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前的会议 1912年共和纪念会

1912年，庆祝共和的游行队伍穿行在乡村田间。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参议院通过的《国庆日纪念日案》正式公布，该案仿效美国纪念十三州独立建国、法国纪念大革命的先例，规定以武昌起义日（即公历10月10日）为国庆，举行放假休息、悬旗结彩、大阅、追祭、赏功、停刑、恤贫及宴会诸事。就在3天前，上海革命党人所办的《民立报》刊登主笔徐血儿撰写的评论：“吾望国民早日预备，以示吾民对于共和之热忱”。如何庆祝共和，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不到半个月的极短时间筹备庆祝事宜，自是社会观瞻所系。

　　百十年后察看时人记录，对时局看法的分歧赫然在目，与民国感情的亲疏有迹可循，文字机锋可堪玩味。时为溥仪宫中内务府大臣的绍英就写下当天“为阳历初十，民国国庆日，国务院请茶会，并送入场券一纸”，他借口“早间进内，且大、常礼服均一时不便”推辞不去，在家休息。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鲁迅）尚无资格参加总统府、国务院举办的活动，他与朋友一行五人“观共和纪念会，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蚊子，不可久驻，遂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鲁迅全集·日记》中，编者有如下注释：“指中华民国首届共和纪念会，在北京琉璃厂厂甸举行，到会群众约十万人。宋教仁担任大会主席。会场内设陈列馆、运动场、演剧场等。”这一说明大体准确，但失之过简。在台湾居住的掌故家高拜石写过《记琉璃厂第一届国庆》一文，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稍详，指出孙中山、黄兴均应邀为筹备会发起人，纪念会会期为三天。高的文章有所本，披露了一些细节，如庆祝大会“原定以天坛为会场，后以地址辽阔，改在琉璃厂举行”。不过，为何会场“辽阔”就必须改换场地？作者语焉不详，读者未免疑惑。近年不断有人谈及民国首届共和纪念会，却存在史料不够全面，叙述间或有误，甚至有建构史实的倾向。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琉璃厂举行的共和纪念会不是由民国政府组织，不能视为官方活动（尽管获得了政府要员的金钱赞助），而是由原同盟会（新改组为国民党）会员所领导，经费也由他们筹集。9月初，革命纪念会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陈家鼎、田桐等，陈家鼎、张继是关键人物。经与孙中山面商，陈家鼎撰写刊布了《革命纪念会发起意趣书》，认为国民知晓国史，国基才能稳固，历史观念、美术教育对于培养国家认同非常重要，“非有历史的警惕、美术的观感，则遗忘共和于脑后、横龌龊于胸中”“我国最大最速之革命，自应有最高最久之纪念，方足示天下、昭来兹”。陈氏又称，革命本来是在野之事，政府设立稽勋局代表国家赏功褒忠，在野人士组织革命纪念会则是“存神圣革党之精神于社会，垂雄伟庄严之大训于千古”。据《民立报》报道，陈家鼎负责草拟章程、联络沟通及筹集款项等日常具体事务，“鼓吹运动不遗余力”，故被推举为纪念会总理。纪念会职员分为总务、庶务、会计、交际、文牍、接待等，各司其职。纪念会宣称自己不是政治组织，但不少成员是来自南方的同盟会会员，尤以湖南籍人士为多。纪念活动的非官方性质，当年《时事新报》说得非常清楚：国庆典礼之事，由革命纪念会主办，而由政府协助。该报解说原因有二：一是民国政府尚未得到列强承认，不便接待外宾；二是当时政府财政困难，民间主办可节省费用。

