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之前是什么情况（浅谈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及其相关研究，现存至少四个重大悬疑或争议：其一，湖广填四川是清代的移民实川运动，还是自元代以来所有的以四川为迁入地的移民行为的总和；其二，张献忠是否屠蜀及其对四川历史的影响；其三，“麻城孝感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四，湖广填四川后四川的人口构成和文化形态究竟如何。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分析，并佐以定量计算，提出一些粗浅见解。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六点：一是宏观上关注最基本的、已成共识的历史事实；二是着力梳理这些基本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三是关注衔接相关历史事实的史料证据；四是注重心理、文化因素在历史事件演进中的作用；五是在没有史料证据的情况下，大胆提出推论，为后续研究特别是搜寻史料提示方向；六是运用统计分布模型计算移民人口，以定量的推算与定性的分析相佐证。

湖广填四川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

对明末清初四川历史的研究，客观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官方文件，第一手资料严重缺乏。陈世松先生《“湖广填四川”平议》指出了研究方法“缺乏创新思维”，大多沿着传统史学的老路，满足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①。以至对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还有研究视野、领域狭窄，缺乏新的研究手段等等。同时，陈先生也指出了研究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从康熙朝开始，四川一些文化人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如《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说这是由于‘张献忠剿四川’造成的。解放后，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针锋相对撰写了许多著述，但由于受‘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路线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为张献忠‘辨污’上，因而疏于对大移民运动本身的研究，以至留许多悬案有待破解”。此外，可能还存在一个情结问题。一些川籍研究者，受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扰或局限，不意间就把家族情结带入研究之中。这些观念和情结都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了损害，以至于把所谓的明代“湖广填四川”甚至从元初以来所有向四川移民的过程统称为“湖广填四川”，概念被混淆，研究对象不清楚，当然难以取得进展和突破。

“湖广填四川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意在将湖广填四川与明代的移民活动以及其他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背景的移民相区别，明确研究对象，以对其各组成部分、关联问题进行符合因承关系和历史逻辑的分析，最大可能地找出或接近历史真相，提出符合逻辑的推论。

1. 湖广填四川：是指明末清初因战乱、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导致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后，由清政府主导的由其他省份向四川移民的运动。

2.湖广填四川移民（清代移民）：是指在清政府移民实川政策实施期和影响期内，在政府组织下或是在前期移民影响下，从其他省份迁移到四川定居的人民。

3.四川原住民（明末土著）：是指在清政府移民实川政策实施之前，已经生活在四川的人民。

“八大王剿四川”就是张献忠屠杀四川人

由于大西政权没有留下任何官方资料，因此，在讨论张献忠是否屠蜀及其对四川历史影响时，应着眼于梳理一些基本事实中的逻辑关系，以解释某些历史现象。

首先，对于张献忠屠杀了很多四川人，民间和学界都不存异议，分歧在于，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数量的多少及其对四川人口减少所负责任的大小，他在哪些地方大开杀戒，又在什么时候放下屠刀，等等。

其次，在明末清初四川人经历的所有灾难中，“八大王剿四川”是第一场大灾难，至少造成五个直接后果：川人第一轮大量死亡，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造成第一批四川难民，很多人从此流离失所；对四川经济造成重创；把四川社会推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导致川人丧失安全感，很长时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面对八大王的剿杀，四川人所能做出的反应，一是抵抗，二是逃亡。逃亡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计划地投奔外省的亲友，这种情况不多，况且外省也未必安宁；另一种是临时仓惶出逃，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盲目而无序地逃难，最终沦为流民。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三年（1664）满清完全控制四川，持续不停的战乱、饥荒、瘟疫使得大量流民无法安定下来，流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来源地越来越广、流亡过程中失散和重组的家庭越来越多。

