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秦陵铜车马（陵里车马甘肃庄浪金银错青铜车马器小议）

文 / 金烨欣

内容摘要：笔者就《文物》杂志发表的关于甘肃庄浪良邑寺角洼汉墓M1出土的金银错青铜部件的文章，对其铭文、定名和功用等问题提出商榷，认为其铭文当释作“陵里”，同时对比海内外相似收藏品，考其当为车马器部件中的车轙与衡末或轭首。本文试图通过定名器物、解读铭文，兼述有形的器物历史和无形的陵邑制度。

关键词：金银错车马器 陵里 陵邑制度 汉墓

史传秦始皇在修建自己位于丽山陵区的同时，又下令从关东六国移民3万户，兴建丽邑，后增至15万人。〔1〕西汉早期承续秦制，以关中为京畿，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实关中、设置陵邑、迁徙豪民、近臣移籍。而在甘肃庄浪寺角洼汉墓M1〔2〕所出的这批带铭金银错铜部件，便与这一秦末汉初的人口器物大迁徙的关系密不可分。

自2008年以来，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良邑乡良邑村寺角洼汉墓群多次被盗；2014年8月至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地抢救性发掘了7座被盗墓。根据为数不多的出土器物判断，墓群年代为西汉至东汉时期。其中等级较高的一座为庄浪寺角洼汉墓M1，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室，有木质椁厢和厚积碳层，具有楚墓的某些因素。因多次被盗，墓中只出土了一些零碎的铁质铠甲、车马器、兵器等，发掘者认定其为一汉朝武将的衣冠冢。其后，庄浪县博物馆追回并收集了盗掘出土的共计5件带有铭文的金银错青铜部件，分别记为铜提耳4件（图1）和铜伞杠箍盖帽1件（图2）。但因缺失其出土原境，需对其进行时空界定。

图1 [西汉] “陵里”铭金银错青铜车轙4件 青铜、金、银 5.5×8×1.3厘米 甘肃平凉庄浪县博物馆藏

图2 [西汉] “陵里”铭金银错云气纹青铜衡末 青铜、金、银 5×3.9厘米 甘肃平凉庄浪县博物馆藏

一、“里陵”还是“陵里”

自带铭文的器物，往往能更多地提供一些历史信息。这批追缴得回的金银错青铜器，除了一件金错铜环无铭文外，其余5件金银错铜部件皆有铭文。考古报告正确释读出了铭文文字，记录为“里陵”，采用了自左而右的现代文阅读顺序。若以“里陵”来解释，似乎是某一地名，然而史籍记载中并无“里陵”之地。若将其按照传统自右而左的顺序，将铭文释读为“陵里”，则与“戚里”“尚冠里”等西汉固有称谓相合。因此笔者认为“里陵”的阅读排序可能欠妥，当应遵从一般的中国古代传统，释读为“陵里”，一如古代各类横置匾额的书写与阅读顺序。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陵里”为“陵邑”中更小的居住单元，是陵邑中里名的通称，而非具体里名，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封闭式住宅小区。〔3〕其内有里门称“闾里”，中有南北街道，里分左右，贫者居左，富者居右，西尊东卑。陈胜便是于秦末被征发的“闾左”之人，而袁盎则被刺杀于“安陵郭门”之外。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虽非直接记述，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陵邑之中陵里的一二情况。

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4〕和《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5〕中有记载：“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6〕关于“陵里”的认识，历史上存在不同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陵”当作“邻”，另一种认为是茂陵邑中的里名。前者以南朝刘宋裴骃的集解为代表，其引自东晋徐广之说，作为“邻里”解释，即搬迁至隔壁的里中居住的意思。而后者以唐代司马贞索隐，引唐代颜师古之说，认为陵里是里名，指示茂陵，并不是长安城内的戚里。唐代张守节的正义也与颜说相合，认为“陵里”是茂陵邑中的里，其故城在唐时为雍州始平县东北二十里。笔者认为颜师古与司马贞的解释更符合历史事实，当做“陵邑之里”解释，而并非是搬迁到了隔壁的邻里居住。

