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家名将（日本战国天下人欲为东亚世界的人间之神）

信长其人

自永禄十年（1567）开始使用“天下布武”印章以来，信长如其字面所示一路前进，在十五年后的盛夏，壮志未酬而身先死。对他自己和大部分家臣来说，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但在九年前，就曾有一名僧侣对此做出预言。这个人就是毛利辉元派来与信长交涉，请求允许义昭返回京都的使者安国寺惠琼。天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惠琼在归途中从备前冈山向本国寄出一封信，信中说道：

信长一代或可持续三年五年。估计明年可晋身公家之列。然此后恐将从高处倾覆。藤吉郎其人非等闲之辈也。

可说是独具慧眼。他预言了信长的暴毙，也注意到了秀吉的能力。那么，在他看来，信长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信长的生涯。

首先，关于信长的人物像，我们会想到与他见过多面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其著作《日本史》中的描写，在此引用如下：

他中等个子，身材瘦削，胡须稀少，快言快语，极度好战，勤于军事训练，重视名誉，正义感极强。对敢于侮辱自己的人绝不手软。但也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富于人情味和慈悲心。他睡得少，起得早。不贪婪，判断果决，长于战术，非常性急，虽然会发怒，但平时也未必如此。他很少，或者说基本上不听取家臣的进言，被众人敬畏。不饮酒，少膳食，待人接物极度直率，相信自己的见解以至于自高自大。他蔑视日本所有的王公贵族，对他们说话像对家臣一样居高临下。所以人们（像对待绝对君主那样）绝对服从于他。即便战事不利，他也泰然处之，坚韧不拔。

他具有完善的理性和清晰的判断力，轻视一切关于神佛的礼拜、尊崇，以及所有异教徒的占卜和迷信习惯。虽然表面上曾表示要皈依法华宗，但一坐上高位就以自大的态度蔑视一切偶像。虽然认可禅宗的某些观点，但并不相信灵魂不灭或来世赏罚等事。他在家里非常爱干净，下达的任何指示都无懈可击，与人交谈时，最讨厌拖泥带水、喋喋不休、拐弯抹角，面对身份卑贱之人也能亲切地与之交谈。他特别爱好的东西有著名的茶器、骏马、刀剑、鹰猎，尤其喜欢让人不分（身份）高低在他面前裸体比赛相扑。他不允许任何人携带武器、厚着脸皮出现在自己面前。他的面相略显忧郁，在做困难的事情时特别胆大无畏，不论何事人们都听从他的话语。

这虽然是从其他文化圈来的传教士的看法，但从前述信长的行动来看，也有许多地方令人信服。

迅速果敢的军事行动

首先让我们看看信长军事行动成功的原因。信长作为统领数万大军的总司令，直到天正八年前后还亲自率军冲锋陷阵，完全是武将的姿态。但他最强大的地方是不论面对危机还是良机都能迅速行动。这一点，胜过其他任何一位战国大名。

上洛第二年的正月四日，足利义昭遭到三好三人众袭击，信长在发出入洛告示的同时于大雪中直奔京都，原需三日的路程他只用了两日便到达。跟随他的只有十个人，主要是马回众和小姓。

天正元年，义昭举兵，信长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兵，于四月初与义昭议和，当月十一日就返回居城，结果五月二十二日又到佐和山指挥建造大船。七月六日，他乘坐刚造好的大船来到坂本，七日入洛，十八日攻陷义昭困守的槙岛城，然后继续南进、放火，二十一日回京。攻打江北高岛郡的城塞后，八月四日返回居城。八日接到浅井家臣阿闭贞征倒戈的消息后，连夜出兵，赶到小谷城东北，阻止朝仓军南下。然后十二日夜，又在暴风雨中亲率马回众攻下朝仓军的两处阵地。这样，他预料到朝仓军会在十三日夜间撤退，就指示佐久间、柴田、羽柴等人前往侦察，趁其撤退之时谨慎地发动攻击，征讨或抓捕敌人。然而，这几个人却因为半信半疑而行动迟缓，反倒让信长和马回众跑到前面去了，结果信盛等人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而当时信盛回嘴的行为后来成了他的罪状之一。事实上，信长的预见非常准确，这一战歼灭、捕获了许多队长级别的人。

