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本关于寻求生存意义的书（独行人踪连载第五章）

耿传明1．“铁与火”时代里不和谐的旋律，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推荐几本关于寻求生存意义的书?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推荐几本关于寻求生存意义的书

耿传明

1．“铁与火”时代里不和谐的旋律

香港新文学史研究专家司马长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现代作家中有两个狂人，一位是无名氏，另一位是钱钟书。无名氏狂在志趣，野心太大了，狂得严肃认真；钱钟书狂在才气，汪洋恣肆，酷似古代的庄生。”他对无名氏的这种评价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无名氏写《无名书稿》是有着一个极大的抱负的，那就是要“调和儒、耶、佛三教，以为人类提供一个新信仰”。他是在一种“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语）的使命感激励下，苦心经营他的卷帙浩繁的六卷本长篇江河小说《无名书稿》的，的确可以说是“狂”得出格，野心太大，但其创作态度却又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无名书稿》的写作设想于1944年在西安的时候，就已经在无名氏的心中萌动。《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的成功，不仅使他由一个文坛上的无名小辈一跃而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名作家，而且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他自营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办了一个出版社叫“无名书屋”。为他的写作生涯提供了一个经济保障。他原来打算以李范奭的经历为线索，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反映韩国独立革命的艰难历程，为写《无名书稿》就放弃了。他认为他的“北”和“塔”不能算是成功之作，《无名书稿》才代表他创作的最高水准。而且此书既出，就能奠定他在文坛上的一个稳固的位置，而不是博得“北”和“塔”那样的虚名。所以在写这部书时，他已经不再考虑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而专注于一种形而上的哲理的探索和文体的实验和创新。

《无名书稿》共分六卷：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约三十六万字，1945年在重庆时就开始动笔，1946年在上海出版。第二卷《海艳》，1946至1947年完成于杭州，1948年在上海出版。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1949年在上海出版。1950年之后，在杭州写成《金色的蛇夜》下册和第四卷《死的岩屋》、第五卷《开花在星云以外》和第六卷《创世纪大菩提》。1960年全部完成《无名书稿》的创作，历时十五年，共计有二百六十万字。第三卷下册以后的诸卷在1981年之后由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

《无名书稿》不管论者对其如何评价，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无名氏曾在写给他哥哥卜少夫的信中谈到写作此书的旨趣所在：

如能预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我相信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涓滴之献——我主要野心实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由感觉——思想——信仰——社会问题及政治经济。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新宗教、新信仰将出现在地球上……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无名氏想要为一个多元社会提供一个单一的总“信仰”，本身实在可以说是一件近乎“僭妄”的事情，所以它的最终设想是难以实现的文化乌托邦理想。但人类对于“精神信仰”的需求却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的。无名氏所表现的也无非是融合“儒、耶、释”三教之后的一种“泛宗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的生命境界的拓辟和提升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野兽、野兽、野兽》采用的是一种拟《圣经》文体。它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劈头就是：“啊！好一片奇！好一片幻！好一片诡！好一片艳！这无量数的奇迹！这五彩缤纷的波谲！这摇漾多姿的斑斓！”星球和人类的漫长历史在小说中一闪而过，“在时间的大海上，历史搭着浮桥，人站在桥上看朦胧海景，……”这种宏阔的宇宙意识、超历史眼光成为无名氏观察生命、透视时代的一个基本视角。这个视角的独特性在于（一）它摆脱了启蒙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视角，不再把人当作“万物的尺度”、宇宙的中心，而是把人看作从属于宇宙的一个具体的生命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人的主观幻觉而已。这是宇宙本体论对人的本体论的取代。（二）它拒绝把有限当成无限，把短暂视为永恒，把人当作神，把人间的运动当作一种神圣的运动，也就是说它拒绝把世俗运动神圣化，强调人的有限性、短暂性和盲目性。（三）它追求的是人与宇宙精神的合一，而不是让人类统驭宇宙，在人间的价值标准之外还有一个宇宙的价值标准，此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欲之外尚有天理，正像《庄子·大宗师》所言：“畸人者，畸于人而侔（等同）于天”，无名氏也正是这样一个乖异于人而追求与天合一的“畸人”。

小说开始的年代是1920年初夏，师范学校的学生印蒂在临毕业前一月，突然失踪了。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离校出走呢？三天之后，他的父亲、在一所学校里授教生物学的学者印修静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

父亲：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放弃六年来的学业，离开这座大城了。

……我整个灵魂目前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去找，找，找！走遍地角天涯去找！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我才必须去找。我只有盲目的感觉：这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个“东西”，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个“旅”，一个极仓皇的“旅”。经过这个仓皇的“旅”，我希望有一个平静而圆全的归来。

五年之后，印蒂从北方的漂泊中归来。但家只是他的旅程的一个中转点，他已经找到了他可以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那就是到南方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北伐”革命中去，去实现他的改造社会和人类的理想。他给自己确立的生活目的就是“探究生命，找寻生命”。他此时的生命信仰就是：“生命只是一种改造。改造这个人类！改造这个世界！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社会！改造！不断的改造！永久的改造！世界需要改造！中国需要改造！时代需要改造！……”

他南下广州，汇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为新世界的诞生忘我地工作。他和左派人士组织了“政治研究社”，他参加了北伐，担任一支部队的政治指导员，一直随部队打到南京。但“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新军阀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一个新的黑暗时代，鳄鱼式地爬到中国大陆上”，“一部用白骨蘸着白色骷髅粉写在黑色尸衾上的历史日历，代替了原来用朝霞写在蓝天上的金红日历”。

