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本心克己复礼（耐守清贫方治事）

“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追古溯今，吃得苦、耐得贫，似乎是成人成才的不二法门。但在取得成功后能否继续葆有这种秉性，却因人而异，成为检验人品官德的一块试金石、一道分水岭。

北宋名臣宋祁年轻求学时贫寒，一次年节请朋友吃饭，因囊中羞涩，竟把祖传宝剑剑鞘上用作装饰的银子撬下充付饭费。等官居高位后，他仍保持着清寒简朴的作风。据《尘史》载，宋祁晚年在成都任职时，“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临死前，还作《治戒》留给后人：“三日敛，三月葬，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

与此相似，将求学时吃苦经历内化为清廉品格的还有北宋名相吕蒙正。史载，吕蒙正小的时候家道败落，父母双亡，贫寒交加。有一年过年，见家中空无一物，他悲伤地写下一副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为“南北”。暗喻“缺衣少食”“没有东西”。其穷困可见一斑。

但后来，吕蒙正凭借孜孜好学，奋发读书而及第登科，后官拜宰相，尤得宋太宗知遇关照。面对接踵而至的诱惑，他始终坦然拒绝。《归田录》载，曾有人献古镜给他，说能照二百里，吕蒙正笑而却之：“吾面不过碟子大，妄用照二百里！”

穷而不失志，富而不失节，这种一以贯之、坚韧笃定的清贫作风让人敬佩。耐得清贫，不仅要在困顿窘迫之际笃志躬行，更要在既富且强之时不忘初心；不仅要在逆境中孜孜奋进，更要在坦途前自省自警。这正如清代名臣陈廷敬告诫子孙所言：“凭寄吾宗诸子姓，清贫耐得始求官。”

清贫里面有形象，清贫里面有政治。能否耐得清贫，体现“官念”端正与否。“去私心，方可治公事”，明悟为官以公事为本，以公利为大，自能历练心性、修剪欲望，“繁华敢望，自喜清贫状”；相反，如果“私”字占据心头，沉迷于暖风醉人、十里烟堤，就如“贫”字多点变成“贪”，思想滑坡、行为逾矩也就在所难免。

唐朝有个官员叫段文昌，此人求学时寄居于寺庙，经常听着寺僧开饭的敲钟声去吃斋饭。时间久了，寺僧产生厌怠情绪，便故意在饭后敲钟。等到他仕途发达后，却忘了当年吃糠咽菜时的艰难生活。吃饭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餐一鹅，二餐换鸽，三餐熊掌。据《唐语林》载，他还“在中书厅事，地衣皆锦绣”，必须地铺锦绣才肯下脚。同僚觉得没必要，他却说：“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耳。”以公事之便填充私欲，寻求心理补偿，这种短浅鄙陋行为历来为人所不齿。

“元龙豪气依然在，惯守清贫岂足悲。”清朝申居郧在《西岩赘语》中曾说：“做官时，要往前想一想，我原不是官；又要往后想一想，我不能常有此官。”这种反思可谓是一剂良药。耐得清贫方能治公事，清贫耐得才显真豪情。这其中饱蕴的甘苦与追求，正如苏东坡所说：“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

（作者单位：32134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