信长军继续追击，进入敦贺后停留三日，从各地接收人质以防止他们变成敌人。十七日他越过木芽岭，迅速平定了越前。二十四日，义景的首级送到信长手中，二十六日他便骑马返回江北，进入虎御前山。二十七日夜至二十八日，秀吉攻陷小谷城后，信长把浅井旧领封给秀吉，于九月四日转移到佐和山，六日又返回居城。随后，在九月二十四日出兵北伊势，十月二十六日返回居城，十一月四日上洛，十二月二日又回城。这一年从三月下旬到年底，信长仅在四月到五月之间在居城待了四十天左右，年底又待了不到一个月，其他时间一直转战各地，连坐下休息的闲暇都没有。而且，为了不错失良机，他常常亲率马回众上阵。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信长、马回众以及信长军团的特长就在于电光石火般的行动，这是其他战国大名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的。这种特点，甚至在无休止的连续作战中也没有改变。

信长的马回众

支持信长电光石火般迅速行动的是马回众和小姓众。他们不离信长左右，且负有居住在城下町的义务。小姓众不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在信长身边，照顾他的生活，主要由少年和年轻人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森兰丸和万见仙千代等人。森兰丸战死于本能寺之变时只有十八岁，刚刚成人，正式名字叫成利。万见的正式名字叫重元。他们这些小姓，还承担着演奏者、使者、奉行等重要职责。

一般认为，小姓到一定年龄就成为马回。虽然马回的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不过除小姓出身的人以外，其来源一般被认为还有地方上的武士以及比他们地位稍高一些的武士、国人家的次男和三男等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荒子城城主的四男、小姓出身的前田利家等人。利家作为马回和信长近侍立下赫赫战功，在长筱之战中与佐佐成政、塙（后改姓原田）直政等人一起被任命为奉行。同年九月参与越前再平定，与同样身为马回的佐佐成政和不破光治一起，被称作“府中三人众”，得到两个郡的奖赏，定居于府中城。就这样，三人脱离马回身份，获得了相当于大名的地位，还被安排做柴田胜家的目付（监察），可以看出他们是深得信长信任、能够忠实执行其意旨的人。天正九年，利家获赐能登一国，佐佐成政获赐越中一国，二人作为国持大名出人头地。同为马回的塙直政也早就得到信长提拔，于天正二年被命令统治南山城，第二年又被命令统治大和，成为下克上时代发迹最快的人。

因为让众多训练有素、具备战斗力的马回住在城下町，能够立刻动员，所以信长才能不等柴田胜家这个级别的大将到达就亲自出击。这些马回不仅是信长的贴身警卫和实际作战部队，有时还是主力部队。他们有时作为检使被派往前线，有时像堀秀政那样指挥信长的小姓众和马回众。秀政为人知晓是因为在天正九年，他在和泉国征收“指出”时遇到抵抗，于是火烧了槙尾寺。本能寺之变时他被派往备中秀吉的阵营，其后便跟随秀吉，得到越前北庄十八万石的封赏。菅屋长赖也受到信长重用，于天正九年被任命为能登七尾城城代，负责处罚国人游佐氏等人，并负责巡逻能登、越中各城。

马回众中也有经商的人。在岐阜为山科言继提供过住宿的大胁传内就是一名卖盐的马回。信长的侧室、信忠和信雄的生母生驹氏的兄长生驹家长也是一名马回，永禄三年九月，信长恩准他可以携带一匹马分量的货物自由通行。

弓众、马回众的城下聚居政策

弓众虽然也是马回众的一种，但作为弓队形成独立集团，是信长的近侍。天正六年十二月攻打伊丹时，信长曾命令弓众平井久右卫门、中野又兵卫、芝山次大夫兵分三路，向伊丹城内射火箭。