二、陵里中人

透物见人，显然，庄浪的这批“陵里”铭器物很可能与生活于陵里中的人有关。从司马迁所记述的列传中可知，万石君即石奋，字天威，为西汉早期大臣，其家族以恭谨闻名于世，《史记》《汉书》皆有其传。他生活的时间和活动的空间，对“陵里”铭错银车马器生产流行的年代有着关键的标尺功能。

石奋先祖为赵国人，后来迁徙至河南黄河以北的温（即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刘邦东击项羽过河内之时，奋年方十五岁，可知其时为汉高帝二年（前205）三月。刘邦自临晋（今山西永济）渡黄河，降魏王豹，下河内（今河南沁阳），并其军，虏殷王卬，置河内郡。〔7〕同时《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当时万石君石奋为汉王中涓，受陈平之谒，导刘邦之所。〔8〕因此，可推知其生年，上推十五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从而确定了石奋的出生年当为秦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其卒年于同传可知，于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中卒。据此可推知，万石君石奋生活在秦朝至西汉早期，高寿九十六（前220—前124）。

石奋有子四人，长子石建，次子甲、乙〔9〕，末子石庆，景帝朝时其一门五人皆为俸禄二千石的高官，故此汉景帝称石奋为“万石君”。末子石庆于汉武帝即位之初，即建元二年（前139）〔10〕由尚黄老之说的孝文窦太后任命为内史，但只任了一年（前139—前138）。与前文《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对应可得出，万石君一家徙居到“陵里”的时间当在是年或之后不久。很有可能就是建元二年（前139），所指之陵当是汉武帝的“茂陵”〔11〕。这座现存西汉封土最为高大的帝陵，正是在武帝即位第二年，即与石奋出任内史之职同为建元二年（前139）开始营建其寿陵的。

石庆为武帝朝大臣，历任内史、太僕、齐相、沛守、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等职，于太初二年（前103）卒于丞相任上。内史之职本为周官，秦代沿袭改为管理京畿之地〔12〕。虽西汉早中期陵邑的行政管理，通常归九卿之一的太常管辖，并非隶属于郡县；而隶属太常的陵邑之地，则为内史所辖区域包围。据前文所引记载，任官内史的石庆曾于前139年至前138年的某日醉酒而归，入陵里外门（即“闾”）时未下车，以至里中长老皆躲避其车马座驾。石庆为此受到其父万石君的严厉责斥，石庆与族中兄弟皆肉袒谢罪，然后再次出入里门下车趋至家。

万石君如此严厉训斥其子石庆的个中原因自有玩味。石奋以“驯行孝谨”闻名于朝，他过宫门必下车趋，见路马必轼，以示对皇帝与其他官员的尊敬；平日燕居见子孙，必着朝服盛冠，其言行之谨严令齐、鲁诸儒亦叹不及。而其中根本原因或是，能够居住到茂陵“陵里”中的，多为景帝、武帝时的高官显宦。石庆入里门不下车，是对里中长者的不敬，亦可能因跋扈形象而损家门声誉，引起同样居于陵里中的其他有权势的家族的不满。由此可见万石君治家之严。

关于陵邑制度的设立，并非源于汉代，而是在战国末及秦朝之时便已初露端倪。从战国中期的灵寿中山刻石可知，中山王陵已有守护陵园的人员。其后秦每新破一国必写放宫室于作之咸阳北阪之上，统一战争的推进也使得人口的大量向关中流动和聚集。汉初，智囊娄敬（后被赐姓为刘敬）除了建议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于白登之围约匈奴和亲之外，还进言了充实秦中人口的计策。将关东六国之后和地方豪族迁徙至秦中，集聚于陵邑。此举除了弥补秦末动荡和楚汉战争中的人口损耗，充实关中以备北胡入侵之外，还可以防备关东旧贵族的分裂势力，加强汉政权的集权统治。至汉武帝时仍在继续迁徙地方豪民，移籍近臣于茂陵邑。