印蒂因其左倾立场，被疑为“共产党员”受到追捕，逃到了南方的一个海边山城。面对着弥漫天地的血腥，他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之中。他意识到他应该找一点更有力的注释，对理想的信奉，不能再是一种纯粹的盲目了。

但他对“血”的恐惧很快被激进派朋友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冲散了。左狮告诉他代价与痛苦恰恰是生命最高贵的颜色！“痛苦是一串串悲壮的梯子，只有藉它，我们才能爬上生命的最高峰！只有从最痛苦的黑暗深渊里，才能升起最强烈的欢乐太阳。”“当痛苦成为人类最末一个地狱时，在这地狱的最深的尽头处，就会升起美丽的莲馨花，会升起美丽的歌声，……我们为什么不像拥抱欢乐一样，拥抱痛苦？欢乐固然能叫我们沉醉，但痛苦更能叫我们沉醉。而这一沉醉更深沉，无比的深沉……”

这种代价、痛苦与理想之间的具体明确的指代关系，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苦难崇拜”的情怀，理想赋予了一切苦难以价值和意义，这种情怀深深地打动了印蒂的心，使他在革命最危险的时候投身革命，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组织纱厂罢工，并因之被捕入狱。在酷刑的折磨、美色的诱惑和铁窗的孤独中，他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和反悔。后来经他父亲的搭救，他才走出了死牢。但是当他怀着无穷的快乐和希望去找组织接头的时候，他却受到无情和冷酷的对待。由于人品低劣的小人项若虚的诬告，他已被当成一个可疑的“托派分子”。而且组织也认定他的出狱是写了“自白书”换来的，因此不拟考虑他重新回党工作的请求。后来考虑到他有一段辉煌的奋斗历史，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让他写悔过书，作自我批判，坦白承认并清算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错误。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决议当然被高傲的印蒂拒绝了。他与左狮的谈话也以决裂告终。印蒂十年的信仰全部崩溃，他陷入到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

印蒂精神上的绝对“洁癖”，使他容不得他的信仰带有丝毫的阴影和污点，而他的独立的个性和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又必为保障革命胜利而建立起铁的纪律和规则的政党所不容。更重要的是印蒂发现了他所信仰的真理与现实世界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距离。他所追求的生命的美丽、生命的爱、生命的信仰，只能在灵魂的绝对自由中才能达到，而在现实中是采摘不到“生命的最红熟的果实的”，找不到他所渴求的“生命的圆全的”。在宗教式的理想和政治式的手段之间必将产生分裂，导致的结果将是理想的退隐，手段成为目的，“意图伦理”取代了“价值伦理”，人们所追求的与他所得到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经历了剧烈的精神再生之苦，印蒂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到南洋去和朋友一起筹办一个进步报刊，宣传革命。他要听从生命的召唤，上天入地地去寻找新的真实、生命的真理。

《无名书稿》的第二卷《海艳》，写印蒂从南洋归来，在夜半的轮船甲板上，邂逅一位神秘的白衣女郎。他们闪电般地相爱，又闪电般地分手。这位神秘的白衣女郎的突然失踪，带给印蒂深深的惆怅。这个时候印蒂的心境与以前相比已有极大的不同，他已厌倦了街头上响彻云霄的“光明”、“时代”、“前进”、“斗争”一类名词，他不再需要粗粝的事物，而希望得到一点和平、精致和梦幻。“几乎快三十年了，我的生命一直在黑暗中爬行，惟一震撼我的，只是那一道熊熊发亮的信仰火炬。可是，经过这几年的风暴，在急流里翻腾了一阵子，当我再站定时，那道火炬已熄灭了。最低限度，它已被黑暗所掩盖了。我又被投弃于无边暗夜。我的四周，只有模糊得几乎看不见的灯火。然而，三天前，（他和白衣女郎开始交谈）当我从船顶上回去，忍受那个失眠夜时，我却第一次感到：生命除了我所习见的那些存在外，似乎还有一种更高贵、更深刻的存在。从那一夜起，那一高贵而深刻的存在，仿佛为我展开一个新异世界，一片我从未经验过的天地！……”

冥冥中若有神助，当印蒂到杭州西湖边去探视他的姨妈时，他惊喜地发现，那个他朝思暮想的神秘的白衣少女竟出现在姨妈的家里，竟是他的表妹瞿萦！瞿萦中学毕业后，便开始了浪漫蒂克的冒险生活，五六年间，萍踪遍及天南海北，她当过卖花女、记者、舞女和话剧演员。印蒂本以为船上的那段经历会有益于他们之间的交往，但没想到瞿萦对待他比对待陌生人还要冷酷。瞿萦冰冷地对他说：“你以为有过海上那段遭遇，你就变成我的债主，有权永远向我要这样，要那样，索取一切？你要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假如我欠过你什么，我早还清你了。超过原债主的一千倍付清你了。我们之间早两讫了！你懂得么？我们之间早两讫了！”

倦游回家的瞿萦，埋首于书卷钢琴，冷漠得犹如修道院女尼。印蒂听了她四个月的琴声，写了百余封未尝发出的情书，终于耐不得她的冷漠，想一走了之。他给瞿萦留下一封长信，不辞而别。瞿萦追到码头，两人拥抱在一起，陷入热恋之中。他们泛舟于九溪十八涧，出入于舞场咖啡馆，在天堂杭州的秀美湖山水色中尽情品尝爱情的甜蜜。后来，他们又到了滨海城市丁岛，度过了他们的爱情蜜月。他们的生命仿佛找到了永生快乐的迷景，整个世界仿佛都为他们而存在。但沉醉于爱情中的印蒂，很快感觉到了爱情的虚幻，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感想：