同年正月，弓众福田与一在安土城下的家失火，暴露了其单身赴任的事实。为了能随时随信长上阵，他们都被分配了位于城下町内的住宅。但福田却把妻儿都留在老家尾张。信长认为就是因为他单身才会发生火灾，所以命菅屋长赖负责调查，结果发现有六十名弓众、六十名马回众，共计一百二十人都是单身赴任，于是遭到信长痛斥。他命令尾张大名信忠把这些人的私宅都烧掉，连竹木都砍伐干净，然后强行将其妻儿搬来安土居住。作为惩罚，还命令他们建造城下的新路，然后才赦免他们。

家臣的城下町聚居政策是推进兵农分离、培养职业兵士的重要一环。柴田、羽柴、明智等部将及大部分马回都是兵农身份相分离的，但有一部分人强烈要求维持其与出身村落的联系，他们被允许保留住宅，妻儿和族人被允许继续务农。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士兵不可能参与信长展开的战争，所以他极力推动兵农分离的政策。这也是信长军强大的原因之一。但是，真正从制度上实现兵农分离，却是在丰臣政权时期。

拒绝所有官职

天正六年（1578）四月九日，信长突然辞去了右大臣兼右大将的官职。表面理由是还未实现天下统一，所以暂时辞官，等到征服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万国安宁、四海平定之时，再应敕命叙任。他还表示，即便辞官也不会同朝廷疏远，只是将官职转让给嫡男信忠而已。因为众公家在知道这件事后感到吃惊和不安，所以应该不是信长与朝廷之间产生了矛盾。信长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单方面决定辞去官职，正像堀新所说，他是在向人们宣言，统一天下不需要利用官职。

秀吉辞去关白的职位，成为太阁；家康辞去将军一职，成为大御所并主导政权；上皇主持院政——联想到这些例子，可以认为信长是想要摆脱官职的束缚，主持国政。为什么信长从未成为征夷大将军？这件事向来被看作谜题，甚至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认为，信长想成为将军，只是被朝廷拒绝了。但是，正像我们看到的，朝廷一心迎合信长，根本没有能力反对他。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从天正九年到天正十年间，围绕官位问题连续发生的事件。

天正九年三月一日，女官上腊局作为敕使，带着“欲封御官位”（《立入左京亮入道隆佐记》）——推任左大臣的敕书，被朝廷派到信长所在的本能寺。信长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但九日天皇再次派遣了敕使。对此，信长回答说他会在正亲町天皇让位、诚仁亲王即位后接受官位，然后于十日凌晨回到了安土。结果这一年天皇因为“金神”方角的问题而未能让位，信长也就没有任官。由此可见，推任左大臣不是信长自己要求的。

另一次是天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身为武家传奏的劝修寺晴丰拜访村井贞胜，商量推任信长为“太政大臣、关白或将军”一事。有观点认为这是信长要求的。此时信长刚在二十一日消灭了武田胜赖，回到安土。敕使于五月三日从京都出发，次日到达安土。但信长没有见敕使，只是通过森兰丸询问有何事。晴丰回答说：“祝贺您平定关东，希望您担任将军一职。”但信长还是没有见敕使。后来因为上腊局态度诚恳，信长终于在六日接见了她，但仍未明确表态。

虽然晴丰说要推任信长为将军，但诚仁亲王在信（消息）中说“任何官位皆可任职，望汝全力为朝廷奔走最为紧要”，并没有指定是什么官位。或许只要是信长想要的官位，什么都可以给他。从这点上看也很难认为是信长强行要求的。

天正六年辞官时，信长说等他统一天下后再任官。朝廷本就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编入官位体系中，而在信长轻易消灭了武田胜赖、展现了卓越而残酷的军事能力之后，更是趁其平定东国之机，准备了最好的官位。也有可能是村井贞胜在考虑到朝廷想法的同时，为了讨好信长而独自决定并向朝廷提议的。

安土城构想

开工三年后的天正七年（1579）年初，安土城天守阁竣工，五月十一日信长移居安土。安土城和其城下町的营建规划反映出信长的政权构想。关于城下町，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下面让我们再看看安土城的情况。

