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的石秀有多厉害（通过水浒传中石秀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取材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年 - 1125年）宋江聚众梁山起事的史实，这一事情在农民起义连连的宋朝并无太大影响，当参与起事的首领头目却因为施耐庵《水浒》的流传而广为人知。其中石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为宋江一群人中的一位头目，但由于史籍湮没，史料对石秀本人记载，仅存名号，个人具体事迹焉之不详，无从考证，仅留下一个大体形象。

《水浒》中的石秀是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人物，在《水浒》众多的英雄中也是个性鲜明，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正直仗义，爱惜名誉，《水浒》中石秀的形象石秀沉着冷静，深明大义，光明磊落，机智过人。这也是石秀在此后的戏曲、影视中的形象。

施耐庵在用精彩的故事情节创造“石秀”这一形象，而人物形象又与情节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精彩的故事。为了和施蛰存小说《石秀》做比较，下面简要分析影响“石秀杀嫂”这一故事主线中石秀性格特点和故事情发展的内在逻辑。

石秀与潘巧云初次见面相见便“慌忙向前施礼”，相互介绍后“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待之以叔嫂之礼，而潘巧云对石秀也只是“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凉话”，在发觉潘巧云与海和尚私通时，石秀认定潘巧云“不是良人”。其“杀嫂”也是为了替杨雄“做个出场”。

然而石秀只是为了替结义兄长捉奸的举动最后却导致“杨雄杀妻”的惨剧，从头到尾，“杨雄杀妻”都是由石秀一手策划并且按部就班地推动完成的。

在杨雄确认其妻不忠之后，石秀对杨雄说“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这就将事情开始严重化了。此时石秀还没有和盘托出想致潘巧云于死地的想法。为了杨雄的名节，石秀建议一纸休书才是“上着”。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事情发展却陡转急下，在翠屏山对峙过后，石秀提示杨雄“斩草除根”，于是导致杨雄连杀侍女和妻子。

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说：“石秀可畏，笔笔写出咄咄相逼之势”，“石秀又狠毒又精细，笔笔写出”。

而周作人将石秀故事与情节有些相同的“武松杀嫂”对比后进一步指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可怕是煞辣，用于报仇雪恨也很不错，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

石秀与潘巧云矛盾激化，最后导致水火不容的地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石秀性格使然。

施耐庵笔下的石秀是一个重义轻利，及其珍爱名节的人。在他两次因误会而离开或是打算离开肉铺的时候，都说道如果生意账目有私心则“天诛地灭”，杨雄的误会消除后，他本人也曾表示“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确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可见其对名节所重。

潘巧云用非常低俗的话语诬陷石秀，这就犯了石秀的大忌，此时不只是要做个出场，而是要为自己的名誉讨个公道了。翠屏山当面对质时，咄咄逼问，问清“备细缘由”，直到“三面都说得明白以后”便配合杨雄行凶杀妻。

造成“杨雄杀妻”的惨剧还有很多原因，如杨雄本人对不忠妻子的愤怒，恐日后妻子加害自己，也是一个原因。跳出文本分析的视角，像“病关索大闹翠屏山”这样血淋淋的行刑场面是《水浒》崇尚暴力这一思想糟粕的体现，刘再复《双典批判》中对此也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回到文本中，杨雄的愤怒可以说被石秀利用，从整件事来看，虽然是“杨雄杀妻”的故事，但行凶的地点是石秀所选，甚至连刀具都是石秀提供，而杀妻以后的计划，石秀也早已谋划好。从头到尾，“杨雄杀妻”都由石秀一手策划并推动完成。与其说“杨雄杀妻”不如说是“石秀杀嫂”。

金圣叹和周作人都认为石秀的行为是“假公济私”。金圣叹更是尖锐的看出石秀杀人的破绽: “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伤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之心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