从和平到战乱，从生存到死亡，从安居到流浪，生存状态的巨大变化必然导致四川人心理状态发生巨大变化，八大王的剿杀一定让他们刻骨铭心。而后来的各种灾难，就再也不会对他们构成新的心理冲击。张献忠对四川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也使得四川人民完全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造成了后来饥荒和瘟疫中更多的人口死亡。因此，四川人把张献忠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民间传说坚称，是“八大王剿四川”造成了四川人口的“灭绝”。

第三，张献忠对四川的统治，可能是四川人口损失比其他省份严重的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爆发了全国性的战乱、瘟疫、饥荒，造成中原地区人口大量死亡。有资料显示，经历鼠疫大爆发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原来的20%②。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③，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④，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⑤。可见，那个时期人口锐减的情况并非四川独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湖广的状况也很糟糕。

然而，灾难后四川剩下的人口比其他省份稀少得多。张献忠占领四川大部地区之前，主要打运动战，打下一座城，丢一座城，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较短，平民有机会通过短期的隐藏和短途的逃避来躲过杀身之祸。但在四川，由“政府”组织杀人，死亡的总体规模必将更大。所以，把导致四川人口损失比其他省份大的主要责任算在张献忠头上，当属合理推论———这就构成了“八大王剿四川”与湖广填四川的因果关系。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张献忠到底是不是因为仇恨四川人而剿杀四川人。野史、传说似乎都不足为可采信的证据，容易令人对它们嗤之以鼻而忽视其中暗含的信息。如“四川蠚麻蠚屁股，湖北草叶擦起舒服”的段子⑥，就暗示了张献忠对待四川人和湖北人持有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冒籍麻城孝感的四川人本系明末四川土著

“麻城孝感现象”是湖广填四川留下的最大谜团之一。很早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也一直有学者在搜寻证据以图释疑。遗憾的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并未找到，得出的推论都无法令人信服。我们认为，冒籍麻城孝感的四川人本系明末四川土著，冒籍本是在权衡了风险和利益后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后来局势失控，导致冒籍现象延续下来。

冒籍有风险，一是违法⑦，二是背祖。人若甘冒受惩罚和受谴责的双重风险而冒籍，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死亡威胁，只有通过隐瞒实籍，谎称籍属地，才能保全性命。

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提供了三条线索：一是清初流民最先被招辑定居；二是“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⑧；三是明代迁入四川的“旧家”存在冒籍湖北的现象⑨。很明显，以流民为主的四川孑遗，在登记祖籍时，大都申报了麻城孝感。这时，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并未到来，所以，清代移民不是冒籍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必然参与者。另外，清代移民中不可能有来自麻城孝感的人，因为孝感乡“仅仅存在于明代中期”⑩，清代已无麻城孝感这一地方，清代移民不可能率先、主动地冒籍该地。

清代移民冒籍，可能影响官员的政绩考核而遭到官府惩治，甚至犯欺君大罪。权衡利弊，移民不会轻易冒籍，官员也不会对冒籍行为放任不管。明末土著就不同了，其冒籍行为发生在明朝治内，所欺之君也是前朝皇帝，清朝官府接受他们报籍麻城孝感，并无欺君之虞。所以，冒籍一定是土著所为。

迫使人们冒籍的死亡威胁，只能是大屠杀。明末清初各股势力中，其他人都不会把四川人作为特定的屠杀对象，唯独张献忠有可能这么干。前述关于“蠚麻”的传说暗示，张献忠屠蜀时对湖北人网开一面。于是，冒籍湖北就成为四川人保命的必然选择。

至于冒籍地最后选中麻城孝感，既有偶然性，也有逻辑必然性。张献忠曾两次进占麻城，在麻城作战顺利，并在那里招募得数万人，势力得到很大扩充，还曾行政一番，这多少会让他对麻城人有些好感，在下达屠杀令时可能会对麻城籍人网开一面。另外，那些从麻城招募的军士，在执行屠杀任务时，更可能念及同乡之谊而对祖籍麻城的四川人手下留情。这种情况已足以使四川人冒籍麻城了，但他们并非真麻城人，经不起来自麻城的军士盘问，终究不能蒙混过关。所幸四川人中确有明成化八年（1472）前的麻城孝感移民，他们如实报籍，通过了核查。麻城旧志记载：“成化八年（1472）……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入黄安”{11}。孝感乡沿革复杂，早已划入他县，麻城军士或略知大概，却对细节不甚了了，也就无法深究。于是，“祖籍麻城者可免死”和“冒籍麻城只能冒籍孝感”的说法在四川人中间悄然传播开来。

