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传播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电影传播过程中）

传播是电影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内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电影能否抵达目标受众，这不是一个简单意义的信息传播过程，而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传播事件。

这是因为，“电影传播中的各种规则、资源与关系决定了传播主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等级权力关系”。

电影传播总体上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范畴，关涉权力关系、资源配置、文化传输等各种因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资本与权力的合谋：西方电影传播的根本动力

在电影传播中，西方电影不仅谋求国内市场，而且极力拓展世界市场，旨在实现资本无限扩张和精神文化殖民地双重目的。

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方式推动电影传播，控制电影市场的走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二是利用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一方面，利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助推电影传播。西方国家利用国家机器，直接干预电影拍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参战国为了鼓舞士气、打击帝国，纷纷设立战时宣传机构。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授意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主要负责美国在国内外的战时宣传活动。

好莱坞电影成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管辖之下的重要战时宣传武器，主要宣传自由、民主与世界和平等。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授意好莱坞电影服务于冷战宣传、和平演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还授权国防部专门设置娱乐媒体办事处，负责协调军方协助好莱坞拍录电影需要的特殊的场景、设备和道具。

同时，好莱坞设置有电影分部，主要负责开发与目标战略国合作、合拍等制片模式。“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要求好莱坞直面和反对恐怖主义。

“美国政府在历史上相继制定过6部法案和相关总统决策令，以此来推动好莱坞和美国政府的紧密合作机制”。

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白宫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电影介入政治，不断与资本、权力合谋的关系。

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助推电影传播。近代以来，世界秩序中的权力从暴力转移向规则。然而，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地位的优势地位，享有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美国政府在《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公约协定中，极力争取有利于好莱坞电影全球传播的著作权、发行权、传播权等法律法规。同时，其他西方国家也积极参与影片出口贸易谈判协商工作。

为了畅通西方电影的出口渠道，西方国家积极出面协调其各组织机构通过WTO组织谈判、政治施压、经济和文化援助等手段帮助实现电影“走出去”战略。

同时，西方国家依靠电影审查制度和奥斯卡评奖体系等，内在规定和塑造着电影传播的规则和导向。

西方电影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什么能够传播、什么不能传播等，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资本和权力的逻辑。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下，西方电影传播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并且不断向美国以外的世界辐射的趋势，其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日渐凸显。

“自二战以后，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橱窗的好莱坞电影，的的确确影响了我们欧洲社会的生活方式（看看以可口可乐、牛仔裤、万宝路、麦当劳、万圣节、迪斯尼和那些来自英语的外来语……为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胜利吧）”。

大众文化的渗透：西方电影传播的重要载体

大众文化是当代社会中依托大工业、现代科技、大众传播媒介，按照市场机制批量生产的以文化工业赢利和使普通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

大众文化具有自发性崇拜的典型特征，正是通过自发性崇拜，西方电影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

西方电影充分利用了大众文化的“大众性”、“隐蔽性”来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

一方面，利用大众文化“大众性”渗透。西方大众文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如资金、商业炒作、外观包装等塑造潮流化的流行产物来吸引广大受众的关注，制造舆论声势并收割流量、资金。

西方大众文化巧传播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资本运作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广大社会大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辨别能力较差，“他们对外来的文化观念、价值模式、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的辨别不如知识分子或政治上层那么明晰”。

借助大众文化的大众性，西方电影更容易将受众同化。另一方面，利用大众文化“隐蔽性”渗透。

大众文化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识，因其大众文化所内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隐蔽性，社会大众在观看西方电影时，对西方大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缺乏明确的判断和足够的警惕。

此外，借助大众文化的隐蔽性，西方电影更容易通过受众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审查。

IP的再开发：西方电影传播的衍生符号

IP指具备知识产权的创意产品。电影IP的再开发指利用来自别的领域的优秀原创IP制作出电影和电影的IP价值在其他相关领域的延伸开发。

通俗来说，也就是把好的故事经改编拍成电影和电影衍生品的开发。西方电影充分利用了IP的再开发来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并实现其符号化。

西方电影善于挖掘其它领域的IP资源经改编并植入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拍成电影作品。

据统计，好莱坞公映的影片中有将近一半是来自小说、漫画、电视作品、历史事件等的改编。这些资源、素材既为电影的创作节省了大量时间，也留足了意识形态包装空间。

例如，《一个国家的诞生》《哈利波特》《钢铁侠》《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等。

雷吉斯·迪布瓦在书中提到，导演彼得·沃特金斯认为大部分的西方电影都具有深刻的操纵性，为隐藏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服务，输出值得商榷的规范和价值观。

通过悉心鉴赏不难发现，《功夫熊猫》《花木兰》，片中中国元素只是好莱坞电影的外衣，其实质仍然是美国精神。

同时，西方电影还善于开发电影衍生品来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

以录像带、音像影碟、主题公园、特许经营和旗下品牌产品、电视媒体等西方电影衍生品源源不断地供向全球市场。

它们是根据影片角色人物、场景、道具等开发的产品，是电影本身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的符号表达。

这些艺术产品的成功随即促进了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传播，譬如服饰（牛仔裤）、餐饮（快餐）或者节日（万圣节）。

因此，一旦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琳琅满目的电影衍生品包裹，那么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也会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影响人们的世界认知、价值观念等。

西方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秉持“好的宣传就像没有宣传”的理念，它以文化消费品的外观遮蔽和掩盖着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

西方电影通过一整套从酝酿、策划、创作、拍摄、放映、评论到影片评奖的完整链条，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进行意识形态传播与渗透。

如此一来的结果，不仅打造了资本扩张的集团化产业链，而且在受众的内心深处悄无声息地植入西方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方式。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逾越国界，对受众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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