有上升的莲茎和莲花，一共有十朵花，每个花上坐一佛，共十尊化佛。十佛题材在I-a法律造多宝塔造像中有所表现，那是依据《法华经》《见宝塔品》释尊召集十方分身佛表现的，而这里没有这方面信息，此十佛可能与别的文献有关。《华严经》卷五十七《离世间品》记有十种佛身，卷十六《升须弥山顶品》载帝释以如来之神力，偈赞十佛过去于忉利天妙胜殿演说妙法之所有功德。

唐代至相寺沙门智俨《华严五十要问答》集中，有一个“十佛及名义”的解释，集中记：“其十佛一无着佛，安住世间成正觉故。二愿佛，出生故。三业报佛，信故。四持佛，随顺故，五涅槃佛，永度故。六法界佛，无处不至故。七心佛，安住故。八三昧佛，无量无着故。九性佛，决定故。十如意佛，普覆故名为见佛。”另外《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有十佛、《十住毗婆沙论》卷五《易行品》有十佛、《十吉祥经》有东方十佛。以上说明十佛内容在华严、天台宗的经典中都有记载，并不是陌生的题材，但在佛教图像志中，十佛可能并不是一个流行的主题。但正如本文所示，除了III-f表现了十佛信仰之外，前文I-a也表现了这个主题，说明在汉式擦擦中十佛题材可能还比较流行。主尊有头光和身光，上有一精美的伞盖。左下角可见有一蹲狮，右角残，判断应是对称的两个狮子。

图22：佛立像 日本奈良博物馆藏

III-g倚坐佛，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图23）。

图23：倚坐佛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III-h倚坐佛三尊，日本个人藏（图24）。主尊倚坐于有靠背的高座上，着袒右袈裟，双手结定印，赤足踏于莲花座上，有桃形头光，上有华盖。左右二菩萨直立，双手合十，姿态有些僵硬，立于两朵莲花上。在上部空间中，有卷草纹由华盖而下。整个造像没有唐代造像的自然和三弯式。

图24：倚坐佛三尊 日本个人藏

IV、有菩萨像的擦擦

汉地擦擦中表现菩萨像的并不多。从出现的实物看，基本与唐代流行的信仰吻合，如出现了地藏、观音等。但还出现了并不多见的普贤像，虽然仅此一例。但透露出唐代天台、华严宗流行的信息。《华严经》是华严宗的根本经典，但此宗也讲《维摩》、《法华》、《涅槃》，岁时节日在寺院俗讲，写成经文和变文，寺院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华严经》有《普贤观行法门》一卷，此部分由两块内容组成，一介绍“普贤观”二介绍“普贤行”，通过普贤的“观”和“行”概括华严宗的理论和实践，历辈华严宗大师有偏重普贤信仰的也有偏重文殊信仰的。

IV-a是地藏像，国博、陕博藏（图25）。此像表现比丘相地藏，半跏坐于高座之上，右手上扬，从手上放出五道光，分别表现五道。地藏有双头光，这种比丘相的地藏出现于初唐，在藏传佛教诸神崇拜中，有关地藏信仰的图像少之又少。说明藏传佛教中，不太关注地狱形态。

图25：地藏像 国博藏

IV-b是十一面观音像，故宫藏（图26）。观音信仰可能是佛教最古老的信仰之一，而十一面观音则是观音信仰秘密化后出现的最早的一个造型。观音十一面两臂，左手持花，右手下垂抛撒甘露，在菩萨右手下方一个胡跪形象作双手接甘露相。观音与生灵的洒和接甘露，有着悠久的文献和图像传统。唐义净译《香五菩萨陀罗尼咒经》[15]（香王菩萨是观音的异名之一）记：“画香王菩萨，右臂垂下五指皆申施无畏手，其五指端各雨甘露施于五道众生，手下并画黑鬼三五个……”，这种手洒甘露、救众生的观音像，在观音的各种身形中都得到了表现，如空行观音（Khasarpaza）、水月观音、杨枝观音等（图27、28、29）。此十一面二臂观音的姿态，除去十一面，整个造像基本还保持着立姿空行观音的图像元素。

图26：十一面观音像 故宫藏

图27：空行观音 尼泊尔 6世纪或更早

图28：空行观音8世纪故宫藏

图29：P4518千手观音图

IV-c此造像表现一只奔跑的大象和象上骑乘的菩萨，陕博藏（图30）。中心主尊是坐于莲花座上的菩萨，莲花座置于奔象身上，画面左侧一随侍执伞盖。通常骑象普贤与骑狮文殊同时出现，这里仅此一普贤像。

图30：乘白象王的普贤菩萨 陕博藏

通常文殊、普贤是《华严经》中出现的尊者，《华严经》中讲述普贤的章节“普贤三昧品”和“普贤行品”，都没有提到普贤骑乘白象王，而《法华经》则清楚地描写了普贤与六牙白象王的出现与信众的关系。《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载：释尊告诉普贤菩萨，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成就了四法[16]，他们在如来入灭以后也能够获得这部《法华经》。普贤菩萨向释尊发愿守护那些受持《法华经》的人，守护分三个方面：

