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包和敖包（内蒙古人必须知道的草原民俗）

内蒙古人必须知道的草原民俗——蒙古包与敖包

新月

蒙古包——穹庐毡帐岁月长

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特有的建筑文化，伴随着蒙古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年代，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积淀之一。蒙古包是草原生活的凝结点，是了解游牧蒙古人的窗口。

说到蒙古包，不能不提起这个名称的由来。实际上，自古以来蒙古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称这种房子为“格日”（Ger）。17世纪，因为满族人叫“格日”为“蒙古包”（“包”是满语，汉译为“房屋”），蒙古包这个名称被广泛接受。至今草原牧民一般不说“Mongol ger”（蒙古包）而仍然沿用“格日”的旧称谓，他们称土木或砖瓦结构的房屋为“百盛”（过去写作“板升”或“把什”）。除此之外，蒙古包还被称作“毡房”、“毡包”，古代中原人称之为“穹庐”。

蒙古包并不是单由蒙古人所创造的毡帐，起初也并不叫“蒙古包”。它的前身“颈式毡包”在南北朝与唐代，被称作“百子帐”，其鼻祖“颈式毡帐”在公元前15世纪就是蒙古高原游牧先民的住所。

蒙古汗国和大元王朝建立之后，蒙古人的居所分为三大类：

1、牧民日常生活所用的规模较小的毡帐，形制和当代蒙古包相同；

2、军事所用的车载帐幕，规模较大；

3、汗王贵族使用的规模大、装饰豪华的蒙古包，就是通常说的斡尔朵、金帐等。

普通游牧民使用的蒙古包，是蒙古包中数量最多，最为常见的一种。这类蒙古包大小因家庭贫富而有所不同，覆盖毡子是否洁白无瑕也因家庭财力来决定。这类蒙古包包内陈设比起斡尔朵虽然简单，但是所遵循的风俗事项和民族禁忌不会因贫富而被忽略或清除，依然秉持民族风格的陈设和装饰。

清朝时期，毡帐建筑在结构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木结构的蒙古包开始出现，而且为了适应某些特殊情况的需要，开始扩大毡帐的规模。如库伦的阿巴岱毡帐可以容纳300多人。当时，因为“家”、“屋”在满语中称为“博”，故满语称毡帐为“蒙古博”，后汉译根据其音形写作“蒙古包”。

由陶脑、乌尼、哈那、毡墙和门组成的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的象征物，是他们的生活中心。他们赋予了蒙古包神奇神圣的寓意，并且代代传承。

敖包——众神栖落的地方

敖包是萨满教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为蒙古语音译，意为木、石、土堆。旧时遍布蒙古各地，多用石头或沙土堆成，也有用树枝垒成的。敖包神被视为氏族保护神，祭敖包为重要祭祀仪式，于每年夏历六七月间举行，供奉羊、酒、奶酪，点火、焚香，由萨满跳神后，参加者将祭品分食。鄂温克等族也有类似的祭敖包仪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萨满跳神一般已改为喇嘛念经，祭敖包不再是纯粹的萨满教的祭祀活动。

敖包一般都会建在地势较高的山丘上，这是因为人们相信“高山出神灵”，敖包就是神灵的载体，神灵通过敖包向人们传递吉祥幸福，人们也可以通过敖包祈求神灵护佑。

敖包是用粗大结实的石块堆积而成，也有的用翠绿柔韧的柳条围成环形，中间用沙土填满。敖包一般呈圆包状或圆顶方形基座，敖包上方林立幡杆和柳枝上挂满了各色旌旗（多为风马禄旗）、经幡。

（一）敖包搭建，祭祀

（二）“敖包文化”对萨满教文化形成的影响

萨满教的思想核心是“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了自然崇

拜、图腾崇拜、始祖祟拜三大阶段。所以说萨满教的形成首先与自然崇拜有关，而自然崇拜又与“敖包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敖包文化”是“萨满教文化”形成前主要文化形态之一，对萨满教及“萨满教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这在北方民族早期萨满教文化中可以找到依据。