施耐庵笔下的石秀，表面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形象，但在“杨雄杀妻”的故事中却无意塑造其残忍的性格缺陷，导致了形象自身的矛盾，具体而言是叙事的需要，也是《水浒》本身崇尚暴力思想的局限。《水浒》石秀这一矛盾的形象，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施蛰存小说中的石秀形象

施蛰存一直被认为是新感觉小说的代表人物，而《石秀》这一中篇小说，也是他新感觉小说的代表作品。和一些成就卓著的作家一样，施蛰存不喜欢被归类，也不认同评论家赋予的标签。“因了（楼）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

我想，这是不十分正确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应用了一些Freudism（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小说而已。”诚如所言，施蛰存是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创造石秀这一形象的。

弗洛伊德学说是心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说，其内容博大精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早在20 世纪初便在中国传播，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该理论更是刮起了一股狂潮，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学说中比较著名的是对性心理和潜意识的研究，《石秀》很多描写都能找到弗洛伊德理论做参考。

施蛰存笔下的石秀是一个一个思想瞻前顾后，犹疑不决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一般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比如一开始石秀对要不要去梁山态度起伏不定这种起伏不定的心态贯穿小说始终，容易突出石秀复杂的内心思想。

对潜意识的研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大贡献，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只是整个人格的外表，而深藏在意识背后的潜意识，才是人类行为的内驱力。潜意识与本能直接相连，本能冲动便是潜意识的表现，“本能发泄总在寻求出路，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本能被弗洛伊德区分为两大类“饥与爱”。

石秀在潜意识里是渴望爱情的，他会想起“从前在挑着柴担打一条小巷里走过的时候所吃惊的美丽的小家女子”，当他遇到潘巧云的时候，心底的欲望就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了。

因为中国传统道德以及江湖义气的束缚，石秀只能压抑对自己义兄妻子的欲望，这也在心里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对潘巧云的看法也由此起伏不定。

首先石秀觉得很自卑，自己只不过是打柴度日的穷小子，配不上如此美貌的女子，但后来将潘巧云为“勾栏”里的妓女。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如此反复。

尽管潘巧云是义兄杨雄的妻子，但石秀确认为“他这样的一尊黄皮胖大汉，却搂着恁地一个国色天香的赛西施在家里，正是天下最不平的事情。”

甚至一度想象杀掉杨雄娶其妻子，但立刻就“不禁打了个寒战”。有时又意识地有了“虽然杨雄是自己的义兄，究竟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便爱上了他的浑家又有甚打紧”的思想。”

美人的爱情与社会道德一起让石秀很纠结，在石秀爱恋潘巧云的激情发展到最顶点的时候，因为杨雄的皂色头巾而归于沉寂，义兄的皂色头巾就强调了表明了潘巧云“嫂子”的身份，就是象征这所有的道德规范，最终还是道德规矩征服了石秀，按照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也就是石秀自我战胜了本我，最后达到超我的境界。在这一点上施蛰存笔下的石秀与施耐庵笔下仗义耿直的石秀形象有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遵从社会的道德规范。

按照佛洛依德的观点“无意识欲望是不会被消除的，只会以别的方式在另一种情境中表现出来。”，石秀在对潘巧云的爱慕被压制之后，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一开始是去逛“勾栏”，填补内心的失落与空虚，“他的感觉却并不是一个初次走进勾栏里来的少年男子的胆怯和腼腆，而是骤然间激动着的一种意义极为神秘的报复的快感。”

后来勾栏女子的身上找到了热烈感情的寄托，“石秀对于女性的纯净的爱恋心，不觉初次地大大的感动了”。

然而正人君子的石秀也不可能长期厮混于风月场所，对潘巧云的爱恋已经成为幻影。弗洛伊德的理论说道“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

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就是在“勾栏”里，石秀意外发现了“这样的女人的血之奇丽，又目击着他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潮了”。石秀无法在潘巧云获得爱情的需要，而对潘巧云又有“既已看见过世上有这等美貌的女人，却非娶这等女人不可了。”的想法，按照弗洛伊德学说“人永远不能排泄干净自己的原始欲望。人总要在替代对象中寻找他们的第一宣泄对象，在找不到完全满意的替代对象时，不是继续寻找便是满足于找到一种尽可能满意的替代。