为了活命，四川人开始冒籍麻城孝感。他们告知全家全族老小，谨记祖籍湖广麻城孝感，在被询及籍贯时不要说“错”。为防查验，人们还会把家谱、碑刻匿藏或销毁。这本是一时权宜之计，却不料灾难接踵而至，他们很快就沦为难民。流亡中很多人死亡，很多家庭失散、重组。对祖籍的记忆，多被逝去的老者带走。家族成员失散分离，汇入其他流亡队伍，一些人与其他来源地的流民重组家庭，混乱无序的生活容易使人忘记自己来自何处。特别是年少者，他们在流亡中存活率较高，却由于不识字，对原籍的认识和记忆不深，加之被灌输“祖籍麻城孝感”，就更容易迷失籍贯。不同来源地的流民大都具有冒籍背景，彼此应从，还会固化他们对祖籍麻城孝感的认知。

顺治十六年（1659）后，清政府安顿流民，流落川内的流民大都报籍麻城孝感。官府见这么多人祖籍同一县乡，是不太相信的，于是“访问向（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12}。可能因为蜀中初定，百废待举，地方没有精力彻查，就认可了流民们的报籍和解释。

现在的四川人近半数是明代四川人的后裔

下面从定量计算人口结构和定性分析文化存续两个途径，对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的血统和四川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进行讨论。

首先基于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的描述，建立移民波浪数学模型，计算移民运动中土著和移民数量。

已知条件和数据是：

1. 移民起讫时间。按王先生观点，真正的移民运动始于“三藩之乱”后，即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截止时间学界普遍认为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前后计91年。

2.起始时四川人口（土著）数按王先生测算为60万。

3.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13}计算，年自然增长率为2.337%，土著和移民通用。

4.逐年移民量。以两个“半正弦波”模拟移民过程，前半个正弦波是上升波，后半个为下降波。由于政策执行的滞后效应，下降波的波长大于上升波。照王先生描述，康熙五十一年（1712）前鼓励移民，此后则以规范、限制为主，故把这一年定为峰值点。再据王先生“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入川人数应低于4万人”的分析，设峰值为4万（见图）。

模型显示了移民数量按年份统计的分布形态和移民潮的总体运行趋势，也许它显示的每个具体年份的数据与实际数量有误差，但从统计学意义讲，其反映的全貌与实际情况应是吻合或接近的。

计算公式为： 期末土著人口=期初土著数×（1 年自然增长率）的91次方

期末移民人口=∑第n年移民数×（1 年自然增长率）的（91－n）次方

计算结果为：湖广填四川结束时，四川总人口为1184万，其中，土著人口491万，移民人口693万（扣除自然增长部分，实际迁入182万）；土著占总人口41.5％。

如果以李世平推算的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50万人口，并忽略“三藩之乱”的影响，那么，到1776年，四川总人口将为1405万，其中土著人口将达到713万，占总人口50.7％。

对比现有清代中期四川人口资料和前人的测算、审核结果，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总人口1200－1400万是一个适中的数值{14}。这印证了我们构拟的波浪模型的合理性。

计算证明，经过湖广填四川运动，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长，总人口比清初增长了20多倍，年均净增超3.3％。土著经过百年休养生息，人口得到极大恢复，在总人口中占接近一半的比例。此后四川再无大规模的移民，因此这一比例也适用于现在四川人口的大致构成。