“形相幻美的火，只有依赖官能的煤块做燃料，它才能放光。没有这些又黑又蠢的煤块，这片精致的火发不了光彩。因此，我们所谓沉醉，不外欺骗性形相与愚蠢官能的结合。它们临时借我们心灵做舞台，满足后者的嗜好。拆开来看，我们只会发现：一边是一大堆永远欺骗的幻象，一边是官能的愚蠢丑态，这里面没有美，更没有永恒的美。

“人类全部文化历史最精华的结晶：即实在观念。历史最精华的追求，即实在的追求。一切生命光彩和估价，全附丽于这上面。没有实在感或实在观念，一切形相都是架空的，虚幻的。‘实在’像太阳，装饰了全部人性天空，但后者本身却永远看不见前者。人永迷于实在，永和它缠在一起，却从未见过它，触碰过它。这一矛盾，也正是生命的永恒矛盾。在这片矛盾二重奏的乐声中，簇拥出一部人类历史。”

终于，他横下一条心来，给沉醉在爱情幸福幻想中的瞿萦留下一封告别信，再一次出走。在信里他这样写道：

“……过度幸福会叫人变成奴隶，正如过度不幸福会叫人变成奴隶，幸福和奴隶是地球两极，你沿着幸福反面，笔直前进，你的终点是奴隶，你顺着幸福正面笔直前进，终点仍是奴隶。

“过度爱情使我瓦解了，瘫痪了，除了从沉醉到沉醉，我什么也不想，也不做。这种狂烈的幸福嗜好是可怕的，它使我灵魂日益粗陋、无能。我不再是一个独立人，我成为一棵寄生植物，我变成凌霄花，必须有你的墙壁，你的树枝树干，我才能存在。可是，即使是这种最凌霄的生活、扮演，我依旧不能挽救自己的危机，——我究竟将怎样呢？

“可能你将用尽一切诅咒的形式来诅咒我，用尽地球上最恶毒无情的石块投向我。我最爱最爱的，你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你完全有必要这样做！我是这样变幻、无常、离奇、自私。

“我最爱最爱的萦，请饶恕我吧！当我写下这封信，最后一节时，我的心完全碎了。我换了好几次信纸，才不致让眼泪染糊我的字迹。我最爱最爱的萦，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在分担你见到此信时的一切苦痛，一切地狱情绪。无疑的，它将带给你最深绝望。而且，比无穷绝望还要可怕得多。……也许，有一天，当我真正醒觉时，我会归来，但现在……

“别了，我最爱，最爱，最爱的！”

印蒂这样突兀地离开瞿萦，从爱情中抽身而出，是因为他要投身于时代的激流中去，让他寻找的真理得到历史的检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日寇日益迫近的威胁，他在东北的朋友已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他要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让历史来检验他的生命信仰。经过了和瞿萦的极人间幸福的爱情，他意识到一个人必须离开天堂，正如必须离开地狱一样。这不一定是生活的真实，却一定是生活的真理。佛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印蒂所发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宏愿。作者赋予了印蒂探索最高生命理想、实现最高生命境界的使命，所以他不会停留在人间的“爱情”之中，而会继续他的求道者的“天路历程”。按照作家的解释，瞿萦“这个菩提树型的透明女人”，代表的是人间情，她给予印蒂的是“光风霁月的欢乐、沉醉、诗与透明”。但她只是主人公探索生命的一个中转处，下一步他就要投入到暴风雨般的黑暗之中，开始他的地狱之旅。

2．从“魔鬼主义”到“冰川哲理”

《无名书稿》的第三卷《金色的蛇夜》所追求的，是“一种隋炀帝或莎乐美的深度”，一种“中古传奇加世纪末的病态刺激”。印蒂从东北义勇军溃散回S埠之后，和一班知识界的朋友玩起“魔鬼的纸牌”，组织一个走私团伙，把粉丝、杂粮诸色货物贩运到朝鲜海峡彼岸，又把红参和海产偷运回来。他们的哲学是：“生命本来是场赌博，哪里都行，只要有金子和女人。”这个时候，印蒂的心中已没有爱情，没有彩梦，没有幻想，只有单纯的需要：需要新奇，需要黑暗的诱惑，需要最沉入的魔魅，需要官能的享乐。

他们的走私货物，利息可达三倍。有了钱，他们都活得自在、舒适、放纵，有金子，有女人，沉入荒淫的地狱之底。印蒂姘上了那位曾在狱中对他劝降的女特务林美丽，此人已被特务机关“用过了”而抛弃，如今在舞场上芳名为“常绿”。他从海上九死一生地冒险回来后，常绿去内地了，他就带上高丽小舞场的舞女盛繁虹，和一班朋友、舞女到郊外游乐园荡舟狂舞，放浪形骸，最后钻进密林中过野兽式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一朵“地狱之花”莎卡罗出现了。她个子高大丰满，画着黑色的眼圈，她有时显得很年轻，有时又很苍老。她是“地狱”之中最惊人、最迷人、最有魅力的女人，她的人生经历也非常曲折。她结过婚，离过婚，在大学里念过书，懂三国语言，既是舞女，又是交际花，结识不少权贵。她永远只穿一种黑色衣服，并且自己有一个藏书室，藏书近万册。她雇了两个男秘书，专门看书做摘记，让她暇时阅读。她喜欢喝烈性酒，抽雪茄，穿男装，骑马、打猎，旅行，有时也狂赌，吸麻醉剂。在一次化装舞会中，印蒂追逐着化装成骷髅的舞场皇后莎卡罗。这个“地狱之花，最典型的世纪末，时代最深的谜底”的黑衣女人，以其母兽般的“半疯狂，半智慧”，使全城风流男子神魂颠倒，但她却只是挑选那些村俗不堪的大商人做面首。这些商人大都外貌平庸，没有学识，没有头脑，也没有情感，胆子也不太大，但却能一掷千金。