目前从对西汉帝陵考古遗址的调查可知。西汉有陵邑的帝陵共有七座，为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文帝的霸陵、汉景帝的阳陵以及汉武帝的茂陵、汉昭帝的平陵、汉宣帝的杜陵。从汉元帝的渭陵开始，元平元年（前74）始下诏废除陵邑制度，原太常所辖诸陵分归三辅管理，之后的西汉、东汉帝陵并无陵邑之制。陵邑的兴建与西汉政权的兴衰相关联，可以说柔仁好儒的元帝之世地方势力抬头，乃至东汉豪强大族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当归结于陵邑制的废除。当下考古遗址的发掘结果也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合。据《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万石君石奋家早年因其姊善鼓琴而为高祖美人方得机遇，徙其家于长安城西南的戚里，晚年武帝时石家迁徙茂陵邑之陵里。虽然同传的建陵侯卫绾、塞侯直不疑不知是否亦迁徙至陵邑，但同传的郎中令周文家徙阳陵，御史大夫张叔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徙阳陵。显然后二者都是徙家于汉景帝的阳陵邑。

关于“陵里”概念的认知，目前学界的认知还是颇含糊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比陵里更大一层的“陵邑”，“陵里”则好比皇帝陵墓的周边，是居住着高官、豪门、富户的小城市中的各个小区。但“陵里”之名只是这种小区的通称，并非实特指某一小区。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引用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其文曰：“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13〕从今本《博物志》已轶失的这条记载可知，司马迁也移居于茂陵了。“显武里”是具体实指的陵邑之里名，是众多陵里中的一个，“茂陵显武里”可简省称作“陵里”。由此，笔者认为，西汉时陵邑中的“陵里”还与中古时期的“里坊制度”存在渊源关系。如曹魏邺城，其城北东部戚里和南城诸里的规划，唐长安城、洛阳城、扬州城的众多方形里坊，城的大小等级与里的数量关联。显然，陵里制度有军事化管理居民的痕迹，富于军事意义。

位于长安城东南和渭水北岸的七座陵邑，是拱卫京畿长安的卫星城。除了皇帝亲近的大臣高官迁徙陵邑之外，尚居住着六国旧贵族、地方豪族富商等。为了安抚和控制像齐国田氏，楚国屈、景、昭三姓，赵、魏、韩三晋宗族等豪族，在引其长距离迁徙至关中的同时，也会加以怀柔和优待，因而陵里中的居民往往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甚至到了唐代早期，关中高陵、栎阳的田氏，华阴、好畤的诸景，三辅诸屈尚多〔14〕，“五陵少年”正是显贵豪富家青年的代名词。元代赵雍还画过《挟弹游骑图》，描绘的正是着朱衣戴幞头、骑马挟弹弓出行的五陵少年形象。陵里之人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与一般黔首有别，而最直观的，就是出行时车马驾座上华丽非凡的装饰。

故，虽然这批精美的金银错青铜部件是后来追缴回的盗掘品，出土信息缺失，断代困难，却可据此大致推断，“陵里”铭金银错青铜部件当出于陵邑制度施行的时期，即西汉早期和中期，不可能到西汉晚期的元帝之世。

三、器名与功用

庄浪县博物馆收集到的这5件带有金错“陵里”铭文的青铜部件，报告中被分别称为“铜提耳”和“铜伞杠箍盖帽”。提耳即是器物的鋬，与现代马克杯的“U”形把手相似。而伞杠箍盖帽，所指的或为车舆内伞杠之顶的末端装饰，与现代雨伞的伞帽类似。由于这批器物并非科学考古出土，缺失了可资推断的“原境”；又汉代青铜器和车马器长期以来均非青铜器研究领域内的重点，且零件琐碎繁多，识别存在一定的难度。但由其形制，笔者认为这五件“陵里”铭文的器物应是车马器的部件，其中四个“U”形物并非“铜提耳”而是车衡上的四个“车轙”；所谓“铜伞杠箍盖帽”也并非用于车舆伞盖的顶饰，而是车衡上的“衡末”或是车轭上的“轭首”，都是独辕车车衡上的青铜车饰。

车战是商、周时代作战的主要方式，车后跟随着大量徒卒。到战国时代，兵种发生变化，从南方吴、越引入了以剑为主的步兵、水兵，从北方匈奴、林胡、娄烦等部族引入了骑兵。战斗的主要模式，由车阵战转向步骑兵的混合编组。西汉早、中期，就处于战车地位从高峰开始跌落的时期。