　　其次，由组织方取名可知，原拟召开的是“革命纪念会”，但在开幕时却变为“共和纪念会”。这倒不是北洋政府施压，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出于革命党人主动自觉。黄兴来京访问，参观过琉璃厂拟用会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9月27日，黄兴致函陈家鼎建议活动更名。10月6日，黄兴离京抵津，陈家鼎径电其所寓利顺德饭店，告知经全体会员商议，同意黄兴的提议，并希望其派代表主持。黄兴此举为何？这与他的政治判断有关。黄兴认为建设“共和”迫在眉睫。他在9月9日同盟会天津支部欢迎会上称，“共和两字乃理想中的空名词，如欲达成真共和，尚须人民之实力”。不过，观察现存纪念会场的摄影照片，虽然琉璃厂彩坊上均题为“共和纪念会”字样，但是门前飘扬的大旗上“革命纪念大会”赫然可见，这就是说“革命”“共和”曾一起出现在历史现场。黄兴的另一重要建议是将会期改期。革命纪念会成立后，一直定在9月29日开会。在陈家鼎等人看来，纪念需使用阴（旧）历，这天即阴历八月十九日，正好距武昌首义一周年。革命党人仇亮所办《民主报》25至27日刊出的纪念会广告，举办日期都是29日。黄兴建议避免不必要的新旧历之争，而是按照参议院决议执行，“以归划一而垂永久”。据《民主报》《申报》在28日登载的广告，开会时间已经变为双十了。延后举办，筹备时间更多，所以有人提议更换地点，转场到具有象征意义的天坛。不过一旦如此，不少在琉璃厂的投入就要化为乌有，天坛宽阔，修整装饰所需巨大的人力物力将是棘手问题。虽获知政府将予以资助，陈家鼎等人还是坚持照旧在厂甸举办纪念会，但将提灯游行、施放烟花等活动地点定在了天坛。

　　再次，有人撰文认为北京举行的追祭仪式中，布置有象征“五族共和”宗旨的彩楼、陈列“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体现的是北洋政府的意志，认为灵位名称不能很好表彰革命烈士，“而且暧昧地包括了北洋军战死将士”。这实是倒读历史、纯属猜测。这座灵位设立在琉璃厂中，名为“追悼台”。《革命纪念会发起意趣书》中明确指出，革命成功应归功于全体人民，“本会大旨，南北军人死于战地者，皆为革命功人，不以方隅囿也……东西南北何地不可建光复之碑，新旧官民何以不可与独立之祭”。组织方排演戏剧《共和魂》的说明书也透露该剧结局将是“叙五族大同，南北一家，用作新中国无上光荣之永永纪念”。据《时报》所刊专电，在筹备时原拟展示南北交战的海陆军“战利品”，有人因“恐伤南北感情”提议中止。另据《申报》事后披露，陈家鼎邀请民族大同会的恒钧加入纪念会办事，还在会场悬挂逊位隆裕太后、前摄政王载沣的照片，“以示大同而彰美德”。陈家鼎等人在清末编辑《洞庭波》《汉帜》时动辄呼吁“驱满酋”“杀汉奸”，但这时主动伸出橄榄枝，格局显然变大了。为了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纪念会邀请内蒙古章嘉活佛等人到现场演说，号召蒙古族、藏族“共享共和幸福”。众多喇嘛在追悼台诵经、做法事长达数小时。三年之后的双十这天，立场相对中立的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总结：“第一届国庆，中华门开幕而外，以琉璃厂之共和纪念会为热闹，……是为党人全盛时代。”

　　晚清民初的“共和”一词具有极其复杂的含义，在历史文献中要视具体语境来理解。除去学理解释，回到历史现场，不难发现时人心目中的共和，也有“团结”之意。另外，革命党人还保持有斗争精神，并非简单“和稀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着坚定立场。陈家鼎等人一直主张追究黎元洪串联袁世凯，在杀害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一案中的责任，指摘其在民国成立后犯过“十大罪状”。这一斗争不仅在议会辩论、报刊舆论中展开，也在纪念会场中体现出来。一方面，会场展示的武昌首义元素不少，尤其所设计的“黄鹤楼”模型精妙绝伦；另一方面，枪毙张振武的照片在陈列馆（地点在琉璃厂工艺局内）里予以特别展示，在会场中则“不设黎副总统像”。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读者想更多的了解民元北京举办包括琉璃厂共和纪念会在内的首届国庆节的往事，不妨找来《民立报》连载“国庆日之北京”等专题报道一读。

　　（作者左松涛，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