一、在释尊入灭以后的第二个五百年间，如果有人在浊恶之世受持《法华经》，普贤菩萨将守护他们，令得安稳，如果那个人行走或站立时读诵《法华经》，普贤菩萨就会乘坐六牙白象王，率领伟大菩萨的大众共同拜访他的住处，主动现身、供养、守护他……。

二、这个人如果坐着思惟《法华经》，那时普贤菩萨也会乘坐白象王出现在他的面前……。

三、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发心求索、受持、读诵、书写、修行《法华经》，就必须在三七十十一天里专心努力。满二十一天时，普贤菩萨将乘坐六牙白象，在无量的菩萨的围绕下，在那个人的面前，显示一切众生都于见到形象，为那个人说法、开示[17]。显然这里表现骑乘象王的普贤可能依据的文献是《法华经》。

三

藏地擦擦的使用，正如图齐所说，是用于佛塔的装脏。那么汉地擦擦的使用呢？正如材料记载的那样，大多汉式擦擦发现于慈恩寺大雁塔周围，因此按照擦擦在印度的供养传统，或许这些汉地擦擦也用于大雁塔的装脏。汉式擦擦的另外一种用法，见于谭蝉雪先生的文章，谭文记：“从目前在莫高窟所发现的实物遗址看，有小龛供养和半塔积聚两种安置办法。前者是把脱佛粘贴在专设或附设的小龛中，以资供养。

如492窟（中晚唐）小龛粘贴的脱佛达37躯之多，220窟（中唐）新剥离出来的甬道南壁小龛外顶部和212窟（唐）东壁均有粘贴脱佛之遗迹”[18]（图31），后者与图齐所说藏式擦擦的塔中装脏的供奉方式相同，本文省略[19]。事实上，藏式擦擦也有两种使用方式，除了用于塔的装脏之外，擦擦也粘贴于寺庙墙壁上，如“在噶南（bka’ nam）的一座称之为甘珠尔（kba’ ’gyur）的小寺中的整个墙面均为此类擦擦所覆盖……”[20]，2011年考古新发现中公布的西藏定结县羌姆石窟1K1号窟南壁泥塑周围就在壁面贴满了擦擦（图32）。

图31：艾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出土造像

图32：西藏定结县羌姆石窟壁面粘贴的擦擦

四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汉地擦擦的图像主要体现为四种类型，即I有塔的擦擦、II有缘起法颂的擦擦、III有佛像的擦擦、IV有菩萨像的擦擦，其中以第III类“有佛像的擦擦”数量最多，是汉式擦擦造像的主流，主尊造像以施触地印的金刚座佛和倚坐佛为多。附属造像除了表现有七佛信仰之外还表现了十佛信仰。因此，虽然汉式擦擦早于藏式，但却以佛像而不是塔的表现为主体。另据《尊古斋陶佛留真》还有三佛组合，背铭“大唐大中二年造像”、三佛组合，背铭“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造音像一尊，合邑子廿八\人孝父母\因？众生\咸同斯福\普成正觉”、十佛组合，背铭“大唐善业泥……”等，也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密法的体现与否也是汉藏擦擦的一个主要区别。藏地的擦擦更多继承了大乘密教兴起后对于塔和诸神的信仰，而汉地则几乎没有密法性质，而体现一种与时代脉搏相同的信仰思潮，如反映天台信仰的多宝塔、乘六牙白像王的普贤等，还有武则天时代对于弥勒下生信仰的流行。

有文字的擦擦，汉藏表现也略有不同，藏式多书写与主尊一致的梵藏文咒语，而汉式多写汉字的发愿文。除了缘起法颂，几乎不表现与经典有关的真言咒语。

因此，汉式与藏式擦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上，藏式以八塔崇拜、大乘密宗诸神信仰为主，汉地以当时流行的宗派诸神为主，即使早到西魏、北周的擦擦，据说也只表现了佛像，而不是塔[21]。之所以出现藏式擦擦与汉式“善业泥”在题材上的差异，归结起来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即西藏人直接挪用或拷贝了印度人的模具，因此出现遵循造像发展规律的现象，即先出现塔，然后是佛像；而汉地擦擦的制作者推测一定是汉族工匠，他们依据当时流行的供养佛像制度制造了擦擦模具，因此体现出与唐代石窟、金铜佛像内容一致的特点。

并且虽然有一部分擦擦的制作可能与玄奘有关，但显然中国汉地擦擦的制作不是始自玄奘，因为实物有西魏、隋的，但一个事实是至少玄奘的回国促进了擦擦的制作和供养风气，如苏常侍造像中多铭“印度佛像”，或许与玄奘从印度带回国的样本有关。通过存留的实物可知，玄奘从印度回国，显然没有带回印度的擦擦模具，但是这种方便的、民众化的微型造像，却可能在他的感召下流行起来，所以才发现大量唐代的擦擦实物。

关于没有纪年的擦擦断代的一个暂时的结论是：现存世的有倚坐佛内容的擦擦，基本上可能定在大约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密教图像只表现有十一面观音，尚没有金胎两界的图像，或大日如来、禅定五佛等。是否说明这类十一面观音图像的出现是在初唐，至少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

关于擦擦本文没有更新的理论，一些结论也是暂时的，但笔者找到了经典或实物方面的支持，希望可以对此项研究提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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