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写给情人的一段话（情人我已经老了）

初中的时候，我学习不好。我妈就找来了，石油学院念书的一位远房表姐来辅导我学习，我这位表姐平时教完我，就捧着英文或法文小说，受她的影响，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喜欢看英文原文小说，因为我这位姐姐说：小说啊，还是要看原文的，那些译制的往往带有自己的意思，那些翻译人员很难把作者的真正意思翻译出来。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The Devil Came on Horseback》（马背上的恶魔）、《A Walk in the Clouds》（云中漫步）、《Rebecca》（丽贝卡），当然我更喜欢读的是《情人》这本书，

因为《情人》1984年刚出版，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杜拉斯本人也获得了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后来，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还将其拍成同名电影，中国演员梁家辉担任男主角，让《情人》获得了更广泛的声誉。在中国，《情人》影响了很多作家，王小波曾经说，“我喜欢过不少小说，但是它们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

（一）情节概述

《情人》采用第一人称，以一个十五岁法国少女的口吻叙述。少女正在越南西贡的公立寄宿学校读书。某个假期结束时，少女从住处沙沥乘车回西贡学校，在湄公河渡河的时候偶遇一位有钱的中国男人。这位男人坐在黑色汽车里，却被站在船边、穿着特别的少女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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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很富有，他带少女出入最讲究的地方用餐，少女逐渐敞开心扉跟男人聊起家长里短，抱怨自己的家庭，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憎恶、恐惧、同情等复杂的情感。男人也介绍自己说，他是独生子，曾经在巴黎生活，家里生母已经过世，只有父亲。他的父亲很有钱，住在沿河宅子里，是西贡周边城市沙沥一带的大地主。

后来有一天，男人来学校接少女坐小汽车去了堤岸的一个房子，那是男人自己的房子。在那里，两人第一次发生了关系。但当少女谈起想要将男人介绍给家人时，男人竟想要逃之夭夭。

后来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还是和少女的家人见面了。少女要求男人在她家人不曾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客。这里，不仅有少女跟家人炫耀的成分，也同时带着跟他们赌气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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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母亲认识了少女的情人后，“突然发了一次疯病”。但很快，或许因为经济原因，母亲接受了事实，不再反对少女跟男人交往。但这种感情会有结果吗？

很快，两个人的去向都已明确。少女即将离开西贡返回法国，男人也要迎娶家里给自己安排的妻子。在最后的相聚时光里，两人则更没约束地、频繁地在一起放纵。最终，“开船的时刻到了”。两个人就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了。直到多年之后，少女经历过几次结婚、生子，男人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当年的少女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二）《情人》是杜拉斯的自传吗？

以上，就是小说所讲述的十五岁少女和她的情人的故事。

联系杜拉斯的经历，了解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就会知道1914年出生的杜拉斯，写这部小说时已经年近七十岁，她将时光拉远，去回忆50多年前的西贡家庭生活。

我们来看看，杜拉斯于1914年出生于越南西贡，也就是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她的父母都在当地担任教师。父亲不幸于1918年去世，留下几乎一贫如洗的杜拉斯、两个兄弟和她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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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杜拉斯一家搬到了沙沥市，后来又搬到湄公河边一座名叫永隆的村庄。杜拉斯一直过着像亚洲孩子一样的生活，说着一口流利的越南语。直到1932年，18岁的杜拉斯回到法国。

而在小说中，少女的父母在法国殖民主义政策下来到越南，她们同样收入微薄，是属于白人殖民者的最底层，与当地穷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肤色。小说先从一张家庭照片写起少女的母亲，母亲狼狈的样子，映射着这个家庭经济的窘迫。父亲死后，母亲勉强供养少女和她的两个哥哥。

小哥哥在当地学习会计，却三心二意，不断地换学校，十年后才勉强成为西贡一个小小的会计。母亲最偏爱的是大哥，把他送到法国机电学校读书，但其实大哥并没有入学，最终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甚至偷钱吸鸦片。但母亲却依然认为大哥是最聪明的儿子，对她十分溺爱，哪怕被他欺骗。

