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农场到兴凯湖的路程（1958年北京到兴凯湖农场的名人）

1955年建成的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公安局建立的专门看押劳改犯的劳改农场。开始接收的都是一些劳改犯，后从1958年开始，一些在北京看守所关押的右派，陆续来到了农场。

原来我一直以为北大荒右派，主要是指1958年3月14日第一批，3月25日第二批，中央国家机关25部5院5委5托1行1局和军委五总部等单位，1417名到850农场、852农场、853农场的右派。

后来才知道，在兴凯湖农场也有一批北京来的右派，他们和送到850农场的右派前后脚，是在1958年4月份来的。

1958年在兴凯湖的右派工地合影

兴凯湖农场的右派，虽然没有850农场的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名气大，没有分在852农场和853农场的丁玲、艾青、吴祖光等知名度高，但也不乏一些当时国内知名的文化艺术界名人。

兴凯湖农场右派住的马架子

巫宁坤，1920年9月生于江苏扬州。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中断了学业，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6年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批评。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1951年，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与睡在他下铺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巫宁坤则倾向尽快回归祖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正道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也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等他明白这句的含意时，已经是若干年后成为右派时了。

回国后巫宁坤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穆旦于1952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初自美国回到天津，与巫宁坤同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强制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保外就医”，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文革开始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并被发配至农村劳动改造。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受难生涯。

　　 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到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6年赴剑桥大学讲学，了却多年夙愿。1991年于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退休，之后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

巫宁坤和女儿合影

　　1979年5月巫宁坤回北京办理"右派"改正。就在此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贵为国宾的李政道仅于百忙之中抽空匆匆与巫宁坤说了几句话。一个是归国的贵宾，一个是刚刚结束劳动改造的“右派”。巫宁坤不禁回忆起二十多年前二人于美国分别时李政道说的“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的话，命运沉浮，不能不唏嘘于造物弄人。

莫桂新和爱人张权

莫桂新，著名歌唱家张权的爱人。他兴趣广泛，喜欢画画、排球和唱歌，从南开中学毕业后，1936年考取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习油画。由于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声乐教授发现，动员他同时学习声乐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1950年4月，莫桂新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9月，受周总理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启程回国。莫桂新与张权先后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对强加在头上的不实之词不服，被指责为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8年5月8日离开北京，来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1958年8月15日，到北大荒三个月多一点的他，年仅四十一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兴凯湖农场。

谭天荣（中间者）在北大反右时和学生辩论

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1935年出生，湖南湘乡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毛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被毛泽东封为“学生领袖”，成为北大第一右派。1958年11月，他被收容“劳动教养”，送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六十年代初，转至北京清河农场，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湖南老家。1979起在湘潭师院任教，主讲统计物理学；1986年调到青岛大学任教，主讲数学物理方法，1995年退休。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因此"劳动"了22年。

杜高

杜高原名李传惠，1930年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他父亲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命从桂林撤退到苏北根据地。母亲带着杜高和身患残疾的哥哥，留在桂林国统区。父亲把他交给党领导的儿童演艺团体“新旅”。

此后，他便追随田汉、欧阳予倩等进步的文化名人，辗转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还与朱琳、叶子等明星同台演过戏。早慧的他年少成名，12岁发表散文、14岁发表剧评，19岁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20岁就出版第一本艺术评论集。当时他之所以改名为“杜高”，是因为他把两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当作了自己的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译为杜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他取两位大师名字的首音，合而为“杜高”。1950年，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创作了话剧《向三八线前进》。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很有影响的前线通讯。1952年回国后，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事创作，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左起罗坚、田庄、杜高、蔡亮、汪明

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杜高和“小家族”社团成员，被定性为“二流堂”接班人，成为斗争对象。

田庄是电影界公认的才子，才华横溢，在北影厂做编辑时，他帮过很多人，改过很多剧本，包括帮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剧本《丹心谱》。1979年，接到平反通知，田庄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去北影厂拿右派改正书，当晚呕了一脸盆的血，被抬进医院。不久，他就病逝了。

“小家族”的剧作家汪明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孤独地死在劳改农场。

中央歌剧院的罗坚平反后没两年，因心脏病猝死。

创作《延安火炬》等经典油画、被柳青指名为《创业史》画插图、为恩师徐悲鸿誊画遗作草稿的画家蔡亮在动荡年代磨坏了身体，六十出头就因心脏病过世。

“反胡风”时期牵连到的作家、被誉为“文学天才”的路翎，在运动中精神受创，安静沉默地度过了晚年。

1957年春，剧作家贾克动员杜高书把在肃反运动中受的委屈和意见写成材料，并承诺由他转中宣部领导陆定一。但反右运动一开始，贾克就把这封信当做他攻击肃反的罪证报送上级，指控他为小集团翻案，攻击肃反运动，把他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58年4月，杜高被送到了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六十年代初，又被送到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改造。1969年，随着林彪发布的“第一号战备命令令”，劳改农场紧急疏散，11月3日，他和北大右派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人，由公安押送回长沙，在街道上做了八、九年临时工，直到1979年平反，被调回北京工作，这时，杜高已49岁。后任中国电视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视》主编，一直活跃在戏剧战线上。