其次从文化、风俗上分析明末土著的地位和作用，以验证计算结果。

1.姓氏。全国性的大姓各地都有，无法据之研判来源地，只能从四川本地比较独特或著名的姓氏中观察土著后裔的存在。如在眉山（青神），苏家自宋代就是一方望族，迄今仍是当地大姓。又如，南部县有古賨民后裔七大姓之罗、庹，其中罗氏现在仍为南部大姓，庹姓也有后裔。还有南充（南部、西充）的谯姓，都是三国谯周的族裔。这说明，明代以及更早的四川土著后裔不仅存在，而且枝繁叶茂。

2.语言。四川官话从元代开始形成，明代通行，清代一脉相承并继续发展。这一“清承明制”的过程显然是由人口中近一半的四川土著主导所致。客家话、湘语以语言岛的形态存在，对应了清代移民封闭聚居的情况。其他散居的、来自非西南官话区的移民，除了保持一些来源地方言词汇外，大都被四川官话同化。移民的到来也进一步丰富四川的语言，特别是语汇。

3.建筑。四川民居的主要特点，一是屋体结构多采用穿斗式结构；二是屋顶多是大挑山（悬山），房顶铺小青瓦，出檐深远；三是墙体多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为木板墙，上半部分多是竹编夹泥白灰粉墙。而湖广建筑多为砖土墙体，无竹编夹泥白灰粉墙；山墙多是硬山式加封火墙，屋顶的出檐也要小一些。移民带来的外来建筑风格，并未覆盖四川本地建筑特色。

4.戏剧。灯戏，又叫车灯戏，是明代四川本土戏剧。清乾隆时期，本地车灯戏吸收融汇了多省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发展过程表明，四川本地戏剧艺术是基础和本体。

5.饮食。川菜的特色是麻辣，其中麻是其本质特征，不管麻的特色形成于什么时期，都一定是以四川为原创地，不会是外来风格。大量移民的迁入，进一步丰富了四川人饮食的内容和形式。博采众长的川菜，成为中国第一大菜系，走向世界，享誉全球。

综合定量计算结果和对几个主要文化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经过清代湖广填四川运动，四川人仍然保留了接近一半明代土著血统。清代以后的四川文化是以明代本土文化为基础和主体，广泛吸收各地移民文化，经过融合发展的综合体。文化的本土性总体上高于外来性，意味着文化意义的明代四川人没有灭绝，他们不断地吸收移民文化，和移民互相融合、共同进化，成为文化意义的清代以至现代四川人。

注释：

①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②百度百科《明朝经济》词条。

③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

④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

⑤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⑥民间传说：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的碚石境内时，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峦上大便，顺手在四川境内捋一把草擦屁股。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蠚麻，顿时蠚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湖北的草叶没有蛰他。张献忠从此就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

⑦⑨⑩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⑧{12}四川巡抚张德地，康熙七年奏疏。

{11}康熙九年修《麻城县志》卷1。

{13}徐光启，《农政全书·田制》。

{14}按《四川省志·地理志（上册）》嘉庆元年（1796）2064.5万以30年翻番倒推，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1301万人；另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2802万以30年翻番倒推，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1014万人。曹树基《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核算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人口为1681.1万人。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测算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人口为778万。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核定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数为2143.6万人，以30年翻番倒推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933万人。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志·地理志（上册）》，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地图出版社1996年；

[2]《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孙晓芬，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

[3]《湖广填四川》，肖平，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1月；

[4]《清代“湖广填四川”质疑》，雷兵，《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5]《“湖广填四川”献疑》，邓经武，《巴蜀史志》2009年第6期；

[6]《“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王炎，《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7]《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8]《“湖广填四川”研究平议》，陈世松，《天府新论》2005年第3期；

[9]《“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陈世松，《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0]《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时间考证》，龚义龙，《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11年11月；

[11]《清初“湖广填四川”迁蜀移民原籍考释》，龚义龙，网易博客。

（原载《巴蜀史志》2014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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