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南北议和1912年历史大事件）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汉三镇的胜利，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引起了他们极端的恐惧和仇视。面对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清王朝惊慌失措，内部分崩离析，已无力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帝国主义急欲通过武力扑灭革命之火，但是也无能为力，这是因为：（1）当时已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准备在欧洲厮杀，无法抽出较多的兵力来镇压中国革命；（2）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英、俄、日三国在对华权益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于采取一致行动；（3）最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深感使用武力不仅不能达到其罪恶目的，反而会使自己同革命势力形成对立，从而使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便在虚伪的“中立”旗号掩护下，全力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

　　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1911年10月14日重新起用已被罢黜的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深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革命风暴，只靠北洋军是绝对平息不下去的。于是他在逼迫清王朝让出全部军政大权的同时，对革命势力采取了一打一拉的反革命策略，即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上，迫使革命派通过“和议”让出政权。为此，袁在未正式出任前，即令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有乡谊的幕僚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黎与袁设法和平了结。10月30日，袁世凯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并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H.Goffe）的撮合，再派刘承恩前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这次接触，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袁世凯企图“招抚”革命势力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从军政府方面却得到了如袁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的信息。11月13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sirJ0hn）于11月26日电戈飞，要他向湖北军政府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见。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落。

　　这时，湖北军政府外交次长tie廷首次吁请驻汉的英、美领事“调停”。并经由戈飞正式提出了“停战条款”。袁世凯利用有利时机，一方面命汉阳的清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轰击武昌，一方面与朱尔典、戈飞等策划停战议和。12月1日，第一次武汉地区停战协议确定，从3日8时起至6日8时止，停战3天。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军士气高昂起来，北洋军士气顿挫。因此，武汉地区停战3日尚未届满，袁世凯即和朱尔典磋商，于4日拟订出了“续停战条款四条”，经戈飞转致湖北军政府。这时袁世凯又从北京直接致电湖北军政府，提出双方直接谈判商讨大局，建议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继续停战15天。

　　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在汉口召开；在接到戈飞转来的停战条款和袁世凯的电报后，代表会议同意了停战和议和的意见，提出议和纲要四条：（1）推翻清政府；（2）主张共和政体；（3）礼遇旧皇室；（4）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8日，袁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议和。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中山）人。少年赴美留学，回国后赴朝办理税务，受到袁世凯器重，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侍郎，尚书、奉天（辽宁）巡抚等职。南方独立各省确定以伍廷芳为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早年赴英留学，后在香港当律师、法官兼立法局议员，在李鸿章幕府协助办理洋务和外交，20世纪初历任清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交部与刑部右侍郎等职。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13日前往武昌与黎元洪晤谈。当时江浙地区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均坚持谈判应在上海进行，此意得到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认可。16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的除南北双方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停战问题，确定在晋、陕、鄂、皖、鲁、苏和奉天七省一律停止军事行动。

　　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国体”问题。为了使“和谈”能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进行，在这次会议上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公然要挟说：“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因此他们告诫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实际是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对于所谓“国体”问题（实际是“政体”问题），伍廷芳提出：（1）废除满洲政府；（2）建立共和政府。对于第一条，北方代表唐绍仪无异议；关于第二条，唐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双方发生争论。但唐绍仪意识到，他代表袁世凯来与南方议和，主要目的是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让出政权，至于采取何种政体，不是问题的实质，故此并不十分坚持，提出中国未来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抑或民主共和政体，“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双方未达成协议。此后，以解决“国体”问题为中心的公开谈判即暂时休会，而以是否选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为议题的秘密谈判却加紧进行。

　　原来袁世凯在派唐绍仪为正式谈判代表时，又通过段祺瑞密派亲信廖宇春等以“个人身份”尾随唐绍仪前往上海。伍、唐开第一次会议的次日，廖宇春即与黄兴委派的民军代表顾忠琛举行秘密会议；12月20日，伍、唐举行第二次会议，当天廖、顾便达成五条秘密协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实行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接着，廖字春等离上海先后向段祺瑞、袁世凯报告情况。袁世凯经征得帝国主义的同意，决定承认共和，但须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决定。

　　基调确定后，伍、唐之间的公开会谈步骤加快，12月29日、30日、31日，议和谈判连续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双方确定：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每省出代表3人，每人一票；独立各省由临时政府发电召集，未独立各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各处代表到达3/4以上，即可开议。伍廷芳提议开会地点在上海，时间定在1912年1月8日；唐绍仪允以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然而，由于12月29日南方独立各省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立即全部否定了业已达成的协议。31日、1912年元旦，唐绍仪等两次电袁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1月2日袁世凯一面电准唐绍仪辞职，一面电告伍廷芳，南北和议事项，他直接电商。这时，议和谈判表面上似已中断，但南北暗中的谈判活动并没有停止。

　　上海南洋路充当袁世凯政治掮客的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昼夜密议的场所。谈判双方争执的中心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建立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中央政权问题。为了迫使革命派让步，袁世凯授意北洋将领连续发表通电，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冯国璋等人也群起鼓噪“开战”；武汉前线清军则向武昌开炮轰击。与袁世凯相呼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拒不承认，在经济上封锁扼杀，在军事上武力恫吓，在舆论上恶毒攻击；对袁世凯则予以全力支持。在南方，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大搞拆台活动，同盟会内部妥协势力占了优势，他们共同压迫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

　　在内外重重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让伍廷芳电告袁世凯，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初，双方代表商定清室退位后优待条件；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袁世凯先一日致电南京，宣告“共和为最良国体”。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以革命派向袁世凯让出政权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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