人们将在某些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到愉悦的主体称作性欲倒错者，他们是努力实现自己幻想的人，是将无意识欲望付之于行动的人。”此时又发生潘巧云偷情私通的事情，各种矛盾纷至沓来，让石秀百转千肠心力交瘁。“对于杨雄的怜悯和歉意，对于自己的思想的虚伪的诃责，下意识的嫉妒、炽热着的爱欲，纷纷地蹂躏着石秀的无主见的心”，种种纠结将石秀逼成了“性欲倒错者”，“性欲倒错者乃至于非使性对象全然屈服，遍体鳞伤，不足以获取满足……还有些不近人情的虐待者专门想给又对方以苦痛的惩罚，轻一点只是想使对手屈服，重一点直至要求对手身体受伤”，所有的矛盾聚集在一起时都会有总的爆发于是石秀终于产生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的极端想法，最后结局与《水浒》中的情节殊途同归，成就了翠屏山血淋淋的场景。

施蛰存根据弗洛伊德理论，用起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水平，塑造了一个与《水浒》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本来仗义的英雄侠客，成了心理变态患者，然而在情节上却能高度吻合，而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品质能能同时融入到一个人物形象当中既体现了人人内心的复杂，同时也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

正如施蛰存所说他与施耐庵写的是同一个石秀，两个石秀所不同的只是描写的角度不同，“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两个形象能够融合，主要是人物形象的共同点和以及情节内在的关联性。

两个“石秀”形象与情节故事的关联

施蛰存借助了《水浒》的故事结构，根据自己对原来故事的理解，依照佛洛依德理论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石秀”形象，整个故事的结构和内容尤其是主题都可以单独写成一个与《水浒》毫无关联故事，施耐庵并无隐藏一段叔嫂恋的故事，如有，则因像 “武松杀嫂”的故事描写一样，不惜笔墨，着力描写潘金莲勾引武松，而武松对其深恶痛绝的的种种情形。

潘巧云与石秀的关系，施耐庵仅仅一笔带过：“我几番见那婆娘只顾对我说些风凉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看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

“石秀杀嫂”的原因，照《水浒》原著分析，全由石秀鲜明的性格使然，为朋友仗义相助，为自己维护名节。

施蛰存“故事新编”，依托古典名著，其作品引起的效果当然比另起炉灶要来得好。

除此之外，共同的形象与情节上的兼容也是重要的原因。

两者都是要讲都是一个残忍的凶杀故事，故而情节上容易融合。

在《石秀》中，作者可以大量直接照搬水浒故事情节描写。

而如前所述，施蛰存笔下的石秀精神的痛苦源于其正直仗义的个性，不得不压抑本身的欲望，最后做出变态的举动。

无论是替义兄出气，维护自身名誉还是因欲望压抑而心理扭曲，都是源于石秀正直仗义的个性。这一个性却导致了心理世界的阴暗两面。

施蛰存巧妙地把握住了故事的逻辑，从而移花接木，用心理学原理讲述了一个心理变态者的故事，也许是原著对“杀妻”的描写过于血腥，最终激起了施蛰存好奇，在英雄光辉形象的另一面，发觉其阴暗的内心，而佛洛依德原理却能给出一个答案，于是施蛰存创造了一个立足于原著，而又截然不同的鲜明形象。正如施蛰存本人所说：“这篇小说写得最完整。

我一点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结构，却给了它新的解释。施耐庵提供了故事，金圣叹看出了毛病，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施耐庵：《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施蛰存：《将军底头》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从施蛰存的《石秀》看石秀的“表”与“里”，《名作欣赏》，2009年第24期

6.《施蛰存笔下石秀性变态心理解析》，杜九霞，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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