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种族歧视的事例（反复种族歧视4）

种族歧视 ——中外民族斗争的历史必然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帝国主义永远都想不明白，中国会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财富被掠夺干净千疮百孔的条件下站起来。在西方已经失败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下，能快速崛起，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是解放思想的力量。于是，带着新仇旧恨，东西方的对峙一直在或有或无的冷战的形式继续着。每当他们占不到上风的时候，他们就会摆出祖上也阔过的嚣张样子甚是迷恋，这很low，很滑稽，很过时，也很丑。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四卷，335页。

近代西方列强崛起，中国贫穷积弱全面落后于世界，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新兴的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毫无反抗之力，被列强瓜分肢解分割殆尽只是时间问题。

满清，一个热衷于高压统治的政权，一个沉浸在马上风光不能自拔的渔猎民族，最终被慢慢剃去龙鳞褪掉所有荣耀变成了一只泥鳅，圈在紫禁城里死而不僵，没有中国历代末世王族该有的死社稷。只要能忍受屈辱，就能活着，这为后来溥仪的出逃投日卖国求荣埋下了伏笔，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只是苦了无数的中国的劳苦大众在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炼狱里煎熬。

近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条约1182件。《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补充了王书所遗漏的，新增了174个，总数1356件，但未说明有多少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条约内容侵犯了、损害了我国主权和国家民族的具体权益。

有学者估计：历届政府于22个国家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清政府从1841年5月---1912年2月共70年，签定411个；北洋政府1912年3月---1927年5月，签定243个；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9月---1949年6月，签定91个。

近代丢失的领土：

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了中国一张1735年的中国地图，从地图上我们看到，中国疆域如一张海棠叶，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喀什湖，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海。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领土不断沦陷，最终失去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德国人绘制的1735年中国地图

历次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赔款数额：

（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含《广州和约》规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英国商馆损失费62372银元；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

（2）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关平银1600万两，含中英《北京条约》中规定的英军军费银600万两、商亏银200万两；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法军军费银700万两、商亏及抚恤费银100万两。

（3）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①库平银50万两，含中日《北京专条》中规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费40万两、抚恤费10万两。

（4）1876年马嘉理事件赔款②关平银20万两，含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欠、抚恤费。

（5）1881年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含中俄《改订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亏、抚恤费。

（6）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库平银23150万两，含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辽南条约》中规定的赎辽费3000万两。

（7）1901年庚子赔款，含《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的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地方赔款16886708两。

（8）1906年拉萨事件赔款，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规定的250万银卢比。

近代中国主要战争赔款的实际支付情况：

（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全部赔款于4年内分做7次全部偿清，“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结果，清政府在1842-1845年如期偿付了这笔赔款。

（2）甲午战争赔款。在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2亿两军费分8次交清，第1次5000万两于批约后6个月内交清，第二次5000万两于批约后12个月内交清，其余分6次交清，自第2年起每年交一次。条约还规定，“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3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条约并规定，第一、二次赔款付清之前，日本军队暂行驻守山东省威海卫。中国每年支付其军费50万两。为了筹集偿付日本的赔款，也出于免交利息，并尽早撤除驻威海卫日军的考虑，财政困窘的清政府被迫先后于1895年、1896年和1898年订立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合同，共借债约库平银3亿两。

（3）庚子赔款。在1901年《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中国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以“保票”的形式，按比例数字，交给各国收执。年息4厘，摊还期39年。条约规定的赔款值与分期摊还本息之和为关平银982238150两。因赔款的支付时间长，过程复杂，庚子赔款的实际支付值与应付本息值出入很大。据江海关档案和旧海关“债赔各款专帐”，以及《辛丑各国和约》“附件十三·还本息表”（1905年7月至1911年）等资料逐年核算，庚子赔款的实际支付值为关平银668661220两。内含赔款原额、实际补息数额、镑亏数额等项。不少文章将按条约推算出的应付本息值作为庚子赔款值，夸大了许多。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约9.4亿）两，合1326323847（约13亿）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

（银元当时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据当时的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一银元分别可以买16斤大米，120个鸡蛋，5斤猪肉。）

近代丢失海外的文物：

从1840年后到1949年，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这其中不包括私人收藏，而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有1000万件左右。

近代被贩卖的华工：

清代华工出国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自愿结伙出洋谋生，大多分布在东南亚﹐人数较少；从鸦片战争到清末﹐几乎全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拐掠﹑贩卖的契约华工，分布在世界各地。从鸦片战争到清末﹐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工几乎全是被强迫签订契约的，通称为契约华工。