印蒂对她曲意逢迎，却难以获得她的青睐。在某赌窟里，莎卡罗大赢了，走到烟室去，印蒂假装成侍者伺候她抽烟，讲了好一套鸦片烟经。最后，莎卡罗识破了他的真相，掷给他一大卷“赏钱”，并许他再见面，但印蒂却始终没能走进莎卡罗的心里。印蒂乘旅行团的江轮到三峡重庆一带做走私生意，在秭归古城听到仙女降临三峡，每夜仙乐不绝的奇闻。因此他冒险去探明究竟，却发现所谓仙女，就是失踪多时的莎卡罗。她沿江“嫖男人”而来，想在这个充满古趣的小城暂时解脱可怕的肉欲。印蒂想在悬崖上对她强行非礼，被她用手枪拒退。印蒂痛骂她是“万死不足蔽其辜的淫妇”。莎卡罗欣赏他的狂态，遂双双荡舟于江流礁石之间，举杯为这个荒淫无耻的世界祝福，愿世人都能享受一份野兽式的无耻欢乐。无名氏曾谈到他塑造莎卡罗这样一个女性人物的目的在于“……我把莎写成一个高级妓女型的哲学家，（我所谓高级妓女，与一般高级妓女性质不同）。她有一套魔鬼主义加炼狱精神的哲学，也可说，人类精神历史上‘负的哲学’（程度上的）的某种结晶。”“魔鬼主义的凭藉，常常是精神因素中的那些幻觉的肉瘤和瘰疬，它的高峰，则来自精神结构的总解体。”精神结构的解体，必导致一种生活的即时性、享乐性的抬头。大动荡时代一切都处于方生未死之际，彼岸的神圣目的已失，人们沉沦于肉体感官的放纵之中，以一种末日情绪来对抗将要到来的恐惧，这是魔鬼主义盛行的时代契机。正如小说中所说：“也许，‘伟大’还没有出现，笼罩着这个宇宙的，是伟大面前的最后的庸俗，最后的痛苦、混沌、黑暗，于是，人们便缩到简单的蜗牛壳里。有时找寻复杂，却是‘复杂’的沉沦。反正是要沉到海底了，喝最后一滴酒吧！和女人睡最后一夜吧！这份沉沦，是时代的玫瑰，（正像中古欧洲玫瑰战争中的玫瑰标志），知识分子襟上不插一朵，就不算真知识分子。”

《金色的蛇夜》的下册主要讲述印蒂之所以要坠入地狱的缘由。他对此作这样的解释：“尽管时代像狗绳子样永远套住我，我却从不重视它。……对于我，时代与永生是结合在一片的。现在，分裂了，时代是时代，永生是永生，从此，我单纯泅在永生河流里。……正因为追求永生，我才遭遇到今天的平凡暗潮。忽然有那么一天，别人的真理，我再不要追求了，我只要贴切的生活，毫不勉强自己的生活。有一天，我觉得不贴切，又有点虚伪了，我会再换一种样式。现实既是魔性的，我们便该干干脆脆，承认这个恶魔。”

对于魔性，印蒂有这样独特的认识：

“十三四年前，假如有人对我说：你圣者样在沙漠里辛苦追求了十三年后，终于只不过为了走进今夜这样一个酒窟，把全世界缩小在一个小酒杯里，我将会大声冷笑他，认为这是一个侮辱和毁谤。但真相正是如此，那最不可能的，正是最可能的。起先，我们狂恋正义，把人血当唯一的河，载一条美丽的梦之船。稍后，血把船打翻了，你发现那些满嘴正义的圣洁人物，和卖大力丸的江湖拳师并不两样。于是你对血失望了，去找另一片纯粹土地爱情、永恒的美。你终于得到了。但你真得到的那一天，也就是发现自己在靠撒谎过日子的一天，不同的是从前骗子是别人，现在骗子却是你自己。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凶地每天折磨你。真实的生命和人间，比绣花的爱情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只有这一次，你真正发觉到复杂了，深刻了，你决心要活在它们里面。这里面也许有深渊，有腐烂，有恶臭，然而却绝不是最高空的，而是真正地上的。一个人真正发现了地上的，即使它和麻风狮面一样狞丑，也必然含着眼泪滚进去。魔性从来比神性更深刻，更永恒。用两手两脚追求神性的人，必然用四手四脚追求魔性。”如果说以前他爱的是人性中的优点，那么他现在所爱的是人性中的弱点，人性中的脆弱和平凡。他的头不再往上仰，而开始往下垂，他意识到“将来是一片空白，永生也只是一片暗夜磷质。只这一刻，这一分，一杯酒，一个女人，一块醺鱼，才是真理。满足我而又不损害别人的真理”。他意识到了为一个理念而活着的虚伪，而要放弃理念活在衣食男女的世俗凡庸之中，并从中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快乐。这无疑是对改造人生的理想主义的反拨，它告诉人们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是无法按照纯理性的原则来规范和设计的。进步主义者所描绘的社会进步的图景，往往是对人性的削足适履，最后导致的往往是“恶”的报复，人性的沦亡。