这五件金错“陵里”铭的金银错青铜车饰，从尺寸及工艺来看，并非是后世的陪葬用车马器，而是实用物。发掘者推断庄浪M1遗址是武将衣冠冢——未见遗骸，只葬衣冠或生前象征身份的贵重之物，则把生前车马上的装饰部件拆解下来与衣冠、武器、铠甲合葬是有可能的，考古发掘中不乏此例。如战国中期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这批庄浪金银错青铜车马器，可分为车轙与衡末（轭首）两类，都是古代车马的装饰，位于车衡（或车轭）之上，起到马匹牵引、辇动车辕、带动车舆、滚动车轮的关键部位，除了加固的木质车马构件之外，又进行了装饰性美化，并施之以华丽的金银错工艺。复原后的装配如（图3）所示。

图3 独辕车的车轙与衡末（轭首）复原图车轙黄色、衡末红色、轭首蓝色 绘图/金烨欣

《昭明文选》中张衡的“东京赋”言：“龙辀华轙，金鋄镂锡。”〔15〕《说文解字·车部》称：“轙，车衡载辔者。从车义声，或从金从献。”〔16〕车轙，位于横置的车衡之上，往往成对等距分布，多为四件一组。轙的造型如环，呈宽“U”形或“Ω”形、“O”形，起到贯穿牵引马匹缰绳“辔”的作用。西汉中晚期有些华丽的车轙，如江苏省徐州龟山汉墓〔17〕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墓所出者〔18〕，多用鎏金、金银错、镶嵌等工艺进行装饰，在顶部铸造出山峦云气和龙首等形象。如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二号车马坑出土的银错三号车青铜车轙〔19〕，便是典型的出土品。

这四件金错“陵里”铭金银错青铜车轙，高5.5厘米、宽8厘米，截面直径1.3厘米，尺寸近于实用车马器，而非缩小的陪葬明器。四件一组十分完整，因插于车衡木中使用，所以车轙两脚处未做银错装饰；又为了在车衡上贯穿引马缰绳而不使之缠绕打结，呈长“U”形。车轙最上部，有银错铭文“陵里”二字。由此可推测出，庄浪M1原陪葬的可能为独辕驷马车。

“琼毂错衡，英华假只。”〔20〕车衡，是与轭搭配起到固定马匹的作用。《论语》“卫灵公”篇曰：“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21〕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七 庄子音义中”言：“衡，辕前横木，缚轭者也。”〔22〕车衡两端有圆柱形或花瓣形的金属包首，多采用鎏金或金银错的工艺进行装饰，名曰“衡末”。除此之外，“车轭”绑缚于横置的车辕两侧。独辕车车轭有2个至4个不等，左右对称性分布。双辕车的车轭则位于两辕之间，只有1个车轭。车轭的“轭首”和“轭軥”往往用金铜制造，轭軥数量是轭首的两倍。但是，轭首与衡末往往难以区分，多为中部带有凸出的竹节短圆柱形，一端为空銎，两侧有小圆孔用于栓固使其不脱。西周时代往往会在轭首顶部加以“銮铃”，而内有铜丸，行车鸣动，如故宫博物院藏《列女仁智图》卷中所绘春秋时卫灵公夫人听马车銮铃之声过宫门而静，便知是贤臣蘧伯玉。而到了战国和秦汉时代，则少见其踪迹了。