前左第一徐廷敏，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教师。他为人耿直，平时说话口吃得厉害，很难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但在学院的鸣放会上他偏偏抢着发言，说领导不重视舞美教学。话说得不利索，却被整理成了好几条反党言论，送到兴凯湖劳动教养。　　前左二吴介琴，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青年教师。1927年7月出生于成都，别名吴家骥,擅长雕塑。1944年在大后方成都报名参加国民党空军，短期到美国培训过，抗战胜利复员继续读书。解放后从上海考入中央美院，抗美援朝报名参军，已送到军校培训，结果政审退回。回校又遭冷遇，认为他是险些混进志愿军的国军。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凯湖农场。评反后回北京，任中央美术学字教授。

前左三何燕明了。反右运动中，工艺美术界挖出了一个以庞薰先生为首的“妄图用资产阶级美学观来改造工艺美院”的右派集团。何燕明被打成这个集团的骨干。他是一位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同时又十分注重人格修养的艺术家。他年轻时参加过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待人谦和，工作认真严肃。他设计和绘制的每块版面，构思新颖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有家室，有儿女，他很想家。他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比别人轻一点，因此他渴望结束劳教的心情也比我们显得更迫切。评反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其儿子何群是知名的电影导演。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使命》，获得广泛好评。

后排左一杜高。

后排左四汪志杰，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青年画家。

汪志杰，家庭显赫，父亲是浙江省温州、处州(丽水)、台州这三个州的盐务总局局长，官位相当于现在的地委书记。伯父是全国盐务总局帮办。爷爷是苏州知府。民国初期，家业日渐衰败。1945年汪志杰参加革命，先在陶行知开办的育才学校学习，同年参加了新四军三五支队。1949年杭州解放后，离开部队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57年，国家机关精减人员，仿照苏联制定“职业化”方针，在动员了很多老艺术家起带头作用无果的情况下，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和文化部部长找汪志杰谈话同，推出了他这么一个全国美术界的典型，不吃皇粮，自谋出路。

1957年那会儿，汪志杰的稿费在北京最高，北京很多杂志都请他去画画，稿费四十元一张，这个价格在当时是不得了的，那个时候猪肉才四角一斤。所以汪志杰当时北京自由职业画家中第一首富。

中国知识分子的急躁，和对“体制”的不满，往往缺乏一定的现实认识。因此，他们的率性、执着和天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

汪志杰幼稚，不免盲目，因为他是画家，能看自然，却看不懂政治。当社会政治犹同风暴般急啸而来时，他并不清楚他身陷的危险程度。因为拒绝检举被打成右派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他被打成右派。从此他跌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境地，饱受他从未想到过的苦难。

他在兴凯湖农场跃时展览会布展中大显身手，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画了一幅有半个墙壁那么大的色彩缤纷的农场远景图。牛肥马壮，花果飘香，丰收的田野上，人们驾驶着一辆辆拖拉机和收割机；满圈的猪群和鸡鸭，犯人的监舍也变成了高大的楼房。监管干部陪着场长和北京来的劳改处领导审看展览时，个个喜笑颜开，点头称赞。特别是那位场长，对汪志杰画的这幅远景图真是太满意了，对他伸出了大拇指，还情不自禁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可是破天荒的举动！执法干警居然亲热地拍劳教罪犯的肩膀！　　张光华（后排左二），人民日报广告部的美术设计。于鸿慧（后排左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他们俩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言行谨慎，遵守纪律。据说他俩在读中学时加入过三青团，有历史问题，所以反右后加重处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图为1958年10月，兴凯湖农场跃进成果展览会美术布景组成员郊外合影

左一老犯人老崔，左二徐延敏，左三张光华，左四何燕明（前排蹲左者）、左五杜高（前蹲中者）、左六犯人老崔、左七汪志杰（前排蹲右者）、左八于鸿慧、左九唐祈（“九叶派”诗人，中国作家协会送来劳教的右派）左十吴介琴。那时他们还不像劳改犯的模样，对未来还充满了期望。

1955年，22岁的管彤贤从北京工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在交通部刚干两年，就被打成了右派，送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到“文革”结束、重回交通部。

1992年，59岁的管彤贤，默默无闻坐在交通部水运司副处长的位置上。虽然还有一年就退休，但他“总觉得还应该干点什么”。

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正浩荡神州，管彤贤借机给部领导“上书”，希望创立一家港机制造企业。在上级的支持下，中国振华重工成立。在买特种运输船外商不卖的情况下，他决定自己干，当中国自己造的特种运输船运行后，荷兰人被中国无所不能的“山寨精神”惊呆了！他们以侵犯专利为由，将振华告上国际法庭。

