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的保护等级是不是降了一级（大熊猫喜提降级）

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近日喜提“降级”。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

喜提“降级”后，大熊猫还是“国宝”吗？我们还需要保护大熊猫吗？从濒危到易危，大熊猫的成功保护意味着什么？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对话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都区域项目主任徐强，详解大熊猫“喜提降级”背后的故事。作为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非政府组织，WWF自1980年起开始推动和实践濒危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多种措施。

“我们处在一个对动物保护工作而言最好的时代。”徐强认为，大熊猫“降级”体现了国际对大熊猫保护成就的认可，也为其他物种保护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熊猫不再需要加大保护力度，大熊猫保护目前还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未来更需要将大熊猫保护的故事和经验分享给全世界。

保护有成效

许多经验可以分享全世界

南方日报：您如何解读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

徐强：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近期提到的大熊猫“降级”是指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里将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其背后的主要依据是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的相关数据以及与历史数据的对比。比如第四次调查数据显示，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由10年前第三次调查时的1596只上升为1864只，增加16.8%，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由第三次调查时的230.5万公顷增加到257.7万公顷，增加11.8%。这些数据为大熊猫的等级调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大熊猫在IUCN红色名录的降级，体现了国际上对我国大熊猫保护成就的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会放松或者减少对熊猫保护工作的重视。在中国，涉及物种保护的两份官方文件分别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CITES附录）。在今年2月刚刚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大熊猫仍是一级保护动物，即最高级别没有改变。同样，大熊猫也仍然在CITES附录I里没有改变。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大熊猫保护的力度不会减弱。

南方日报：大熊猫“降级”对物种保护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徐强：大熊猫保护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物种保护的成功案例。我国在保护大熊猫上取得的经验对全世界其他物种的保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很多经验可以被复制和借鉴。

首先是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及持续投入。我国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大熊猫保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约每隔10年我国就会进行一次全面的大熊猫调查；1980年开始，我国与WWF合作，国内和国际专家一起在四川开始了关于大熊猫的研究。这其中，全社会对保护项目长时间、不间断的关心与支持，是成功保护的先决条件。

其次，科学数据的指导在保护工作中有重要的价值。我国每10年对大熊猫进行的“普查”工作，让我们能掌握最新的种群情况、栖息地情况和它们面临的困难。有这些数据作为指导，相关部门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并开展保护行动。我国在大熊猫保护上的经验也已成功应用到其他物种的保护上，比如，WWF目前正支持推动的全国雪豹调查，很多工作正得益于大熊猫保护的经验。

居安要思“危”

栖息地破碎化尚未得到缓解

南方日报：“降级”后，大熊猫还需要保护吗？

徐强：大熊猫“降级”是对此前保护工作的肯定，但并不意味着大熊猫就不再需要被保护了。大熊猫保护目前还面临许多挑战：

第一，我国大熊猫保护依然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问题。从大熊猫“四调”和“三调”的结果比较来看，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虽然都有较大增加，但是，野生大熊猫现在被分隔为33个相互隔离的种群，10年前的“三调”数据则显示仅存在18个隔离种群，栖息地破碎化的问题尚未得到缓解。我国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栖息地修复和大熊猫廊道建设等手段逐步减轻其栖息地破碎化的问题。

第二，大熊猫分布区保护与发展的均衡问题。大熊猫分布区群众对保护的支持对于保护成效至关重要，如何让当地群众从保护中受益、从青山绿水中受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和目标。目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对实现该目标有重大意义，同时WWF和其他保护组织也同当地政府一起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比如WWF和四川省林草局共同推出的大熊猫友好型社区产品认证体系，就是希望将当地社区产品背后的保护价值，转化为群众能从中受益的经济价值，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第三，大熊猫分布区其他物种更好从伞护物种（指生存环境需求能够涵盖其他物种生存环境需求的物种）大熊猫的保护中受益的问题。因此，去年WWF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签署的5年战略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未来将合作推动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实施多旗舰物种保护策略，使大熊猫的同域物种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好的保护。

此外，大熊猫保护成功经验还可以贡献于全球物种保护。大熊猫保护不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而且积累了非常多的物种保护经验、案例和模式。大熊猫保护的成功故事能给全球保护工作和保护工作者带来希望，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推动全球其他区域其他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未来希望我国充分挖掘、总结和整理相关成功经验和最佳案例，利用即将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平台，以及利用与国际保护组织合作的机会，将中国的熊猫保护故事和经验分享给全世界。

好消息不断

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陆续“归来”

南方日报：近一段时间，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归来”的消息不断刷屏。更长期来看，中国已对10大濒危动物实施了成功保护，其中藏羚羊更是在2016年连降两个等级。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徐强：一方面，从这些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社会对动物保护的关注越来越多，这对于保护工作者而言是非常好的消息，证明社会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这当然也说明了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南方日报：您如何理解动物保护在当下的意义？

徐强：我们处在一个对动物保护工作而言最好的时代。我国政府对生态保护非常看重，这是国家之幸。有一句老话说“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背后有着坚实的科学支撑。当我们在计划、执行保护工作时，从来都不是为了保护一种动物而工作。我们不是因为大熊猫的“萌”、老虎的“威武”、雪豹的“优雅”而将它们视为珍稀物种，而是因为保护它们就保护了它们的栖息地，也因此保护了同一片栖息地中生存的其他动物、植物，乃至水源、土壤、空气。当整个生态系统因为保护而变得健康、运转良好时，人类也将从中受益。当我们谈论当下动物保护的意义时，我们已将人与自然、与动物视为命运共同体。在保护动物和环境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兼顾人类的福祉，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赵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