金错“陵里”铭金银错云气纹青铜衡末，高5厘米、棱宽0.5厘米，外径3.9厘米、内径3.2厘米。原报告称“铜伞杆箍盖帽”，1件。但从尺寸大小来说，作为伞杠的盖帽则尺度偏小，这与同时期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所出的银错伞杠的直径相比显得过于纤细〔23〕。笔者认为此物原为木质车衡末端的衡末（或是轭首），虽追缴仅此一件，但应不止此数，单辕驷马车当有2件，若加上形制相近的轭首当有4件至6件；双辕车则更多。作为车辕两端的装饰，衡末呈圆柱状，中有凸棱一匝，一端封顶，一端为銎。凸棱将衡末一分为二，为纹饰相同的上下两条二方连续纹图案，并以金银错云纹为饰。凸棱之上，以银错出五条短竖为界格，中间以金错横卧长“S”形纹，重复排列环绕一周。顶部自外而内，呈三分式等距排列，纹饰相同。外区装饰有两圈金错同心圆，内为金错三瓣柿蒂纹，两脚内卷数圈，如水涡回转，三瓣尖部中间处各有一青铜地的留白圆圈。内区以银错两圈更小的同心圆，最小的圈内金错铭“陵里”二字。此件可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今满城区）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M1）六号车出土的金银错云纹青铜衡末〔24〕相互比对。

从现存的“陵里”铭车马器来看，其主要是独辕车的构件，而非西汉晚期和东汉盛行的双辕车构件。如美国里士满市的弗吉尼亚美术馆（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s）所藏“陵里”铭银错兽首青铜车䡇便是用于独辕车之上。车辕由车舆底部伸出，较平直的部分称为軓，前段稍稍变细昂起与衡相接，名曰颈。车辕最前段为䡇，多以铜质的龙首兽形为多。相关的䡇饰还可见位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王陵出土的战国晚期金银错兽首形青铜车䡇〔25〕。从战国到西汉，战场上步兵逐渐占有绝对优势，战车作用退居次要，但车的地位依然很高。如汉武帝曾经下令征用官民的车马数千乘列队于长安，以迎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张扬大汉雄威。至西汉中、晚期，独辕车逐渐为双辕车取代，车的牵引系统发生转变，游环、衡末等金属构件在双辕车中继续沿用，而䡇等独辕车构件不再使用或变小成双，车轙数量也减少，由此说明这批“陵里”铭车器制作使用的年代较早。

四、海外遗珍与权势体现

除了甘肃庄浪寺角洼汉墓M1所出的“陵里”铭金银错青铜车马器，在海内外诸多博物馆中也收藏有相同铭文为“陵里”的金银错车马器。国内收藏的传世品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其收藏有一件“陵里”铭车舆末。海外传世品以美国和瑞典的博物馆收藏为主，主要集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计16件），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弗吉尼亚美术馆（计1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计1件）。本文暂只对与甘肃庄浪所出相同形式的7件车轙和衡末进行对比。这7件制品皆收藏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26〕，来源于保罗·辛格（Paul Singer，1904—1997）的捐赠，分别为银错“陵里”铭青铜车轙4件（S2012.9.2153.1-4）高5.4厘米、宽7.6厘米，截面直径1.4厘米。与庄浪所出的四件金错“陵里”铭金银错青铜车轙尺寸相近。银错“陵里”铭青铜衡末3件（S2012.9.1728.1-3）高5.5厘米、直径4.5厘米，与庄浪的“陵里”铭金银错云气纹青铜衡末相比略大。从它们的形制和尺寸看，当为具有一定生产尺度标准的中央工官相近时期的产品。可以说这批庄浪出土的“陵里”铭金银错车马器的意义，使得流散于海内外有同样铭文的车马器，获得了一个具有准确出土信息的可资校准的例证。

与出土此类车马器的河北定县三盘山中山王陵、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陵、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陵、河南永城黄土山梁王陵、安徽六安王陵等规模巨大的诸侯王陵相比，甘肃庄浪M1的等级规格并不高。那么如何看待这类金银错车马器与墓葬等级和主人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土有金银错器物的墓葬等级都不低，不考虑被盗因素，当与墓葬等级和墓主关系成正比。金银错高于鎏金银，金错又高于银错，这是材质贵贱与工艺难度所决定的。然而，战国有些中、小型墓有时也零散出土金银错器物；汉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属中小型的西汉早期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便有出土青铜车马模型与金银错青铜车䡇，报告推测墓主可能是西汉鳣侯刘应，其随葬品很多是战国晚期之物。可以肯定的是，诸侯王陵中出的金银错车马器，不仅数量多成系统，且多种功能类型的车马排列成行，模拟生前的冠盖相属、前后相望的华丽出行场面。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所出的金银错车马器〔27〕，规格相当高，很可能就是《汉书》所载刘贺被废后出宫所乘的皇帝副车，甚至连不太能看见的马嘴中的衔镳都施以金银错。当然也有很多小件明器车马，多以鎏金、银的制造手法加以表现庞大的出行队列与随从，典型者如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1号黄肠题凑墓外回廊的为数众多的鎏金、银明器车马明器〔28〕，其不见马与侍从，只见车与兵器。总之，西汉诸侯王陵出土的金银错车马器多成套陪葬实用车马器，金属部件多有磨损现象，往往形成车马器物群组，与将车马器部件拆解下陪葬少量分散出土的中、小型墓形成互补关系。

