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为他儿子留下的四大托孤大臣（他出身名门文采居）

提到汉末三国时期，或许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都是当时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复杂局面。其实自从曹操统一北方后，原本因战乱而一蹶不振的文学便逐渐恢复了生机。在当时，以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三人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十分兴盛，并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像诗仙李白就曾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

曹氏父子自不必多说，此三人都拥有不俗的文学素养，成就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高。而在“建安七子”，也就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中，又以王粲文学水平、成就最高。作为南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口中的“七子之冠冕”，王粲不但生前与曹植齐名，身后还引得曹丕亲自学驴叫为其送葬，其地位可想而知。

汉灵帝熹平六年（177），王粲生于山阳郡高平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一带。一说起东汉末年的名门望族，“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名号无疑最为响亮，而王粲所在的家族“山阳王氏”其实并不逊色。王粲的曾祖父王龚官至太尉，其祖父王畅则曾担任司空，其父王谦尽管没有位列三公，但也被大将军何进任命为长史，地位不凡。

在如此家庭中成长，王粲接受的教育自然是极佳的，而他本人也相当聪颖，自幼便展现出了惊人的才气。初平二年（191），大权在握的董卓为了暂避关东诸侯锋芒而迁都长安，王粲也在被迁徙之类。据《三国志》记载，左中郎将蔡邕一见到他便惊讶于其才华，因此尽管自己大王粲四十余岁，还是与之结为了忘年交。

当时，蔡邕颇受董卓敬重，又凭借渊博的才学领袖文坛，所以前来拜访结交之人络绎不绝，以至于车驾太多堵塞住其门前的小巷。某次，蔡邕正在接待众宾客，听闻王粲在门外求见，竟然慌忙跑去迎接，甚至仓促之下鞋穿反了都没有在意。等到蔡邕带着年幼的王粲返回，满座宾客都十分惊讶，而蔡邕则如此向众人介绍道：“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初平四年（193），司徒赵温征辟年仅十七岁的王粲为黄门侍郎，但王粲认为李傕、郭汜把控下的长安局势混乱，于是没有应召。不久之后，王粲启程南下，前去投奔同为山阳郡高平县人的荆州牧刘表。然而，由于他貌丑体弱、豪放不羁，刘表并没有加以重视，只在建安三年（198）出兵平定长沙太守张羡叛乱时让他写了一篇《三辅论》作为檄文。

建安七年（202），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在父亲死后互相攻伐，刘表又命王粲创作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劝说他们二人联合起来对抗曹操。可惜的是，尽管这两篇文章得到明代文学家张溥的盛赞，却并没有起到劝和袁氏兄弟的作用。最终，袁谭、袁尚都被曹操击败，河北尽数落入曹操之手。

平定河北后，曹操将目光投向了荆州，于是在建安十三年（208）七月率大军南下。八月，刘表病逝，其子刘琮继任荆州牧，王粲与蔡瑁等人一同劝说刘琮归降曹操。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后，曹操大喜过望，当即封劝降有功的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位魏王，王粲被封为侍中，按照史书记载，他博学多闻，面对曹操的提问总能对答如流，因此被委任根据旧时规矩制定新典章。另据《决疑要注》记载，汉末各种玉佩饰的形制失传，只有王粲还能辨认，所以魏晋时期的玉佩都是按王粲之法制作的。

由于文采出众，曹操对王粲十分器重，曹丕、曹植也敬仰其才华，皆倾心与之结交。建安二十一年（216），王粲跟随曹操南下征讨孙权，于次年春天返回邺城途中病逝，年仅四十一岁。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粲死后曹丕不但亲自前去送葬，还在葬礼上表示王粲生前爱听驴叫声，于是同众宾客一起学驴叫为之送行。另外，曹植也创作了《王仲宣诔》表示哀悼。

按照《三国志》的记载，王粲“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但时至今日仅存赋二十余篇，诗二十三首，其中尤其以《登楼赋》最为人称道。综上所述，作为当时最为杰出的文人之一，王粲出身不凡，文学成就也极高。可惜的是，他所编撰的史书《英雄记》已经残缺，否则应当会为研究汉末三国那段精彩的历史提供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