“全世界轿车都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凭什么我造就侵权？”管彤贤的理由，让法官无法反驳。打赢官司后，振华一口气狂改20多艘特种运输船，成为全球唯一能够自造、自运的重型机械制造商。此时，振华已然掌控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无可争议的“港机之王”。管肜贤，也成为从兴凯湖畔走出的著名学者企业家。高鹤声一生命运多舛。他是1928年生人，全国解放前，他在长春读大学时，因为要求进步，便参加了进步团体的外围组织，结果被当时的当局抓进监狱，饱受了种种酷刑乃至电刑等摧残。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在寒冷荒芜的兴凯湖农场几近饿毙。“十年动乱”期间，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高先生终身未娶。他一生曾三度另起炉灶从头到尾地全译过《诗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古诗文专家。

孙颖和夫人在兴凯湖农场1964年

孙颖，男，1929年出生于黑龙江讷河，祖籍河北。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汉唐古典舞教研室、研究生导师。195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从师于吴晓邦先生。1954年任北京舞蹈学校古典舞教研组副组长；1957年划为右派，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

到流放地时，他也是带一柳条包的书去的。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他晚上又点上小油灯躲在床铺下面去看书。为了研究古代舞蹈，他还涉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哲学等多方面的文献书籍。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古典舞蹈的“神”！1979年，回到北京。任《舞蹈》杂志及《舞蹈论丛》古代史专栏编。1981年，任北京舞蹈学院任图书馆馆长、史论系系主任等职。1994年移民美国，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课题：《中国古代舞蹈教程》教学提纲及教材。2000年，受重庆大学之聘，任舞蹈系系主任。。2009年12月3日凌晨逝世。他曾为电视剧《唐明皇》、《三国演义》、《司马迁》、《炎黄始祖》等剧编舞，受到业内专家一致好评。

李温平（左三）在滇缅公路施工现场

李温平，1912年生于福建惠安，12岁随父到天津，入汇文中学，15岁以特优成绩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预备班，两年后升入交通大学铁路建筑系。毕业后不久，横渡远洋，赴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研究院深造； 23岁时，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不料，正在他勤奋撰写博士论文之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李温平立即向校方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请求，校方看他救国心切，破例同意他回国续写论文。年纪轻轻的李温平就这样放弃了在美国优异的学习环境，放弃了即将到来的在美富足生活，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回国后，他听从安排，哪里需要就奔赴哪里，抢修铁路、公路，并应湘黔铁路局之请，在该局设计科协助工作，边研究山区定线测量，边续写博士论文。1939年夏，李温平接到密西根大学通知，根据在美与回国后所写的论文水平经审查评定，已于1939年2月24日正式授予博士学位。

1938年8月，日本开始对长沙实施大轰炸，抗日战线被迫向西南转移。为开辟新的抗战物资运输线，李温平奉命参加川滇东路、川中公路和乐西公路的修筑工程。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东南亚各国和国内重工业基地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国外援助的作战物资，仅靠新建成的滇缅公路这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运进来。而这条碎石路面，坎坷不平，雨季又不能通车，李温平再次奉命负责改建双线并铺柏油路工程。在他的带领下，碎石路被黑色柏油覆盖。过去每天只能通过300辆汽车的土路，现在一天可通过2000辆。畹町至昆明的路程，过去要走一个多星期，现只用三四天。1941年共有13万多吨军用物资从国外运往抗日前线。

1942年，李温平担任印度列多经缅甸密支那至中国边境的公路工程处副处长，配合美军工兵团，负责由东向西打通保山至密支那公路的国内段。该工程路线穿越大片原始森林，施工难度相当大，施工环境恶劣，每天都有人病死。更难防的是日军经常袭击施工队，每前进一步，路延伸一米，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公路穿过古永坝后，被一片沼泽拦住了去路，美军工兵一筹莫展，李温平用“沉筏换土”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公路接近国界37号桩，被一座高10米、宽30米的峭壁拦腰挡住。美国工兵束手无策，李温平分析石层纹理，采用钻孔爆破，苦战三昼夜，终于斩断石壁。就这样，仅用两个月时间，打通300余公里长的复杂路段，堪称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

从1945年1月至8月，共承运5万余吨援华物资，约1万余辆（次）载重汽车由此驶入我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6年，美国盟军总部决定授予修建中印公路有功的几位中方技术人员以奖章，又奖授李温平一枚美国自由勋章……

滇缅公路施工现场

新中国成立后，李温平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长、总工程师。后任建工部的机械施工总局总工程师。他先后参加了佛子岭水库、官厅水库、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鸭绿江边机场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安排，与茅以升等人组成武汉长江大桥顾问委员会，指导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兴建。