随着君主集权制度对全国管控力的加强，朝会颁赐器物成为皇帝对其他同姓诸侯王或高级官员表达信任笼络的常用形式。能体现身份等级的金银错装饰的豪华车马器就是其中一种。在《汉书》中随处可见朝廷赐予致仕的三公、重臣以“安车驷马”或举孝廉待诏公车的记载，可以说车马装饰越华丽，越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的高贵。比如在朝鲜平安南道大同江古墓出土的金错禽兽云气纹青铜车伞杠〔29〕，用于支撑车上巨大华丽的伞盖，为西汉中央工官生产的高等级车器，与国内河北省定县（今定州）三盘山122号西汉墓3号车所出土的彩石镶黑漆嵌金错狩猎云气纹铜伞杠的纹饰极为近似，应是由中央工官统一生产再颁赐发往全国各地的制品。

目前已知，商、西周以及春秋晚期之前的铭文和纹饰多由铸造而成，纹饰和铭文需由外范或蜡模预先制造。进入春秋以后，铁质工具逐渐取代之前的青铜工具，硬度大幅度提高，引发了青铜器表面装饰的变革。这对于纹饰和铭文的影响不言而喻，如出现了锥画（针刻）、彩石镶嵌、金银嵌错等新的器表装饰工艺。战国时代，炼钢技术的进步，工具的刀锋更利，已可以直接于铸造完成的青铜器表面刻画细如发丝的金银错凹槽。汉代的工匠更是以刀代笔，高超的刻铜走刀技术留下了许多带有器物铭文的铜器。其与石质的碑刻一起，经过材质、工具、人手的转化，形成一种区别于书写的陌生化的新的文字视觉图像，即后世学者称美的“金石味”。而此时，这种在器物表面铭刻文字的行为，除了标明器物所有者之外，还是一种对器物产品质量的追溯制度。简言之，前者是“物勒主名”，后者为“物勒工名”。

纹饰方面，这批金银错车马器装饰以柿蒂纹、鸟纹和云气纹为主。其中云气纹形态多样且有多处表现。在车衡末的顶端，环以三瓣柿蒂纹（方华纹或方花纹〔30〕）。此外在车轙之上，还可以看见几何化的变形云纹与回首的凤鸟纹的结合体，近于楚国的典型纹饰。

铭文方面。就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其绝大部分为施以金银错工艺的青铜车马器，少数局部鎏金，大部分带有“陵里”铭。如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的银错“陵里”铭青铜舆末（S2012.9.2333）（图4），铭文“陵里”二字嵌入花纹中间，陵大而里小，为适合空隙，将“陵”字右下部分进行了缩小扭曲。可知云气纹饰的设计者并未考虑给铭文预留足够的空间。从铭文字体来看，这些“陵里”铭文非出自一人之手，字体多采用篆体方折化后的西汉“缪篆”典型字体。又如由热爱东方学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f Vl Adolf，1882—1973）捐赠的“陵里郭氏”铭银错青铜车舆末（OM-1974-0705）和“安昌”铭金银错青铜车舆末（OM-1974-0693），这两件今藏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铭文的布局设计显示出二次完成痕迹，加刻铭文者明显受制于器物设计者的先前布局。但铭文纹饰的骨骼和布局装饰来看，却是同一作坊相近时期的制品。

图4 [西汉] “陵里”铭银错云气纹青铜舆末 青铜 7.3×4.3厘米 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

