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可以拿着吃的黄河鲤鱼（作为告别的黄河鲤鱼事关告别）

（图文无关）由于过度捕捞、水质污染以及水利工程的修建，“野生黄河大鲤鱼”几成传说，就算是真从黄河里捕获的野生鲤鱼，也很有可能与过去几十年来流入自然水体的外来鲤鱼杂交过，“血统”不再纯正。 （人民视觉/图）

为写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搜集资料时，有一美食反复出现，令我垂涎。读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途经郑州，“至某大酒馆午餐，食所谓黄河鲤鱼”；同样途经郑州的清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形容这鲤鱼“味极鲜嫩而肥美，大类鲥鱼而较清淡，不愧佳品”；清华历史系学生何炳棣路过济南，虽然国难期间一切从俭，但因为韩复榘的省政府发给流亡大学生每周每人二元五角生活费，他还是忍不住“犯了一次清规”：一个人偷偷跑去吃了碗片汤和一条一斤半重的红烧黄河鲤鱼……1937年夏天平津沦陷后，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前往后方，路过中原好像总不忘去吃一顿黄河鲤鱼。被引用最多的例子是清华中文系教授冯友兰，冯是河南人，和同事在郑州等候南下列车时，也提议去吃一顿黄河鲤鱼，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后来去郑州济南游玩，我专门吃过几次黄河鲤鱼，都是本地人推荐或是网上点评靠前的馆子，味道不赖，但也难称惊艳。在济南还踩了一次雷，“招牌黄河鲤鱼”端上来，发现是裹着面糊油炸的，上桌前浇了糖醋汁，鱼肉味同嚼蜡，鱼刺亦多横断。读梁实秋写黄河鲤鱼，才知部分原因是厨师刀法太不讲究，对油炸的掌握也欠火候，“最坏的是外面裹了厚厚一层面糊”。原来吃到了教科书式的败笔。不过更可能此鱼已非彼鱼。在郑州，朋友说饭馆卖的黄河鲤鱼多是人工养殖，用黄河水养的就已经算好的。由于过度捕捞、水质污染以及水利工程的修建，“野生黄河大鲤鱼”几成传说，就算是真从黄河里捕获的野生鲤鱼，也很有可能与过去几十年来流入自然水体的外来鲤鱼杂交过，“血统”不再纯正。

这当然不纯是一个口味问题，对于当年那群南渡的知识分子来说，黄河鲤鱼大概成了中原乃至家国的某种象征，北归端恐待来生，今朝有鱼今朝食。当吃鱼是一种道别时，个中一定有无穷滋味。但我想，这也并非又一个“翡翠白玉汤”式命题。出于一种源于口腹之欲的好奇，我开始查询民国报刊，发现战前对黄河鲤鱼之美味的记载已所在多有。

1934年，冰心去包头访问，三天吃了三顿黄河鲤鱼，“清膄肥嫩，入口即化，其味之美，只有西湖醋鱼可以仿佛一二”。1937年年初，北大化学系教授、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的曾昭抡赴绥远考察，在包头停留半日，虽赶上封冻季节，只有冷藏的鲤鱼，不如开封和郑州的鲜美，“不过我们仍然吃了六斤鱼”。最有意思的是戏剧家焦菊隐，他久闻黄河鲤鱼大名，期待着到河南好好品尝，到了开封，朋友在又一村餐馆请吃鱼，结果座中“有极客气者”，他也不得不“装就斯文模样”，稍微动动筷子而已，后来到了洛阳，“则大吃特吃矣”。

学者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提到，以“人文科学”为话题的书很少引起人们感官的愉悦，但其实，感官愉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获得体验的生物学基础。他举例说，人们总说要保护环境，但如何学会热爱呵护我们的环境、负起我们的生态责任呢？“除非我们用所有的感官去感知，除非森林草原对我们来讲不仅是一种景色，还是一种声音，一股芬芳。”

写《重走》时我总是写到美食（或粝食），无论是长沙冬夜热气腾腾的甜酒冲蛋，贵州深山小店被学生疯抢的豆腐脑，还是昆明老字号用猪油和玫瑰糖熬制的稀豆泥，都在试着提供一个把手，帮助当代读者（也包括我自己）进入历史。毕竟，以今日中国之变化速度，八十多年前已经太遥远了（用易社强先生的话来说，“1938年的中国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不啻于另一个国度”），不但留下的建筑与物件有限，就连湘黔滇旅行团经过的河流甚至山川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反倒是风味的改变，往往是缓慢的。

段义孚先生讲过一个亲身经历。时隔23年后，他重返悉尼，悉尼的现代化程度让他几乎认不出来，虽然他的邻居没变，他住过的房子、附近的海滩和运动场也没变，但他依然无法回到从前：眼前景象使他只感受到“现在”，直到他意外闻到来自海湾的海草香气，“在那一瞬间，我被带回了童年时代”。气味总是可以唤起我们的回忆，原因之一是，段先生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眼界明显拓宽和成熟（最常见的例子，你回到老屋，意识到它如此狭窄），但我们对气味的体验变化不大。

由此我想到，重建记忆或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与视觉和空间有关，我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时，每到一处总是要依赖文字（日记、回忆录、地方志与档案）和语言（与当地老人的谈话）来重建1938年春天某个县城的模样，这是智性的，你需要动用逻辑、耐心和想象力；但另一种重建是偶然的、浮现的、突如其来的，为了恭迎它有时你甚至需要关闭视觉，这样其他感官才能充分打开，恰如在椴花茶浸泡过后的马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让往事浮现于普鲁斯特眼前，“当人亡物丧、过去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加虚幻，更能持久，更为忠实，他们在回忆、等待、期望，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水珠上，不屈不挠地负载着记忆的宏伟大厦”。

