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负债已经变成司空见惯（将负债变得更有用）

债务漫谈债务问题几乎是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问题之一据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债：第一个5000年》中考证,在5000年前,远在货币出现之前,人类就已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来进行商品交易了每一笔债务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彼此信任的记录，债务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信任关系所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当负债已经变成司空见惯?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当负债已经变成司空见惯

债务漫谈

债务问题几乎是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问题之一。据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债：第一个5000年》中考证,在5000年前,远在货币出现之前,人类就已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来进行商品交易了。每一笔债务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彼此信任的记录，债务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信任关系所致。

债务无疑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负债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在金融创新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推动的大繁荣中，负债使得现在与未来变得可交易。而当这个发明也可交易时，人类就打开了一面魔镜，这魔镜的玄幻之处在于，每次照射都会产生一面新的镜子，永无休止……任何一面镜子的破碎均会带来金融市场的波动，社会的现实和未来随之紊乱。化解方法有二：要么努力破镜重圆，即债务重组；要么接受支离破碎，即破产清算。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防范风险”列为今后三大攻坚战首位，表明我们对于风险问题已达成共识，即僵尸企业杠杆率高增，银行表外等影子银行活动的不规范等金融乱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下的非理性、不平衡的债务增长。那么利用债务工具化解前期地方政府债务的存量就成为了必要。

目前围绕债务问题的研究大体上是四个维度，即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债务危害和债务化解。其中债务结构是核心问题，例如，按照债务主体划分，一个经济体债务结构包括企业债务（还可进一步划分为非金融企业债务和金融企业债务）、居民债务和政府债务，其中由于政府是社会管理者，掌握着货币发行权和征税权，因此其债务与其他部类债务显著不同。正因此，带来了整体债务衡量和分析的复杂性。

中国债务形成的独有之处

对于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笔者之前也曾做过一些思考，近期阅读《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7）》一书后，重新梳理了以下看法。

近年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始终是境内外经济界的热点话题，为此国际三大评级公司惠誉、穆迪和标普相继下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三家机构调降评级的原因集中在“中国债务负担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财务实力”。当然若以静态的眼光观察，中国的债务总规模（即包括政府、实体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债务余额）和负债率（即债务总规模与GDP的比重）两个数据显示，中国债务问题是个大问题。

但由此就能说中国的债务问题很糟糕吗？

首先，近年来中国的债务快速增长，背后有其特定原因。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根据本国的经济实情，实施了反危机的经济干预措施，其中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进行总需求管理是大家普遍采取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国也不例外，同时结合促民生的结构改革目标，对于此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未能及时跟进的民生工程，进行了集中还欠账。

其次，中国特有的融资结构，客观上导致中国的负债率（债务/GDP）偏高。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银行占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通过银行信贷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主要的债权债务关系累积形式。

所以，评判中国的债务问题时，如果过多地纠缠于一个静态的时点数据，尤其在形成这个数据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定因素，那么由此得到的结论是不准确的。

中国债务问题已经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中国债务问题焦点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007年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在其《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按照发生概率将风险事件划分为“黑天鹅”和“灰犀牛”两类，与“黑天鹅”的出乎意料不同，“灰犀牛”是指危机在爆发前已早有迹象显现，但却被忽视，最终酿成灾难。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官方就明确提出了威胁中国经济的五只“灰犀牛”，包括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如果仔细分析这五只“灰犀牛”，虽然从官方表述上，它们是并列关系，但从逻辑上分析，实际上地方债务风险才是其他四类风险的源头，因为如果没有危机初期地方债务的快速扩张，那么在“反危机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结束后，就不会出现地方债务融资巨大缺口及如何续接的问题，这个缺口的填补就是影子银行之所以井喷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影子银行又是房地产行业、高杠杆企业获取融资的重要渠道，同时一些因影子银行而兴起的影子机构和平台开始敢肆意吸纳社会资金，最终演变成违法违规集资问题。可见在五只灰犀牛中，地方债务是只“头牛”，而这只牛的主人恰恰是中央政府。

众所周知，中国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复苏的，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我们实施的特有反危机措施密不可分。这个特有之处就在于，中央政府的反危机策略选择通过向地方政府下放金融配置权来拉动经济，正是这一下放，才使得经济刺激计划之后，金融机构快速扩表。（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中国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虽然也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还实施了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来增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和效能，摆脱包括地方政府在内各方面的干预，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实际上，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当时中央采取的是上收地方政府金融配置权的策略。）