对于少女，母亲整日希望少女能够在读完中学以后，赶紧通过中学教师资格的考试，早点成为一名教师，给家庭、特别是大哥提供经济支持。但是少女一再自我表白，她要写作，她要成为作家。对此，母亲只是冷漠地表示，无所谓，但是要等你拿到教师资格证以后。毫无疑问，少女对于母亲是极度抵触的。这种贫穷、压抑的家庭氛围，成为少女逃离家庭、扑向中国情人怀抱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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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少女似乎在申诉自己对于母亲的怨恨、同情，对于大哥的厌恶和痛恨；对于与自己同样不受待见的小哥哥，则是有着一种别样的爱，甚至觉得小哥哥和自己是一体的。

这些倾诉，与杜拉斯本人在越南度过的生命最初十八年的时光，是极度吻合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情人》看作自传体小说；而《情人》出版不久，杜拉斯确实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申明了该书的纪实性质，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写虚构的东西。我以前的书都是虚构。”她说《情人》里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服装、“我”母亲的愤怒、家中淡而无味的食物、中国情人的豪华房车……

（三）杜拉斯关于情人的回忆是真实的吗？

那么《情人》真的是自传吗?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关于情人的叙述，则会发现与事实相去甚远。而杜拉斯也一面强调内容的真实性，一面又突出虚构性，比如她在另一个场合又曾公开表示说：“《情人》是一部小说。”

小说，就意味着虚构。杜拉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她笔下的不同“情人”形象，进一步说明。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出现在至少五个文本中，每一个版本的形象都在变化。《战争笔记和其他文本》中的雷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与《伊甸园影院》中的若先生，都身形猥琐，少女喜欢若先生送的礼物，却依然拒绝亲吻，他们的故事也无疾而终。

然后就是1984年的《情人》。“若先生”变形为家住沙沥的中国富商之子, 老家在抚顺。黑色利穆新轿车，“风度翩翩”的男人姗姗来迟，她对少女一见钟情。少女接受了男人，她起初以为自己是为了金钱，是为了逃避这个给她伤害的家庭，而后却发现被掩藏的爱情，终于让金钱的交易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像故事结尾说的那样：“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此时，情人已成功变形，再也不丑，“我”不会再吐唾沫了。

到了1991年发表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 “情人”更大胆，更漂亮，更健康，还是很爱国的海归华侨，迷倒了母亲，镇住了大哥，成为白人少女眼中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情人”。他们俩开始了“一场令人目眩的爱情”，用小说的话说就是“始终没有结束。永远没被遗忘”。

杜拉斯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把矮小、猥琐的“情人”演变为高大、英俊、自信、优雅、具有男性魅力的崭新形象；把金钱的故事蜕变为懵懂凄美的爱情故事。让雅克·阿诺电影《情人》1992年上映时，78岁的杜拉斯还在继续虚构她的情人，她深情地说，她的情人名叫黄水梨，比电影中的情人要英俊多了，“而且非常温柔”。而真正的情人呢？如今沙沥本地有黄水梨的故居，可以看到杜拉斯这位东方情人的照片，照片中，这个情人并不好看。

在对家庭的回忆逐渐趋向真实的同时‚小说对于 “情人” 的形象以及少女与 “情人” 关系的描写‚却越来越远离历史真实。”情人“，实际上是作家本人塑造的理想神话, 是真正的虚构，这也是杜拉斯强调《情人》是一部小说的内涵所在。

写作这部小说的杜拉斯，已经年近七旬，在生命垂暮的日子里回首往事，杜拉斯的内心无法忍受自己的情人以丑陋的形象留存于世，尽管这个形象最接近历史真实 ；她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初恋是为了金钱。年老的杜拉斯像是回到了少女时代，回到了一个普通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渴望在伤痕累累的家庭之外，一位英俊温柔的中国情人，给她带来无尽的抚慰。

