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域专业（文化人文学科）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报》1999年1月7日期。

原文 ：《人文学科应与时代同行》

作者 |何中华

图片 |网络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精神内核，正是它标识出各个时代的文化特质。时代精神总是以“问题”的方式召唤着人们，使人们在不断的追问中领悟并把握自己的存在本身。

时代的问题既是时代精神的公开展现，又是时代困境的直接表达。它以浓缩了的形式把人的存在境况和历史际遇典型地凸显出来了。就当代而言，和平与发展、生态环境危机、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人的意义世界失落……这一切与人类生存攸关的课题，都是今天的人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先生所言不仅适用于史学领域，也适合于一切人文研究。当然，问题与材料相比，前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人文学科对时代精神的回应，绝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从时代那里获取材料，借鉴研究手段之类的技术或技巧问题，而是一个从时代所塑造的人们的此在性那里寻找自身的始源基础和本然前提的问题。这就无法回避对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的关注。这正是今天我们强调人文学科研究应当站在时代前沿的用意所在。

人文学科是以内省的方式反思人的存在本身。因此，这种同人的存在的内在相关性，决定了人文学科必须融入人的历史境遇，与时代同行。在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偏执值得注意：

一种是对时代及其问题采取淡漠和旁观者的态度，把学问引入“象牙塔”，甚至变成与时代无涉的思维游戏。人文研究固然离不开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切，对绝对价值的探求，但若没有立足于此在性的机缘，也不可能找到通往绝对境界的思维道路。这是沉溺于象牙塔内的闭门造车者面临的真正危机。

另一种则相反，对时代精神的追踪变成对“时尚”的追逐，使学问沦为一种高雅的“媚俗”。这种倾向要么寻求“轰动效应”，甚至刻意“包装”或“炒作”，制造虚假繁荣，结果出现了种种“学术泡沫”现象，在汗牛充栋的所谓学术著作中鲜有传世之作；要么寻求直观意义上的庸俗化的“理论联系实际”，热衷于种种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无论是为现存的事物作辩护，还是为了迎合某种策略需要而放弃理论原则，恐怕都离开了陈寅恪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人文研究的真髓，同样偏离了马克思所倡导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一实践唯物主义立场。

人文学科的研究离不开主体和载体。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就充当了承担这一使命的角色。然而，在所谓“后现代境况”下，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从“上帝死了”(尼采)，到“人死了”(福柯)，再到“知识分子死了”(贝尔纳·亨利·列维)，这一后现代谱系，透露出来的乃是人们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当“逻各斯中心论”被颠覆之后，“元叙事”便既丧失了“倾诉者”(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倾听者”(聆听的大众)，套用荷尔德林的话说，就是：“在一个贫乏的时代，知识分子何为？”这里所说的“贫乏”，当然不是物质匮乏，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合法性危机恰恰出现在一个物质极其丰饶的时代。所谓“贫乏”只是指终极意义和绝对价值被遮蔽的状态。当一切都被游戏化之后，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调侃的对象？

然而，人文学科并非科学。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它绝不是工具性的。作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作为人生目的反思形式，人文学科为人的存在本身立法并提供理由。这一点，绝不是后现代所能解构掉的。后现代主义的非建设性，决定了它的过渡性和暂时性。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学者，只要不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就不应对后现代性及其解构持一种无批判的认同态度。马克思说得好：“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也是人们今天对后现代主义应持的立场。当回到时代所给出的问题并予以批判的分析之后，人们便超越了后现代性所给予的历史限制。这既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重新获得自身合法性的过程。

文章原载于复兴之路·智库建设丛书《大学怎么了》，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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