因此，笔者推测，整体车马器可能由中央工官统一生产，而配给于陵里中的特殊权贵之家，然后各家在与纹饰空隙处物勒主名以记其归属，如“陵里郭氏”，便是其例。“安昌”，则是汉代的吉祥祈愿套语。而更为普遍的则是“陵里”，可能宣誓了所有者家族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体现了与皇帝的密切联系。出土于甘肃庄浪的这批“陵里”铭金银错青铜车马器，很可能是居于陵邑的某位武将，获得了来自中央工官所统一生产的车马器，因车马具有移动性，而被埋藏在了远离长安的地方。

结语

商周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的青铜礼乐文化，至汉代逐渐被可移动、可视化的“车马出行”文化所取代。可以说，车马座驾的装饰华丽程度是区分社会等级与身份的最直观的表现，这成就了金银错车马器作为“新礼器”崛起，也成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乃至墓室壁画的重要母题之一。

总而言之，甘肃庄浪出土的这批金银错青铜车马器，铭文释读当为“陵里”。而“陵里”为“陵邑”中更小的居住单元，是陵邑中里名的通称，而非具体里名。这批用金银错工艺装饰的器物，很有可能是西汉武帝统治时期或是其统治时期前后，由位于长安的中央工官生产，继而由政府赏赐给居于“陵里”的某贵族或高官，家族加工以“物勒主名”铭记其归属与祈愿。“陵里”铭车马器，是一种能反映拥有者地位和身份的座驾饰品，是居住于“陵里”之人身份、圈子的标识，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而“陵里”概念从更大范围的“陵邑”中细化出来而更聚焦与明确，陵邑之里制度对后世中古时期里坊制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关于汉代的陵邑制度，笔者期待学界有进一步的讨论。

甘肃庄浪M1汉墓，位于关中的北门户萧关以南；这批“陵里”铭金银错车马器的主人，或如考古报告所推测的，是一名曾居于陵里而带兵驻外的武将，他守护着泾河萧关，守望着京城长安。

注释：

〔1〕除了类似于陵邑守护性质的城市外，秦也向重要军事据点移民。如通向五原郡的直道起点云阳，也移民了5万户，后增至25万人。这些伴随着陵墓和军事据点的城市，都成为了拱卫都城咸阳的卫星城。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庄浪寺角洼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9期。

〔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北有陵里社区。

〔4〕《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27—3332页。

〔5〕《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96页。

〔6〕两段文字的重合度极高，《史记》多一“弟”字，《汉书》多一“谢”字，当为班固抄录了司马迁的文字。

〔7〕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8〕《史记·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81页。

〔9〕甲乙并非其名，而为史籍缺载。

〔10〕建元年号为后来追认的汉武帝年号。

〔11〕但也不排除是刚刚去世不久（前141）的汉景帝阳陵邑中的陵里。

〔12〕汉高帝九年（前198）合为内史。汉景帝二年（前155）分左、右内史。汉武帝时右内史改置京兆尹，左内史改置左冯翊、右扶风。

〔13〕《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96页。

〔1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76页。

〔15〕[梁] 萧统编，[唐]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71页。

〔16〕[汉]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版，第303页。

〔17〕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编《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18〕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四七，8；图版二二九，1，第317、318页。

〔20〕[宋]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第十 大招章句第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224页。

〔21〕程树德撰，新编诸子集成《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版，第1065页。

〔22〕[唐]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第764页。

〔2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1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版，图一三一，3；图版一二七，3，4，上册第190—191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卷首图版；[日] 中国歴史博物館編“中国の博物館 第５巻”《中国歴史博物館》，講談社、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76，202、203页。

〔26〕New Frontiers in Global Archaeology: Defining China’s Ancient Traditions（全球化背影下考古学新前沿：解读中国传统）. New York, 2008. pp. 359-384.

〔2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文物》2018年第11期。

〔28〕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全4册），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版。

〔29〕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汉代の美术》，平凡社1975年版，図49，第280页；郑岩《关于东京艺术大学藏西汉金错铜管的观察与思考》，《艺术探索》2018年第1期。

〔30〕李零《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5—171页。

金烨欣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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