两种重建方法都与一种人类学式的阅读相关，这种阅读法令看似细碎的记录与回忆也有了意义，容我（继上篇专栏后又一次）引用作家唐诺，他说，用人类学方法读《瓦尔登湖》，甚至读小说更有意思，“我们几乎一定可察看出（带点合理推想）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乃至于不同阶层人们的所谓生活必需品，以及更多生活真相”。且看张恨水在1930年代的报刊上写黄河鲤鱼，“客在酒家落座已，索鱼，酒保则携鱼而至。鱼以一麻绳穿起鳍，首尾交触，作摆脱之状，水清淋漓，四溅座客。客有以个中人自许者，则必携而睇审之。意既合，于是主人乃环顾佳宾，作圆棹之会议，如何以食此鱼？两作乎？三作乎？甚至四作乎？尺许之鱼，欲分作四器而进，经济固矣，而庖人或有不乐，咸折衷作两食，半红烧而半清炖，取其干湿均有也。由郑州而西，至洛阳，至西安，均可食黄河鲤，但其价更贵。……席上有鱼，客不必问其来自何处，必拱手谢主人曰：破费破费！……又闻曹仲珊（曹锟）喜食黄河鲤，为总统时，郑州车站，每日皆有鲜鳞进。厨中积鱼过多，曹每邀僚属入府，以作快啖。承宠召者，自感恩泽非浅，而曹之意，则藉各人口舌，一扫水缸中积腥而已。”多好的人类学样本（以及生活真相）！

老报人黄裳也写过黄河鲤鱼，那是1943年的事儿，他和黄宗江同行，从孤岛上海去西南大后方，他们走北路，又都各只有一张上海的市民证，在徐州差一点被日本人拦下为“皇军”效劳。虽然他们一路难关，旅费不足，还是“不脱海上生活的习惯”，“界首饱吃黄河鲤，洛阳大吃中州菜。吊古于范增墓前，品茗于薛涛井畔”。他吃黄河鲤鱼的界首，让我想起抗战时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他在书中记录了战时界首魔幻一景：这是当时最繁忙的走私码头之一，有人说每天有价值100多万元法币（合5万多美元）的走私货经过，“界首的票子像树叶那么多”，那些从上海运货来的商号极为阔气，开饭馆甚至请顾客白吃不要钱，而且那里的西餐“比重庆最好的饭店都强”。

浦薛凤当年在郑州享用黄河鲤鱼的饭店倒不是暴发户，而是一家叫豫顺楼的老字号，可惜1938年2月14日在日机的轰炸下，成为一堆瓦砾。抗战前曾在河南情报系统工作，经常光顾豫顺楼的张我佛，日后在台北带着温情回忆了那里的黄河鲤鱼（“笔者天东地西,南北纵横数千里，尚未尝比黄河鲤鱼更美味之鱼鲜。此鱼既无细骨，又入口而化，红烧干炸，均得原味”）以及老馆子醇厚的人情味儿：新客初次光顾，掌柜必奉送蜂蜜山药泥及热乎乎的“开头汤”，告别时账房以下跑堂者七八人，在近大门处排队相送，齐声高叫“谢”。之后，厨房中有五六个炒菜铁锅，用炒菜铁铲同时以三急一慢的拍子，扣出“叮叮叮-当”之声，有板有眼，合乎音乐节拍。

张我佛先生在台北借由美食怀念着中原的人情味（“此种场面在当年之华北一带，大多如此，非仅河南一地也”），让人想起，时代思潮总是变来变去，而更恒久的认同往往附着在细碎之物上。2016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后，德国记者凯尔曼尼穿越东欧大地，去探索民族主义在那里的重新崛起，在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说起许多人害怕现代化和西方的影响会导致“波兰的本质”丧失殆尽。凯尔曼尼问他：“那他们认为这种本质是什么呢？”扎加耶夫斯基叹了口气，回答说：“这个嘛，一种民俗天主教主义，配上皮洛根（波兰饺子）和巴尔希茨（波兰甜菜汤），其实也没有太多别的了。”听起来只能是自由派的讽刺，对吗？但事情还有另一面。按照凯尔曼尼的说法，如果不是这种对自身身份不可混淆的坚持，波兰无法在德国和苏联的反复占领下存活下来，既无法作为一个国家，也无法作为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存活下来。

也许最根本但常常被忘记的一个问题是，警惕概述。生活总是具体的，哪怕在离乱与灾难中也是如此（也许我该说，尤其如此），哪个社会都不应该被塞到几个抽象的词语里头。格兰姆·贝克在抗战时从沿海旅行到内地，记录了一个战时国家的无数细节，读他的书，我的五感被不断调动着，在洛阳，他描写空袭警报响起后的世相，让我听见了声音（店铺的门窗挂板咔啦咔啦地挂上，车把的鞭子啪啪甩着），看见了颜色（卖布人匆匆整理散开的彩色布匹），触到了动作（农民的蔬菜筐在扁担上颤动，卖木梳的神经质般在街上跳来跳去），最神奇的是，他还让我感受到了真正难以言喻的东西，在人们纷纷前往防空洞躲避之时，一个车把式的徒弟，手捧一盘煮熟了的鱼（不知是不是黄河鲤鱼？）一步一颤地走过，生怕洒掉，“但那鱼儿却斜着身子，像要用死鱼眼来观察活人的惊慌失措”。

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