不幸的是，正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意料之外的政治灾难突然降临。1958年反“右”末期，原交通部长章伯钧被打成“大右派”，种种不实之词也加到了与章伯钧有工作关系的李温平头上,加之他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所以，虽然没有反党言论，却属于“异类”，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并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

在兴凯湖农场，李温平很快就以他的专业技术，成为农场水利方面的专家。他没有工资，但有生活费。农场给他定的生活费是每月100元，和当时的县长差不多。

他被分配在基建科，具体任务是负责水利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施工设计。他沉默寡言，对人和气，丝毫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那年，他46岁了，拄根棍子步行下工地，遇见顺路汽车也不坐。生活非常俭朴，每餐只吃一份菜，不吸烟、不喝酒。他不存款，也没给家里寄钱，花不掉的钱，全资助给生活困难的难友。李温平虽身处逆境，仍为他的专业冥思苦想，在沼泽地里实施“一炮成渠”的办法，设计了大面积排水系统的定向爆破法。安上自制的土炸药，按设计的渠宽和长度，一天可以炸出五六百米的排水渠。

农场采纳了这位爆破专家的建议，经过两年的努力，为农场修成了沼泽地排水系统，并形成网络，开出的耕地全部种上了大豆。两年间开垦良田6万亩，附带开出百余公里的道路；李温平还设计了导流堤防浪加固工程，并亲自砸夯抬土；六分场的泄洪道、“二荒公路”、湖岗公路等等工程都凝聚着他的设计智慧和劳动汗水。

1962年，农场召开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李温平榜上有名，并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后由建工部召回北京工作——在建工部部长刘裕民的过问下，李温平1963年离开兴凯湖农场，回到了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温平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他担任了中国建材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并当选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咨监委员。2010年5月19日，李温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陈奉孝1936年生，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为响应帮助党整风和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的号召， 在北京大学与谭天荣、王国乡、杨路、张景中等人组织"百花学社"，与张元勋等人组织出版"广场"刊物，为此被打成"右派"。"百花学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再后"百花学社"升级成"反革命小集团"，作者本人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罪首"，判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59年4月6日，来到兴凯湖农场劳改。1979年反革命问题平反，1984年经胡耀邦批示，其右派分子被改正。 平反后从事教育工作，1997年退休。1998年应张景中院士的邀请去中科院成都分院参与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

刘奇弟，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优秀，而且擅长作曲、指挥并能拉一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他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学校遭隔离审查受管制，1956年经甄别平反，继续在校读书。1957年在那场整风运动中，他在北大大饭厅的南门贴了一张大字报，为胡风翻案，在全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刘奇弟被捕被判刑十五年，1959年4月6日

被押送到兴凯湖劳改农场五分场劳改。刘奇弟因为不认罪，多次被吊起来拷打，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小号里，1961年去逝。

兴凯湖农场右派夏天打马草

陈德驷，四川人，多才多艺，擅长音乐和古诗词，能作曲会拉小提琴，唱歌水平也很高。原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曾是歌唱家马玉涛的第一个教师。后调到海军报当记者。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为音乐届的前辈刘雪庵打抱不平，被打成右派，1962年发配来兴凯劳改农场四分场。

许默夫，原中共地下党员，在哈尔滨监狱坐过牢。因了出狱后失去了跟党的联系，一直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反右时他写一张大字报要求重新确定组织关系，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凯湖劳改农场。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了找组织关系，他又一次入狱，而且是所要找的组织安排的他又入组织的监狱。

张维德，上海人，北京农业学院助理教授。因为发表一些反对苏联农业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言论，这本是学术间的一场正常的不同意见讨论，却被打成右派。1959年发配来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七十年代在新河农场留场就业。1978年，在给右派改正的中央55号文件公布前一个月，绝望的他上吊自杀。

丁贵春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地质研究生，1956年任大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接受批斗，先送兴凯湖农场劳改、后遣回句容农村老家劳改，一直到1979年平反，整整21年。

于汝听，1922年出生于江苏金坛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3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他1943年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后曾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科员、第一补给司令部科员、外事处科员等职务，解放后作为留用人员，进入国际书店。于汝听当时在过刊进口科当科长，“过刊”即过期刊物，该科主要负责收购国外有科研价值的过期杂志提供给国内科研机构。于精通四国外语，在单位被视为才子。

1958年3月1日，于汝听被打为右派。先在兴凯湖农场劳改，后转至清河农场。1961年4月6日，于汝听死于清河农场。

姚平1959年在兴凯湖农场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1月8日生，浙江吴兴县人，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十八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姚平因“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1960年转至北京清河农场，1961年2月去世。

1958年冬，兴凯湖右派在工地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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