战国大名的城寨和馆舍一般兼有官厅功能，建筑样式与幕府和管领府比较相像，基本特点是优先城寨全体的防御功能，曲轮部分立体配置。安土城一方面与其相似，另一方面又有很大不同，比如它的官厅和居住区都集中在山顶，山顶以石块堆砌高台，耸立着天守阁，但建筑物本身却几乎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而信长将天守阁用作自己的居所，目的就是从视觉上超越世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为迎接天皇而设的御幸间所在的本丸御殿修建在相对下方的位置。这样的空间布置给人一种印象：城主的权力超越战国大名、天皇和将军，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天守阁位于比湖面高约110米的山顶，砌有13米高的石垣，石垣内是地下一层（石藏），上方还有六层建筑，是一座总计七层（外观五层）的高层建筑。据内藤昌推测，包括石垣在内的总高度有45.9米，显然无论从远处的湖面还是陆地都可以看到。

内藤昌从静嘉堂文库中发现的“天主指图”的形状与天守阁遗迹完全一致，他根据这张设计图复原了安土城天守阁。在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万国博览会上，日本馆展出了根据这张图复原的实际大小的第五层、第六层部分。同时还展览了狩野永德率门徒描绘的、富有朝气的壁画及装饰品等遗作。

有人认为这张“指图”不是安土城设计图，因为有与《信长公记》记载不一致的地方。但五层为八角形，内柱为金色，外柱为朱色，绘有释迦说法图（佛传图）和六道绘（饿鬼、鬼）——这些说法似乎没有错。八角形也见于法隆寺的梦殿，是堂塔的一种造型样式。平井良直根据滋贺县湖南市常乐寺三重塔（国宝）的内部壁画，推测出这一层的空间构造。据推测，中间摆放着饰有高丽边的榻榻米，是信长的座位；从入口看，信长背后是一幅释迦说法图，整体看来就像是安置在堂塔内的本尊和其后庄严的壁画。

最上层的六层是三间四方的房间，内外都贴金箔，柱涂黑漆。根据指图记载，有孔子、孔门十哲，中国古代传说的三皇五帝、老子、周文王、周公旦等以中国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壁画。这些人物都与儒教、道教有关，是中世以来将军和武将等为政者所效仿的政治榜样。它们与五层的绘画一起，表现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天道思想就发源于此，有人认为安土城天守阁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但是《信长公记》记载说画的不是老子等人，而是商山四皓和竹林七贤等隐者）。

据传，天守阁造型也参照了足利义满建立的舍利殿（金阁），并吸收了以中国禅林为范本的日本禅林的样式，可以说是在吸收既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政治权力的象征。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在信长意识中的具体形象既有中国，也有能够媲美甚至超越中国皇帝的掌权者的形象。在五层的梁柱以及外柱上画着象征皇帝的龙，其他层也有以中国传说为主题的壁画，而为了让外观引人注目，还特意请唐人一观负责制作唐瓦。天守阁整体都是“模仿御殿唐样”（《信长公记》）。安土城选址于湖边，应该也有模仿《潇湘八景图》所描绘的中国景观的意思。

这些构想，令人联想到信长对弗洛伊斯说的话：他要在统一日本后组建大舰队，征服中国。五层和六层的绘画不仅表现了一个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理想乡，还试图创造出一种幻影，即信长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也是体现并超越了圣人君子之德的君王。只有这样的君王，才能吞并中国，统治东亚世界。但是，过于冒进的构想徘徊于梦和现实之间，最终被打碎。

安土宗论

信长于五月移居天守阁后，在安土召开了一次净土宗和法华宗的宗派论战。事情的起源是净土宗僧侣玉念从关东来安土说法，其时法华宗门徒建部绍智、大胁传介上前与其辩论。玉念回答说只愿意与僧侣讨论，于是顶妙寺日珖、常光寺日谛等众多法华宗高僧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安土，一时信徒云集，城下热闹起来。知道这件事后，信长马上为论战指定了裁判，任命织田信澄和马回菅屋长赖等人为奉行，将这场辩论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