另外，这一下放还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投资饥渴症和财务约束的放松，所以一定会出现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快速扩张引发的金融“脱媒”，而这些金融变化带动家庭居民金融介入程度的加深，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

所以，2013年至今的地方债务持续摸底调查工作，和2015年启动的地方债务置换工作，以及“开正门，堵后门”地方政府举债思路的明确，实质是中央政府认领债务和减轻自身负担。融资平台类的地方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券类的债务相比，后者是经过地方政府明确背书的债务（类似国债），而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明确背书后的债务均可转嫁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必须兜底，所以地方债置换（融资平台为主的各类地方债务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券），本质上就是中央政府认领债务。

除了上述技术上的细节之外，地方债务问题的背后还反映了中央和地方的“草料之争”。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虽有所调整，但基本格局还是“中央财政在收入中应该占大部分、在支出中占小部分，这样他才有能力去调节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才有能力去调控”。截至2016年底，中央财政的收入占比虽已降至45.4%，但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依然在85%以上，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超出收入比重的差距还在扩大。恰恰就是这个收支缺口让地方政府总觉得资金不够，这里面既有地方经济增长竞赛的问题，也有地方财政自主权内生追求的问题，即“有钱才好办事”，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是由严格预算制度管着的，所以一旦获得了翘盼已久的金融配置权（“利”），又有稳增长的宏观任务（“名”），在“名利双收”之下，地方债务的野蛮生长就再自然不过。

另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出现的地方债务问题再次揭示了一个经济道理——“金融吃饭，财政买单”。

中央政府把金融资源配置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后果就是促成了一轮金融扩张。2009年至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融资的失控（货币供给并行失控），2010年反危机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结束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态度逆转，但地方政府还要维系前期形成的债务信用关系，所以自然就出现了理财、表外、通道和同业等形式的“影子银行”扩张，由于此种金融扩张的源头来自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滥用，进而导致“打断骨头连着筋”，“信用刚兑”始终无法按照市场规则打破（地方政府维系其自身信用链条不断裂），最终潜在系统性风险持续“滚雪球”，这时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就已经转化为中央政府的债务责任。所以此次地方债务问题再次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政府在金融领域任何投机取巧的想法，最终都的自己买单；如果这种取巧能够带来经济增长，那么事后买单还是划算的，反之就只能徒增风险。

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首先，要将散落在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配置权，尽快地再次集中回中央政府。道理很简单，政府债务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货币信用创造过程，这个创造只能由中央政府在满足严格约束条件下实施，否则对金融乱象的所有监管均将是“牛栏关猫”。

其次，对于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虽然目前已经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但还需明确地方债务的最终偿债人是中央政府，此点既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管理的法理依据，也是对政府债务的约束。

第三，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决定了“草料之争”必将长久存在，那么在对中央和地方关系（财权和事权）进行技术调整时，是否需要对草料（政府广义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就不仅仅是财政部门一家的事了，需要综合协调平衡。

最后，从中长期的趋势来把握政府债务问题，资产负债表的思路就必不可少，尤其是通过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来全面掌握“家底”，提高“数目字管理”的水平，但需要警惕以此为基来判断负债问题的准确性，因为错误的数据比没有数据更可怕。

在目前产权制度的现状下，政府层面的资产更多还是统计的概念，而且进入政府资产负债表范围的资产如何界定，还是个难题，因为此点最终决定了政府净资产的情况；加之究竟以什么方法对进入资产负债表的各类资产计价入账，实际上决定了政府净资产的规模，而资产计价方法又与各类资产所处的市场活性有关，市场活性的变化决定了资产计价方法调整的频率，如何做到准确、及时实际上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有就是通过处置国有资产可以填补社保、养老的缺口，但是如果用来填补地方政府投资失误产生的债务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在用资产负债表来分析政府债务问题债务是确定的，而目前的债务置换只能起到适度降低债务财务成本和后移债务偿还期的作用，即以时间换空间，背后的内涵是指望日后经济重新回到上行期，而如果从这个重要隐含出发，我认为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真正含义是完善经济活动核算体系，目的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因为资产处置本身就是资源要素配置结构的调整，还有就是潜在人口负债的填补（例如养老、社保、医疗、教育等等），最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负债就会变得更有用，而不是更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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