主要分为欠债劳工和契约劳工两种。前者是同华人“客头”或包工头订约的债奴﹐后者是同白人雇主订约的契约奴隶。这两种契约华工可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南洋的“猪仔”华工。1800年槟城出现出售立约劳动一年的华工﹐售价由十至十五元增至三十元，称为“卖猪仔”。荷兰殖民当局从“猪仔”的源地汕头和香港直接设馆招募。汕头所设“元兴洋行”，专门拐贩“猪仔”供应苏门答腊岛﹐由德商好时洋行包揽承运。从1888年到1931年共拐去三十多万人﹐连同过去从新加坡转贩的人数，共约六十万人。早期马来华工年均死亡率为50%。到20世纪初﹐年均死亡率仍高达20%。苏门答腊岛东部地区“猪仔”年均死亡率为50%。19世纪去东南亚的华工﹐累计至少在七百万人以上﹐华工绝大多数是闽南人﹐也有少数粤东人。

拉丁美洲等地的契约苦力。1846年﹐曾兼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驻厦门领事的英国的投机商德滴首先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亦称卖人行。收买歹徒拐来的苦力，用暴力强迫他们签订到远洋劳动八年的卖身契约，并在胸前打上烙印，以S﹑P﹑C三字分别代表去夏威夷、秘鲁和古巴。当时在英属圭亚那用五百名黑奴生产的糖，在古巴只需一百九十名契约苦力。一名黑奴的价格为一千元，而一名契约苦力才四百元。因此，英﹑葡﹑西等国的苦力贩子在汕头﹑澳门大肆掳掠华工。

从华南到拉丁美洲，航行三个月至半年﹐气候酷热﹐成百上千的苦力被锁进底舱﹐去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曾高达45%。从1845年到1875年被掠贩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契约苦力不下五十万人。其中古巴和秘鲁分别为十四万三千和十二万人。绝大多数是从澳门掠去的。古巴和秘鲁原来都是西班牙殖民地﹐以虐待华工著称于世。

去美国的“赊单工”。去美国的“赊单工”。欠债劳工的一种。“赊单”（粤语），指赊欠船票。“赊单工”专指从香港贩往旧金山的欠债华工。华工从踏上美国国土之日起﹐就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排斥和凌虐。西部各地排华风潮踵接﹐华工没有任何保障。美国修建从东到西﹑横贯美国全境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因工程险阻，劳工短缺，曾同中国签订招募华工的条约。

数以万计的华工在筑路中牺牲了生命﹐可是在这条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作用的铁路建成后﹐庆祝通车典礼﹐却不让华工参加﹐并把他们全部解雇。事隔不久，由于遭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各地出现劳动力过剩，排华活动亦更加炽烈，屠杀、焚掠、殴辱和驱赶华工的惨案达二百余起。1882年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宣布废约并严禁华工入境，去美国的“赊单工”就此结束。据估计，从1849～1882年，去美国的华工共约三十万人。他们对美国西部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寂寂无名。

1882年，美国颁布首部针对特殊族群的移民法：排华法案，以限制华人移民的输入。

契约华工。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签《北京条约》﹐强使清政府“同意”华人自愿出洋做工。但是自愿应募者寥寥无几。结果﹐招工馆还是用人头钱向拐匪收买苦力。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之后﹐并不缺少劳动力的南非金矿财团亦趁机在华北招募廉价华工﹐比在当地招募黑人合算得多。南非主要代理人是后来当上美国31届总统的胡佛。他在天津开平矿务局任工程师﹐中文名胡华，在伦敦组织了一个空头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同南非特兰士瓦矿业公会签订合同﹐取得包揽在华招工的专利权。所有联系招工的具体事务均由开平代办(此时开平已落到英国财团手里)。这些招工人员取得天津关道“保工局”颁发的执照﹐深入内地，肆行掳掠，胡佛因此发了横财。

中国战士同志，讲述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各地中国华工加入红军国际部队，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二十多万华工被沙俄招往欧洲战区和西伯利亚森林等地﹐担负最粗重﹑危险的工作。在赴欧途中和战地﹐一万多名华工在炮火中牺牲。沙俄以“待遇优厚”诳骗华工﹐实际上不仅不给工资﹐而且挨冻受饿。华工在一次反抗中打死镇压华工的七名俄兵。俄军派兵增援﹐把三百名起义华工全部枪杀。在西线俄军战场上死去的华工达七千人。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华工加入红军和城市赤卫队。

同治年间《救时揭要》：“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

西方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类比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认为二者都是自然规律，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清代时期中国国力虚弱，正是列强宰割的对象。“黄祸论”是将 “社会达尔文主义” 运用到中国的“杰作”。俄国人甚至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极其屈辱的，清政府名存实亡，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逢战必败，屡战屡败，不败也败（即使军事胜利，政治斗争也失败了，那个时代我们几乎没有朋友，只有数不尽的敌人），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人财皆失，覆巢之下无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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