五月二十七日，论战在安土城下的净土宗净严院中举行，四周围着信长军。论战从早上开始，净土宗一方增加了一名安土西光寺的僧侣贞安。裁判是博学的名僧、南禅寺的景秀和尚，副裁判是因果居士。景秀和尚当时已有八十四岁高龄，耳聋眼花，几乎听不清楚论战的内容。其实这是信长为了让净土宗获胜而特意安排的人选。因果居士受信长之命，甚至在净土宗一方无法回答的时候代替他们作答。《信长公记》记载说最后法华宗因为答不出话而落败，但事实上完全相反，明明是净土宗的玉念语塞，却突然站起来大喊“胜了！胜了！”，其他人则一拥而上，把法华宗僧侣的袈裟撕扯下来，还殴打他们。

听到报告后，信长马上下山褒奖了参加论战的玉念等人，将法华宗的大胁传介和普传日门斩首，逃到堺的建部绍智也被抓住斩首。

信长逼迫日珖等法华宗高僧，要么写下承认败北的誓约书，要么杀死信长领内所有的法华宗僧侣和信徒。日珖等人走投无路，只能答应前者。誓约书有三条，第一条是承认论战时法华宗败北；第二条是今后绝不再向其他宗派挑起论战；第三条是感谢（信长）恩准法华宗继续存在。这三条文书的内容对法华宗来说都极为屈辱，是对信长表示完全屈服。妙觉寺、顶妙寺等十三座寺院的方丈都按了血手印。誓约书有两份，一份在信长手上，一份交给净土宗总本山知恩院保管（天正十三年在秀吉的命令下归还给法华宗）。后来法华宗还向信长上缴了两千六百枚金币。这是利用佛教彰显自己的威严，是一种天主思想。后文还会讲到，出于天主思想和神化自身的需要，信长必须让佛教势力屈服于自己。

天正九年八月，信长又将矛头转向了最后的佛教圣域高野山。他借口说要报复高野山曾经包庇荒木村重一方的牢人（浪人），抓住并杀害了几百名在各地布教的高野圣。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否认寺院是独立于世俗权力的避难所。但高野山直到秀吉掌权的时候才屈服于世俗权力。

华丽的阅兵仪式

天正九年上半年，信长亲自举行了一场和平盛典。这表明一年前打败本愿寺、结束战争一事对信长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正月八日，在安土城下新筑的马场举行了爆竹（左义长）大会。江州众负责燃放爆竹，小姓众、近卫和伊势兵库头、北畠信雄等一家众穿戴上鲜艳的头巾和服装，骑马绕行马场，甚至来到城下町。在小姓众之后登场的信长以墨描眉，头戴黑色南蛮竹笠，身穿红衣，外披唐锦无袖外套，套着异国风情的虎皮护腿，骑在一匹菊花青的马背上。这场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众人不分贵贱，皆为之惊叹。

正月二十三日，信长命明智光秀准备在京都举行阅兵仪式，还向各分国发布了动员令，要他们尽全力准备并前来参加。他预计到消息会传遍全国六十余州。二月二十八日，在天皇、公家、传教士等众多受邀前来的观众的注视下，阅兵仪式于御所东侧的马场举行。队伍从下京的本能寺出发，沿室町通北上，沿途有许多人兴致勃勃地围观。第一队是丹羽长秀、摄州众、若州众、西冈的革岛；第二队是蜂屋兵库头、河内众、和泉众、根来寺的大冢、佐野众；一共分为四队，后面还跟着一家众、近卫前久和正亲町季秀等公家、细川等旧幕臣、马回众、小姓众、越前众、弓众等人。公家中的近卫前久、正亲町季秀、乌丸光宣、日野辉资、高仓永孝等人，要么是在信长军中服役，要么是从信长手里领俸禄，所以信长命令光秀一定要动员他们参加。要让人们看到，作为朝廷组成部分的有名公家服兵役、领俸禄，与信长形成主从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认为信长已居于朝廷之上。

