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赏石最佳方法（清代文人的玩石风尚）

——从翁方纲说开去■包子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宋人赏石最佳方法?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宋人赏石最佳方法

——从翁方纲说开去

■包子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编者按：2020年的艺术收藏市场，“石”显得分外亮眼。北京保利拍卖十五周年庆典拍上，先后有几方古石和古画高价落槌，一方由清代流传下来的名为“锁云”的灵璧石以1345.5万元刷新了中国古典赏石拍卖成交纪录；明代宫廷画家吴彬所绘的《十面灵璧图》，以5.129亿元（含佣金）成交。

中国人有玩石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唐代白居易就喜欢奇石，把太湖石“待之如宾主，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宋代，玩石出现了高峰，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痴迷于太湖石、灵璧石，大兴土木造就园林，名曰“艮岳”，“岳”就是用这些奇石堆叠而成的假山。“书画学博士”米芾也因玩石出名，不仅见石就拜，还与石称兄道弟。画史上，《米芾拜石图》就有不少。到清代，文人的玩石风尚不仅有奇石，还出现了新面貌，成为中国书画发展与改革的强大动力。乾嘉时期，翁方纲不仅在金石考证和诗文创作上引领文化界，还因喜欢奇石和阮元等人兴起了“玩石热”，著成《石画记》一书，被学者评为“堪称中华古代赏石谱录之殿军者。”

/ 奇石之“石” /

玩石最普遍的含义即为玩奇石，就像吴彬《十面灵璧图》中的灵璧石，人们喜欢这些自然生成的奇形怪状、一反常规的石头。美学家朱良志指出，中国人的玩石观念中，潜藏着反人工秩序的思想。这时的石不是简单的把玩对象，而是一件艺术品。乾隆三十年，33岁的翁方纲出任广东任学政，去选拔人才。在京师出生、长大的翁方纲第一次南下，对迥异于北方的南方山水和特产大为惊叹，其中就记载他遇到奇石的情况：《仆人于江边得树枝，状如鸟，又得怪石一峰承之，雨三见之，喜曰：此凤鸣高岗之象也！因为作》：千岁虬松枝，堕地生毛羽。一片悬崖石，临江出云雨。两物相合岂偶然，振翼似欲鸣寥天。舟人拾取仆人得，我方校士来于连。承以文几洗以水，日照玲珑紫烟起。

在途经广东英德县时，翁方纲听说这里盛产奇石，特点为“无斧鎜痕，有金玉声”，作《英石二首》。他认为，英德石是非常漂亮的，但这些奇石没必要雕刻，也不需用其它如木头之类的东西去装饰。采石工匠们破坏了奇石的天然美，故而他只能满怀遗憾地“不买摇船去”。

中国人爱石的浑朴未雕的特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未雕的石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以开放的状态，等待人的心灵去为它雕刻、诗意的心灵去将其变活。

/ 书画之“石” /

翁方纲藏有苏轼书法《天际乌云帖》（又名《嵩阳帖》或《蔡君谟梦诗帖》），其内容为宋代蔡襄在梦中所作的《梦游洛中》诗一首：“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翁方纲对诗中出现的乌云、雨、红日、山等景象很有兴趣，40年来找了很多画家依此诗意来画，皆未满意。嘉庆癸亥年，71岁的他得到一块石屏，石屏上天然的图案满足了他的想象，他兴奋异常，邀请友朋和门下士前来观赏，又以“石画轩”名其斋。

翁方纲对好友阮元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阮元在赴云南任云贵总督时，把云南大理石的收藏热推向高峰。经学者考证，阮元收藏的“乌云红日”图石屏达十七块之多。后来，阮元石谱著作《石画记》问世，成为奇石鉴藏史上的经典。

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书画作品《合作研山图》，由翁方纲与罗聘、罗允瓒父子等多人合作完成，此画所绘内容正是一件米芾所藏的奇石“研山”，米芾书法代表作《研山铭》即由此而来。该合作图中，翁方纲做了一篇考证文章《宝晋斋研山图考》，文中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学术意义重大。