印蒂认为代表“时代”的并不只是伦敦唐宁街十号的演说，东京佐佐木广场上的秋季兵操，或者巴黎凡尔赛宫里的嘘声或掌声。他把这类政治的真理称作是朝生夕死的蜉蝣真理，捕捉它并不足以表现“时代”。除此之外，另有一些永恒事物在！释迦拯救阿育王朝，耶稣拯救罗马，正因为它们带来了比印度古战场和罗马讲坛上更重要更深刻的东西。它们虽然旧了，但还有一些永恒的因素在，因此，它们的声音才比任何议会和阅兵场上的声音拥有更多的观众和喝彩者。印蒂所要追求的，不是朝生夕死的浮光掠影，而是那容得下最长测锤的最深海湾。从天使主义走向魔鬼主义正是印蒂心路历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舍此，他不足以预言人生。但他又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他注定还要前行，去进行新的灵魂冒险。

《无名书稿》的第四卷《死的岩屋》中的印蒂，在开篇之初已成为了一位天主教修士。他之所以要皈依宗教，是因为他“总觉得那个永恒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现在的出血，将来就可能要重复，时代的错误将接着时代的错误，像波浪连着波浪”。他从天主教神甫梅良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宗教的力量，“能创造出这些仁慈的、善良的灵魂的原始力量，应该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力量。”康德说过，“人的事业从恶开始，上帝的事业从善开始。”印蒂所要追求的是至高无上的善的事业，这使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宗教。

但天主教神甫最终使他失望了，他又一次陷入失路的痛苦之中，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这种痛苦的追寻。“我既找了廿三年，就该继续找下去。我的青春已消失在找寻上，中春和老春（假如有的话），也该投掷在沙漠印迹里。白天，我必须比别人流更多的泪，黑夜，我必须比别人醒更多的醒，睁更多次更大的眼睛。我必须淋血漓肉地寻找。代替找那些熟透了的肉体，我必须找另一些熟透的东西，那些比秋季果子更红更圆更香的存在。代替找现实的荣誉、人世的财富、战场上的勋章，我必须找那司芬克斯式的谜底、历史心灵的最后和平。我绝不能参加历史的翻版工作，我绝不能跟着别人制造无穷的‘重复’，我绝不能集‘野兽’之大成。我要试探着集玫瑰之大成，集太阳之大成。不管世界怎样变幻，忽黄、忽黑、忽灰、忽蓝，我必须刻意捕捉那最洁白的，最最恒久的色素。啊！我必须找寻到那样一种时间和空间，在那片时空里，光从窗外来，光从海上来，光从天上来，光从一切万物来，全宇宙一切光明，我自己就是光明。我就是一切光明发射基地之上。”从教堂走出之后，印蒂骑着一匹大白马，从涂山脚直奔南天门，在宝光寺剃度出家，法号“印谛”。与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耶稣受难像相比，印蒂的心灵更接近于佛的宁静、恬淡和沉默中的博大。他在青灯残卷中潜心修行，但宝光寺方丈圆明的俗不可耐，终使他难以忍耐。他弄明白像宝光寺这样的寺庙，只能算是“应酬门庭”，像杭州灵隐一样，专门应酬地方头面人物和一些游客，替一些施主、檀越做做法事，这种点缀风景区的寺庙，根本谈不上用功、修行，只有真正的大禅寺，才名副其实，被尊称为“生死门庭”，是真正用功参禅的丛林，所以他很快又舍宝光寺而去。

这时，他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家中，生物学家印修静已进入了弥留之际。他平静地对待死亡，告诉儿子死不是回到夜，而是回到光。“我没有死，我只不过从‘人’这个生物转换成一些无机的和有机的化学原素，它们又渐渐地转入另一些动物与植物的躯体中。”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我将变成锦葵花、大荔花、野菊花；我将蜕变为萤火虫，金凤蝶，……我将化为大地、水流、草丛、月光。终于我变成世界，幻作星球。我没有死，我将更无限，更巨大，更空灵了。我在生着另一种生，活着另一种活。”死给他带来的不是感伤，而是恬静和通达。他临死之前，郑重地送给儿子一份礼物，是一块埃及金字塔下的岩石碎片。他说这块石头“蕴藏着我全部的思想和感觉……这块石头替我说明一切”。印蒂郑重地收下了这块石头，也收下了父亲一生所留下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一切世事变幻，人世纷争，与这块金字塔下的石头比又能算得上什么？它是一种永恒的象征，“也许，在我们灵魂最深处，也得有这么一块石头，它叫我们更深更远，叫我们对一种永恒体永远发痴发迷。”

《无名书稿》的立意是要探寻东西文化相融合之后的新的生命境界，所以第五卷《开花在星云以外》和第六卷《创世纪大菩提》都是写东西文化融合后的新境界和新世界的人生观。印蒂最后又回到了瞿萦的身边，享受幸福的大地爱情。这时的印蒂已经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大地爱情，就没有真正的世间法和永恒道德。在一切宇宙生命中，人本身就是宇宙最深刻的一片彩色。”他与瞿萦结婚，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但他更为关切的还是人类的未来。他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迷恋于枪弹或黄金，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仍是思想，一天只要这个地球还没有比较统一的共同思想——信仰（并非绝对共同，而是相对共同），一天，它就不会真正安宁，更不要说真正持久地和平了。”他说他要写四本书，《欧洲文化批判》、《苏联文化批判》和《中国文化批判》以及在此之上的《中国文化重建》。相对于流行的时代思潮的褊狭，他提出了他的“星球主义”，“凡不先渗透宇宙，把它变成自己精神背景和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就不能最永恒、最绝对地容纳全人类。”他的星球主义就是“自然和人类的同声合奏”。小说最后，印蒂在地球农场（他和朋友们创办的一个乌托邦式实验基地）对工人和朋友们发表了他的长篇演讲，对政治、道德、宗教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他的见解，表达了他完整地综合东西方文化之后的新文化设想。