（四）杜拉斯如何书写时间与爱情？

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这久长的岁月，这时间的魔法，成就了杜拉斯的爱情神话，也成就了这篇小说的独特氛围。五十年之间，肉体之爱转变成情感之爱，时间成就了爱情，爱情对抗了时间。

《情人》一开始，作者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爱情对抗时间"的神话。即便没有读过《情人》，很多人也对小说的这个经典开头耳熟能详：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而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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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可以看作杜拉斯为自己，也为那些青春已逝的女性设计的一个经典神话∶爱情可以超越肉体，超越时间，爱情是永恒的。

但是这样的神话，就连杜拉斯自己也不会相信，随后，她就很残忍地戳穿了它∶“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

继而，作者还对衰老写了一段“长篇大论”。“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这种对于衰老的描写，如此惊心动魄，在文学史上算是一段奇观。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经历了“冷酷无情的”衰老，重新拾起50多年前的回忆，并对往昔令人神往的岁月进行重新组织。在这对比与交错的观照中，时间似乎不再有意义，老人流露的是一种顾影自怜，一种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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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年贫困的生活，和后来过量的抽烟、酗酒，杜拉斯老年时身体非常糟糕，疾病频繁地光顾，使她早早就感觉到了衰老。写作《情人》时，她已经七十岁，岁月侵蚀了她的面孔；这对一个终生追求爱情，耽于肉体欢娱的女性来说，未免过于残忍。杜拉斯在这样一种处境中，追忆逝水年华，重绘少女时代的爱情，感慨万千。这种特殊的"生命挽歌式"的视角，其实构成了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内涵——爱情对抗时间的神话。

（五）《情人》为什么广受欢迎？

正是这种在时间沉淀下的感伤，让《情人》一出版就获得了读者的疯狂追捧。1984年秋季在法国出版后，每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一万册之多。如今，《情人》在全球已经卖出了数千万册，成为龚古尔奖作品中最畅销的一部。在中国，得益于同名电影的宣传，再加上王小波的强烈推荐，《情人》同样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追捧，中译本就有六种之多。

让人着迷的，当然还有杜拉斯细腻感人的文字。在小说中，杜拉斯悠然自得地冲破一切规范和禁忌，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自如地驰骋文采。我们来读一段书中的文字：“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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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在《情人》中穿插了许多大段的景色描写，在异域风光中感受着时间的淘洗。还使用“蒙太奇”手法，读者在跟随杜拉斯的文字行在不同场景、镜头之间切换。正是这样一本带有浓郁风格的文学作品，意外地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读物，成为文学界的“杜拉斯现象”。

《情人》风靡全球，也与其出版的时代背景有一些关系。小说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坛掀起一股保守主义“逆流”：在政治经济上，撒切尔夫人加大政府干预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在社会思潮方面，女权主义等自由派力量遭到抵抗。作为反击，西方各国也逐渐兴起了历史上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在《情人》中，作为二元对立的白人和黄种人的高下关系，都被杜拉斯消解了：小说中，白人少女是贫穷窘迫，黄种人则富有潇洒。男女的关系中，白人少女不再是被看的对象，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观看男性，她成熟有主见，而男人却是胆小怯懦，甚至在两性关系上，都是以少女主动为多。以说，杜拉斯是最早用创作呼应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作家。在这种背景下，《情人》也成为当时大众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诚然，对《情人》的解读早已众说纷纭。然而只有杜拉斯自己，才能真正完整表达她想要传递的经历半个世纪的情感。这不仅因为，那个少女时代有关异国情人的遥远记忆，是大多数人在人生中都不可能拥有的，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位高龄老人心底依然浓烈的情感的集中释放。

杜拉斯已经逝去二十多年，而她的作品仍在叙述着一个女人对生活、对世界的体验，倾诉着人们被时间和历史所驱赶的磨难，感慨着关于爱关于死亡的古老神话。这些优美徜徉的文字，也让我们进行了一场沉浸式的心灵之旅，感受有关依恋与离别、压抑与自由、时间与爱情，让这些永恒的旋律更深地镌刻入我们的生命。

每天一本书，我是专注读书的吐槽老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