之后，信长终于登场。平井久右卫门等人先行，随后是各种骏马、扮成谣曲中山姥形象的武井夕庵、松井友闲等人和小姓众，最后是身穿金纱的信长。据《信长公记》记载，这件金纱似乎是为古时中国或印度的天子帝王织就之物，但因为信长穿着十分合身，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符合他统治天下之人的身份。除此之外，信长还戴着唐冠，穿着蜀江锦的小袄、白熊皮短蓑衣和由猩猩绯（一种红中带黑的颜色）的毛织物以及唐锦做成的鞋子等物，一身外国的珍奇衣饰，从气势上压倒了所有人。

与营建安土城时一样，此时信长也是有意识地采用唐国样式。他想以中国皇帝的形象出现在人前，超过日本天皇，象征东亚世界的中心，仿佛是要以游行的形式将安土城的构想展现给京都的众人。毫无疑问，信长的天下，指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信长作为全新的天下人的形象，就这样深深烙印在了京都及畿内近国之人的眼中。

太田牛一在《信长公记》中说，人们都觉得信长仿若住吉明神现世。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信长想要神化自己。举行阅兵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为什么要在京都的阅兵式中以住吉明神的身份出现呢？住吉明神本是航海之神。住吉神社祭祀着神功皇后，传说她曾前往九州讨伐熊袭，进而征服了新罗，同社祭祀的其他神明也曾在此过程中协助她。或许可以说，信长此举中寄托了征服西日本、出兵海外的愿望。

天皇非常高兴，说从没见过比这更有趣的游乐，拜托信长再举办一次。于是信长于三月五日和八月一日又分别举办了两次阅兵，令人们心醉神迷。天皇高兴得宛如小孩，而武士和民众则记住了这位如皇帝、如神明一般的天下人，从这两层意义上来说，阅兵仪式实在是空前成功。随着诸如此类的评价传遍全国，从想与中央搞好关系的出羽的大宝寺氏和安藤氏、陆奥的会津芦名氏、下野的长沼氏等人处不断送来了书信和雄鹰、骏马等物。这一切都在信长的计划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受信长之邀观看阅兵仪式的观察员范礼安、传教士奥尔冈蒂诺和弗洛伊斯等人提出要谒见天皇时，信长对他们说：“余所在之处，不需邀他人（天皇）之宠。余即国王，余即内里。”不仅是本国人，信长想让外国人也把自己当作“国王”来看待。

欲为人间之神

信长没有理会天皇为了将他纳入朝廷官职体系而做的各种努力。据弗洛伊斯记载（《日本史》），信长希望自己成为神明，接受万人膜拜。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命人们在自己生日（五月十二日？）那天参拜安土山总见寺，并昭告天下，只要怀着强烈的信仰和敬意，一定会得到这样一些功德和利益：

第一，富裕者更富裕，贫贱者亦富裕，无后者得子孙且长寿，享受和平与繁荣；第二，人生八十，有病能治，健康平安；第三，余诞生之日即为圣日，应参谒本寺；第四条，上述诸条，信奉者必得应验，不信者当世及来世都必将灭亡。

《信长公记》没有记载此事，但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说信长在总见寺内“写下并揭示了他恶毒的野心”，所以笔者认为不完全是捏造。既然信长能在一年前的阅兵仪式上把自己打扮得好似皇帝和神明，让天皇和平民都目瞪口呆，那么就算他想要成为某种超越天皇和日本神佛的存在也一点都不奇怪。弗洛伊斯还说，信长说“我即神体”，将各国受人崇奉的偶像（佛像等物）都集中到安土，好让人通过它们来膜拜自己。

不仅要成为日本的“国王”，还梦想着成为东亚世界的皇帝，信长将自己的这种理想寄托于天守阁，同时将总见寺修建在安土城西部靠下的位置，这样，他就创造出一个能为民众带来现世幸福的神，也就是他自己，并赋予其肉眼可见的形式，以展示自己同时立于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顶点的地位。信长在天正九年逼迫天皇让位，恐怕就是想让新天皇迁居到位于自己居所下方的本丸御殿。顺着安土山山麓安置众家臣的宅邸，也是为了从视觉上表现以信长为顶点的金字塔体系。通过这种形式，信长的政权构想凝结于安土山。归根到底，它是一个仍处于摸索中的、未完成的天下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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