无名氏的《无名书稿》成书于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最为动荡的上半叶，他想于政治解决的途径之外寻找一条文化解决的途径，其决心，其诚意，其执着精神，都是令人扼腕称叹的。《无名书稿》所关注的问题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启示录。要为人类的精神寻找归宿之地，这种超越于时代的追求在文学史上非常罕见，因而也应承认它应有的价值，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正如政治解决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办法一样，文化解决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无名书稿》所存在问题正是盛行价值一元论的时代所存在的同样问题。一元价值观向人们许诺只要实现了某种价值，其他价值也迟早都会实现，它相信所有美好的价值都是能够统一的。而价值多元论强调的则是多种价值之间的彼此冲突，相互抵牾，难以调和，因此实现某一价值几乎总是会有损于其他价值，而并非带动促进其他价值。因此，价值一元论虽因提出了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使人们一开始感到希望，但最终会失望；价值多元论虽一开始就让人缺少振奋的效果，但它也让人摆脱了整体主义乌托邦的虚妄，以务实的、冷静的、理智的态度来逐步解决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这也是时代所给予人们的一大教训。

3．“圣经方式”与“巴洛克”风格

德国文学史家奥伊巴哈对文学史上迄今存在过的文学作品作过一个大略的分类，他把叙事文学分成两大基本风格，一类是侧重客观描写，符合亚里斯多德的审美规范，根据摹仿现实的原则进行创作的，上自荷马史诗，下至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写实主义的方法，称为“荷马方式”；一类侧重主观表现，不符合亚里斯多德的审美规范的，上自古希腊神话中的怪诞作品，下经中古时期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学，包括但丁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小说，直至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品，总之，凡是根据主观的独特感受和想像进行创作的，叫做“圣经方式”。当然，这种区分方式也不是绝对的，往往表现出的情形是两种方式的混合，其中某一种方式居于强势。无名氏的《无名书稿》明显地属于“圣经方式”的创作，若用“荷马方式”的要求来衡量它，显然是会不得要领的。

写作《无名书稿》时，卜乃夫的年龄是二十七岁至四十三岁，假如其中没有时局变迁的影响，他在三十岁左右，就应该能完成全书了。（前三卷的写作、出版只用了四年的时间）。《无名书稿》反映的时间跨度极大，从1920年一直写到抗战胜利之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主人公印蒂亲身经历了历次大的政治事件：“北伐战争”、“四一二大屠杀”、“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者显然是有一种写“时代史诗”的企图，但要正面写这样的“时代史诗”，他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都显得有些薄弱。这从第一卷写“北伐战争”就可以看出。他描绘出的只是一个时代的剪影，生活实感比较薄弱。写战争的时候，只好借韩慕韩在苏联战争中的转述来渲染战争气氛。小说中人物的概念化倾向也较重，只能说是一些性格单一的“扁形人物”。我们如果要对无名氏的小说做一个大胆（未必靠得住）还原的话，他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大概有几个来源，一是他的朋友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他在《无名书稿》中化名为“韩慕韩”出现；另一位是医师兼艺术家周善同，他的感情磨难在小说中化名为唐境青出现；再一个是商人汪祖继，他在小说中转换为飘海商人庄隐。另外就是无名氏与之交往较多的艺术家赵无极、林凤眠以及哲学家罗吟圃，他们都化为小说中的人物出现。这是无名氏生活的一个基本圈子，他们大多处于时代的边缘，凭借他们作为主要人物是无法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写出“时代史诗”的，作家独辟蹊径，借主人公印蒂追寻生命理想的精神历程，写人物“心灵的史诗”，这就使《无名书稿》偏向于一种重主观表现的“圣经方式”，而不是“荷马方式”。《无名书稿》是从时代的问题出发，写出的一部诗化哲理小说，其基本动机是要揭示大动荡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为未来人类寻找一个新的信仰。这也是在传统信仰崩溃之后，现代人寻找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本的一种艰难的追求。

小说是以主人公印蒂对生命境界的不断拓辟和提升为线索的。印蒂在小说中经历了“革命”、“爱情”、“罪恶”（官能享受）、孤绝、死亡、悟道，一系列的精神再生，从而达到一种圆全的智慧，一种天地境界的生命理想。它既与儒、耶、释三教有关，大概也受到和他同时代的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的启发。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建立起他的“新理学”，提出他的人类生存的“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与印蒂的追求颇有相通之处。

冯友兰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而著书立说的哲学家，他的《新原人·自序》就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德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印蒂的那种上天入地为未来寻找新信仰的激情也同样是当时这种“东方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抗战后期（1942年之后）文化界进入了一个文化重建的潮流之中，“多难兴邦”这句古语对文化人有相当大的感召力。中国历史上曾有三个王朝东晋、南宋、南明被迫南迁，都未能再返回北方的故都，收复失地。而这次抗日战争则不同，中国一定会胜利，南渡的人一定会活着回去，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一定会复兴。正是这种中国必胜的信心，给处于国难段忧之中的文化人提供了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体现在印蒂身上就是不单中华民族会复兴，中国文化会复兴，而且中国人要为人类，要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信仰，一种结束人类血火的历史达万世太平之境的途径。虽然《无名书稿》的主人公因为太多的幻灭和失望而变得越来越阴郁凄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追寻，失去他的勇气和信心。尽管《无名书稿》中所标示的理想今天看来是多么地大而无当，多么地纯真虚幻，但印蒂的那种以身殉道的英雄主义情怀仍不免会使人为之动容。印蒂的追寻在其时代具有一种逆历史潮流而行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式的苍凉与悲壮意味，也许用一种反讽式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会显得更为放松自然。