/ 碑刻之“石” /

乾嘉金石学大兴，成为一种“时尚”。在山林中访碑，是很多研究金石的乾嘉学者业余生活的鲜活写照。书画篆刻家黄易便是该时期访碑学者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访碑是“生平至快之事。”翁方纲在广东任职期间，公务之余搜寻碑刻，著有《粤东金石略》，共录金石刻画文字562种，数量丰富，考证精详，成为阮元编纂《广东通志·金石略》时的最重要参考。翁方纲在广东潮州访碑时曾有诗《遍访韩山石刻苏碑原石，竟不见，余无佳者，独拓公所书〈白鹦鹉赋〉分遗幕中，诸君并诗邀和》，从诗中可见，翁方纲对所得碑刻拓本的要求是苛刻的，只有质量上乘者，才有必要拓。

除了《粤东金石略》，翁方纲还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海东金石文字记》《瘗鹤铭考补》《九曜石考》《化度寺碑考》《焦山鼎铭考》等各种金石著作，尤其《海东金石文字记》，为其晚年著录新罗、百济、高丽等海东诸国的石刻，其眼界之广，海内无出其右者。

碑刻之“石”，在乾嘉学者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黄易的访碑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山东发现了汉代武氏祠堂庙碑，在翁方纲《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激动的心情：“予与黄子考订金石文字，每以斯碑旧本不得赏析为憾，今吾二人十年以来心营目想之状，一旦得遇其真，而予适按行鄱阳庐阜，开远怀文惠洪公千里关山所怅结而三欢者也！后之摩挲斯石者，当何如获惜之。”

/ 砚台之“石” /

砚台特有的材质、形制、纹饰、铭文，能显示历史、文学、雕刻、书法、篆刻等文化信息，故被历代文人所青睐。砚台的材质大都为石质，但也有用瓦的情况。对于砚台，记载中所见多为翁方纲为他人的砚（或砚台拓本、摹本）写铭或考证。如纪晓岚就藏有一方古瓦当做成的砚台，翁方纲为此写过《跋长生无极汉瓦双研》，其中有“纪文达所铭研，余既题之久矣，今为题此研椟，又书其铭册，又为颜其斋扁”之句，可见翁方纲为纪晓岚的砚台不仅多次题跋，还参与研椟、铭册、斋扁的命名。友人朱野云把三块旧砚台放于椟中求跋，翁方纲引经据典为其铭曰“一即三，三即一”，命其斋曰“三砚斋”。《跋货布研》《跋谢文节桥亭卜卦研》的主要内容为翁方纲对砚台进行断代鉴定。《跋谢文节桥亭卜卦研拓本》《跋薛文清旧藏研》为翁方纲在砚台领域进行考证的代表之作，每篇洋洋千言，其论证精祥，无不显示出乾嘉学者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

/ 印章之“石” /

中国篆刻艺术的两大高峰是战国秦汉和明清。明代开启了文人治印的先河，清代乾嘉时期，文人篆刻艺术极大繁荣，流派印开始出现，丁敬开创浙派，用切刀法治印，“开千百年印学之奇秘”。“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与翁方纲近三十年的艺术交游就是以互相寄赠金石拓片、印章等内容组成。印章是翁方纲金石研究的组成部分，他撰有《跋古龙骧将军印册》《跋王兰亭印册》《跋子鱼印》《跋左忠义公六印》《跋文三桥印》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跋古龙骧将军印册》中有这样的记载：

辛酉秋，未谷四兄得此印于洛阳，装册寄京师，诸同人诸为题跋。方纲与心畲、鱼门、瘦同、穀人各为跋若诗，小山、载轩二君兼逊未遽题入，然亦实无他条可资考索耳。时棕亭已旋全椒，而朱君归道山，不及见矣。将致书于未谷还其册，因书此记于同人题跋后，不胜泫然，是岁九月望日也。

篆刻是在方寸之间展现气象万千的石与刀的独特艺术，在可人的石材上镌刻优雅的文字，从此成了学者文人可以寄情于斯的精神家园。清代是中国金石学大兴的时代，以石为载体的各种艺术品成为乾嘉学者或欣赏或研究的对象。在此洪流之下，中国的书画发展进行着巨大的变革，“金石气”成为品评文人书画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一块石上，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出文人雅士追求天然奇石的审美趣味，还能从与石相关的书画、碑刻、砚台、印章中，看到一个充满细节与温度的乾嘉金石学世界。

来源： 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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