首先我们从这些民族萨满教的“祭天”仪式来看，所谓的“祭天”仪式本身是自然崇拜的最高形式，可以说是“敖包祭”和“敖包文化”在“萨满教文化”中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萨满教的“祭天”仪式多数都有立杆现象:如居住在敖鲁古雅乡的狩猎鄂温克人，在“祭天”时，首先要选择森林中地势较高的苍天松柏下举行，在树下搭建撮罗子，在他们看来只有在这种地方天神才能下界，并在苍天大树上落脚歇息。居住在鄂温克草原上的鄂温克萨满，在举行祭天仪式时，在蒙古包中心先埋上一棵白桦树，透过蒙古包天窗而立。而后在蒙古包前后约20米左右的地方各立一棵白桦树，都是绿叶枝茂的高大白桦树，并用皮条把三棵树树杆连起来，在皮条上系挂红、黄、蓝三色布条，此树被称为“祭天神树”。达斡尔族在由萨满主持的“斡米纳”祭时，也有一种仪式，被称之为“托若·托力贝”(达语，意为立“宇宙树”)，也是在祭地立三根柱子(有的在一条直线上分距埋三棵白桦树)，并在立柱上部、中间、下部各斜绑三棵稠李子树枝，三棵斜绑的枝条表示天有三界，后也用皮条把三根柱或树杆结起来，在皮条上饰挂黄、红、蓝三色饰布条，还挂上他们信仰的以皮或木制成的神灵偶像。在达斡尔族中还有一种简单的“祭天”仪式，多半以猪做牺牲，宰杀牺牲后把猪的各部位的肉割下一块，如有猪眼、唇角、耳尖、尾稍、肚皮肉等，然后包在用谷草绑的长条棍中，同时要放五谷，裹好后将草棍插入长木杆上部，将祭杆立于院前篱笆上以示祭天。在赫哲族萨满教仪式中，也有立“神杆”的祭祀形式，多在室内举行，共有三棵神杆，其中一棵较大神杆上绘或刻有图腾崇拜物的图象，视为神灵。赫哲族的天神多为刻有图象的大树怪树等等。满族早年有立“索摩杆”祭天仪式。这些立杆仪式中，尽管包含了图腾崇拜和始祖崇拜的意识，但“立杆祭”本身是自然崇拜的反映，与原始的“敖包文化”是相通的。

我们再从萨满教服装饰纹来看“敖包文化”的影响。据吉林省民族研究所

富育光先生调查表明，居住在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满族古老的萨满中，有过以树皮编织萨满服的习俗，是用树皮（主要为桦树皮）的不同色泽编织而成的，这种萨满服决不是出于某种爱好，而是由崇拜神树的意识决定的。在达斡尔族早期萨满服裙带装饰上，曾有过以12种神树和12种神鸟为装饰的历史时期。在科尔沁蒙古部“博”翁贡中就有以柳树为翁贡的神灵，在他们的“博”冠上就有以铜制作的三棵树枝，枝叶繁密，其上又饰鸟形等。在黑龙江省呼玛河流域的鄂伦春族萨满服裙腰上，也有绣制的“萨满作法图”图象，画面有二棵大树，树下拴有准备牺牲用的动物，每棵树旁各有一个萨满持鼓作法祭天的形象。赫哲族的“狩猎神”画面也多绘有苍天大树等等，这些都与自然崇拜有关，是“敖包文化”影响的结果。

新月—— 王颖莉，编辑、策划。双本学历——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主修古典文学和编剧编导，广告宣传，品牌包装。吉林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主修蒙古史。原《京华时报》副刊编辑，现任影视编辑，广告文案编辑，品牌包装策划，文化旅游宣传，文化旅游课程研发等职。写有文化散文集《霜天残月》，抒情散文集《城事赤峰》，历史文化剧本《日出红山》，蒙元文化系列书籍《行走在文明的长河——蒙元文化巡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