因为着重于一种哲理的探寻和表达，无名氏常常让小说中的人物发表大段大段的议论，他笔下的诸色人物包括教授、军人、舞女、商人都在洋洋洒洒地谈论哲理，而小说中最典型的场景则往往是印蒂在咖啡馆或客厅侃侃而谈发表他的思想心得。特别是在后几卷，其他人物都成了印蒂的听众和陪衬，这就严重违背了艺术的规律，使小说变得难以卒读。印蒂作为一个思想者，其一生重大的事件当然是他的思想变迁、精神上的死亡和再生，但以一个坐而论道的思想者为主人公来写小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缺乏小说中人物所应具有的故事性。作家虽然让主人公忽而投身革命，忽而坠入情网，忽而走私堕落，忽而去当教士和和尚，忽而去创办地球农场，但把这一切都加诸一个人身上就显得有些超重，失去了现实生活的依据。它如果说是一部纯粹浪漫主义的虚构之作，则不能如此来评判它，问题在于它是在一种写实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它就有了一种将现实主观化、理想化之弊。在这一点上，它与那个时代盛行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倒有相通之处。即不仅要再现现实，而且要写出现实发展的未来趋势，亦即要对现实作主观化、理想化的改造。因之，《无名书稿》在艺术上存在的问题，也与后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存在的弊端相似，曰：“主题先行”和“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即先有了主题，然后根据主题需要去组织情节、结构作品；“三突出”就是突出一个中心人物，其他人物则失去了其独立的存在价值，而成为中心人物的陪衬。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这种弊病存在程度有些差异而已，这也是《无名书稿》在艺术上不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名书稿》的前几卷还具有一种类似于复调小说异声同啸的效果，到后几卷则变成印蒂一个声音的独白了。

《无名书稿》中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世界，它由人来为之立言，是人间世界的一个参照系统。正如主人公所说：“凡不先渗透宇宙，把它变成自己精神背景和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就不能最永恒、最绝对地容纳全人类。”

《无名书稿》中的大自然的意象是宇宙精神的一种体现，它往往在印蒂精神陷入危机之时给印蒂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启示。书中有三个主要的大自然意象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个是“大海”的意象。“海”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中心意象，小说中印蒂的第一次信仰危机发生在“四一二”政变之后，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在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的时候，他来到海边，与沸腾喧嚣的人世相比，“在海上，一切和平而蔚蓝。蓝色海水画似地开展着，把画轴埋隐在天际白色卷层云的波浪里。天空艳蓝，影绰绰地疏挂着缟状云的乳色薄幕，在蓝色的天毡下，蓝色海水舐着淡棕色海岸，空阔中鸣奏起神秘的和音，蓝色的和音。”

印蒂躺在海滩上，整体崩溃了似的，他痴痴凝望蓝色海水，眼泪一颗颗滴落下来，静静滴落着，堕落在沙滩上，散落在阳光里。他躺着，眩晕地望着海。海这时对他是一种极古怪的存在，他似乎不相信人间还有这样宽广的东西：这样无比的和谐，无比的优美。“海”的宽广、和谐、优美、能包容一切的博大，与人世的喧嚣、争斗、冷酷、褊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他说：“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季节，在目前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海对人简直是一种最刻毒的讽刺！”在历史的真实和海的真实之间，他产生了疑问。海作为一种远高于历史的存在，质疑着他的理想和信仰。这是一种永恒的、无限的、和谐的、静穆的存在与一种短暂的、有限的、喧嚣争斗着的存在的对比。

在《海艳》中，“海”是和平与美的象征，是印蒂当作《圣经》来读的一本大书：

“海！这个魔谜的存在！伟大的存在！永远是一种汲不涸竭的智慧圣水。永远给他以启示和深思，它给他最大的启示是：生命不只有暴风雨，也有美丽与和平！现在，它就把纯洁的和平捧给他，平静他那曾被暴风雨激荡起来的急促血流。这正是灵魂的两种界域；冲过暴风雨，灵魂必须静躺在和平牧场上。……他现在唯一渴望的，只是一点圣洁、一点美、一点梦：不折不扣毫不掺杂任何相反材料的梦。……在这种永生的美和静里，任何虚幻假托全不存在也全无必要。”

在人世争斗中，他多年找不到的绝对，现在，他在一秒钟内就求得了。“在海的面前，再没有手段、怀疑、猜忌、阴谋、诬陷、卑劣、残忍。这里只有一个绝对完整的表现：它诱惑人无条件要活下去，召唤人绝对向永生走，向生命最深点走。这个时候，人不再感到生命的粗硬，人会用一种感激的情绪，来交出自己的一切。”印蒂完全被海所渗透、融化，实体化成了一片空灵，进了一个物我合一的诗的境界。能达到这种“空灵”境界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为数不多，一般都停留在一种政治、道德、现实功利境界。感时忧国的传统，求治求善的动机，使它们紧贴现实，对时代作一种即时性的再现，作家似乎没有余暇关注现实之外的事情。再则，对超功利的大自然的赞美讴歌，有时也会损及人间事物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

《无名书稿》中的另一个主要意象就是“火”。“火”，简捷地说就是“生命”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非理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表现。“革命”即是这种被压抑的原始生命力的爆发，在《野兽、野兽、野兽》中，有这样一段对火的描述：

“火喷突着，焱旋着，燃烧着，古代恐龙似地冲驰着，冲破死夜，冲破黑暗，冲破空间。一蓬蓬硫磺火盘空腾踊，鼓怒煽炽，大簇大簇的，从一个黑暗扑到另一个黑暗，从一个空间扑到另一个空间。峻急的烟柱，汹然勃发，挟怒疾舞，蟒样的冲破火燎，印度女巫似地狂旋着。旋着旋着，与红火缠在一起，又被火焰吞没。火燎狂猛的燔烧着，电走着，火星熛起，火花磷飞，火色犷艳。烟火团团乱转，越转越凶，越转越急，燃烧了夜暗，燃烧了空间，燃烧了整个天地。火苗一大丛一大丛地闪起来，一大群一大群的红猩猩仿佛从焰火中冲出来，赤腾腾地冲着，冲着，冲着。”

“火”与“炸药”、“野兽”、“火山”相联系，既代表着革命时代砸烂旧世界的巨大破坏力，又代表创造新天地的热情、冲动。它往往是盲目的，但它的燃烧本身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强度。印蒂所要追寻的就是要这沸腾的岩浆般的生命之流熔铸到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中去，使之摆脱它的盲目性，提高它的生命境界。只不过这种提升带有一种超出人世的取向，最后又导致对这种生命力的取消或说是一种“升华”。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意象是“山”。山在无名氏的小说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特别是登临华山，可以说是无名氏悟“道”的起源。山是乾坤流转中一种不变的存在，它历尽沧海桑田的变迁，是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见证。这种由“山”派生出的“岩石”的哲学，在印蒂的父亲印修静那里被发挥到极致：他在临死之际把一块石头送给儿子，说这块捡自埃及金字塔下的风化岩石可以说明一切。这块石头不一定美，却有一种令人颤栗的深邃。它不像红花绿叶离人很近，它却离人很远很远，因为它上面已堆积了千万年的时间。所以，印蒂说：“有时候，一块石头比花朵还美，只因为它是一块石头。以前，我只懂得爱花。”印修静的这种“石头哲学”与《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颇有相通之处，都来自于佛教的色空观念。

《无名书稿》的文体风格是非常独特的，它是一种诗和哲理的融合，它不以叙事为主，不重故事情节，不构织戏剧性场面。书中大部分是形象化的描写和直接的叙说，其设喻非常险绝而联想尤为邈远，意象繁复而奇特，笔墨铺张而狂放。

《无名书稿》的风格颇近于西方美学中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这一概念意指一种浮华的、夸饰的、不规则的、深奥的、荒诞的、幻想的、神秘的东西的汇合。它出现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盛行于西方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中，人们在二十世纪表现主义文学的骚动与狂暴、紧张性、支离破碎的语言以及战后对世界的悲剧性看法中都看到了巴洛克的影子，它代表着一种从人们精神生活的一般习惯中摆脱出来的精神亢奋，在语言上表现为对一般语言常规的背叛，极端重视一种特殊的修辞效果。

巴洛克风格的特征有两个，韦勒克用两个形象予以概括：刻尔吉（Circe）和孔雀。“刻尔吉”是荷马史诗中擅长魔法的女神，她把奥德修的伙伴们都变成了猪，因此她象征变幻，特别是谲变的原则；孔雀则象征炫耀、华丽的原则。所谓变幻，在组织上、形式上即变化多端，反整齐和谐的美学理想，走向不平衡、不规则。无名氏曾介绍他的创作秘诀曰：“重、拙、大”三个字，即有突破艺术常规之意。在意象方面则趋于怪谲、华丽、触动人的感官、极重视修辞手段的运用，力争要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巴洛克”风格代表着一种感情冲破理性的失控状态，一种矛盾的、激烈斗争的心态，在风格上表现为形象的错乱、比喻的奇特、句法的扭曲、修辞手法的大胆运用等等，这一切都与作者狂放、骚动的心态是一致的。

《海艳》中有一段写瞿萦在印蒂不辞而别后所陷入的疯狂状态：

在高峰顶，有人在披发狂走。

这个人有一双刚从海底捞上来的眼睛，好像鲨鱼咬过，混着恐怖的红色血丝。这双眼睛以无比蛮狂向大空间投掷，像一个古希腊竞技者盘旋着投铁饼。大空虚在承受这片狂暴的投掷，一个投掷，一个燃烧，报复式的燃烧着天空和大地。这个人有一副青色的脸，中亚细亚古代画上的那种青色，青得要把人所有感觉关闭起来。这个人有一张墓窟式的嘴，每一个呼吸，是一片绝望的毒气。这个人有一个被猎人追逐的长颈鹿式的身子，一片华丽的混合着疯狂抖颤。这个人似乎不是人，而是人以外的动物，不，也不是动物，是一种疯狂骚动得濒于破灭的死物，一种死火山似的静物，一种阐释无数死亡观念的楔形文。

这个楔形文人体是一个女人。

她！

骷髅的笑描在瞿萦唇边。

意象之繁复，想象之离奇，用典之频繁，《无名书稿》在文学作品中实属少见。作者想像空间之大，可以说是思接万载，情寄八荒。但其弊也正在于此。作者将人物从现实的背景中拉了出来，进行一种诗化处理，冲淡了小说人物应具有的生活实感，脱离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成为作者抒发主观情感起伏的载体。无名氏要通过小说“在人生海洋里捕捉波浪”，这种主观意念使他的小说冲破了惯常的“故事”容器，而四溢泛滥，终于形成了“四不象”式的现代诗化哲理小说，其探索精神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为创新而创新则不可取，任何创新都必须是一种有历史的“新”，有“渊源的新”，否则就会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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