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北战有多火（为什么南征北战成了）

《南征北战》与《红日》都是中国战争文艺作品的典范，内容也高度相似，甚至描写的是同一件战事，但是它们在文革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南征北战》一直长映不衰，与《地道战》《地雷战》并称永不落幕的“老三战”，而《红日》则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为“大毒草”。

实际上，这两部电影有着同一个源头，那就是沈西蒙的话剧《战线》。《战线》的剧本创作于1950年，当时沈西蒙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后来写出《红日》的吴强时任三野政治部的文化部副部长。

沈西蒙和吴强

吴强和沈西蒙从新四军起就是上下级关系，他俩与沈默君、沈亚威并称新四军的军中四大才子。不过沈西蒙一点儿也不惧怕他的这位上级，那时吴强很喜欢演戏，但演得不好。1938年新四军军部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排演话剧《阿Q正传》，吴强演阿Q，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演吴妈。排练中，吴强动不动笑场，沈西蒙上去就扇了他一个嘴巴子。

《战线》于1951年春节前在南京首演，受到了南京军民的普遍欢迎，作为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最高首长的陈毅观看演出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建议将其拍成电影。司令员发了话，三野政治部立即行动，责成吴强组织力量完成电影的改编工作。吴强起初找的是沈默君和顾宝璋，但他们的前三稿剧本都未能通过，直到这时吴强才把沈西蒙也请来，三人通力合作写出了第四稿，正式定名为《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的大框架是陈毅给定的，他认为话剧《战线》的战线拉得过长，想把跨度两年多的整个华野战事都写出来，结果情节过分跳跃，内容很不连贯。他的建议是放弃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从鲁南撤退写起，写到莱芜战役为止。编剧们根据这一意图设计了“北战”和“南战”两大部分，“北战”部分主要是以莱芜战役为原型，而“南战”的最终攻占将军庙车站则是华野之后多起战役的浓缩与概括，两个部分串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场战役的完整呈现，实际上，正是《南征北战》这种大手笔的浓缩与概括，使之成为它日后傲视天下的优势所在。

《南征北战》的剧本报送到北京后，解放军总政治部会同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共同把关，审查过程中又经历了一轮删改，剧本中唯一对运动战思想不通的王春开小差的情节，被指为暴露政治工作的弱点，改为不开小差；解放军方面全部是正面人物出场；张连长为阻止敌人突围而牺牲，因为“主要人物不应当牺牲”的要求，改为普通战士牺牲（成片时此处被删除）；编剧原想通过高营长与赵玉敏的爱情描写表现军民鱼水情，因为会审意见认为在战争时期军人不应该和地方上的女同志谈恋爱，这段爱情被改成似是而非的关系。

由于《南征北战》是一部经过高度概括和艺术加工过的影片，其中的人物是没有具体原型的，陈戈扮演的师长有粟裕的影子，因他是四川口音，又令人联想到陈毅（实际上，陈戈是自贡口音，陈毅是川中口音，差别还是很大的）。

反面角色方面，项堃扮演的张军长貌似张灵甫，但其被俘的情节又像是李仙洲，而李仙洲似乎更应是阳华饰演的李军长，至于敌参谋长，扮演者白穆自称片中的一些细节是他从王耀武那里学来的。

影片拍摄之前，饰演国民党军官的主要演员都被发往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山东战犯管理所前身）体验生活，王耀武、李奕匡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关押在此。据白穆回忆：

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王耀武来见我们时，手里拿了个小凳。王耀武从前在山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常常穿着黑斗篷，骑着大洋马，在济南市巡视。现在他成了阶下囚，可他手下的一些人在和我们说话时，每说一段话，都要看看王耀武的表情，下意识地还把他当做长官。我跟管他们的刘团长说，这些战犯好像还老实。刘团长说，现在是老实点了，以前可很嚣张啊！他举了个例：抗美援朝时，有个战犯看到报上登载了一则美军进逼鸭绿江的消息，就唱起了我们解放军的歌——‘打得好来打得好……’后来志愿军一举跨过鸭绿江，把敌人赶过三八线，这些家伙的表现更是忘乎所以，居然讨论起美军应该采取什么战术反击。王耀武一把抢过报纸说，‘去！去！去！’然后指着报上的地图骂美军说：‘饭桶，怎么可以这样打法？应该这样，这样……’”

结果，白穆把这个细节学了过来。有一场戏，张军长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参谋长紧张地打开地图查看，一帮军官刷地围了上来，参谋长不耐烦地一挥手，“去！去！去！”完全是王耀武的做派。

《南征北战》上映后不久，吴强就转业到地方，经过参与《战线》的改编和《南征北战》的拍摄，他的创作热情被调动起来。他曾以华野六纵宣教部长的身份亲历过从涟水到淮海的一系列战役，尤其是亲眼目睹了孟良崮战役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张灵甫的遗体被抬下山的情景。在他看来，《南征北战》没有从史实的线索去写战史是一个遗憾，于是他用了4年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红日》，涵盖了涟水、莱芜和孟良崮三个经典战役。

华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

《红日》采取的是纪实写法，初稿中出现的人物几乎全部是真名实姓，但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看到打印稿后很生气，他对吴强说：“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我认为我们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工农兵，你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说回来，六纵是真实的，那么司令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吴强虽然心里不服气，但还是很快将作品中六纵的首长由真名改为化名，即司令员王必成改为军长沈振新，政委江渭清改为丁政委，副司令员皮定均改为副军长梁波，而主要反面人物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仍用了真名。

《红日》的出版历经坎坷，先后投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均石沉大海，最后只好求助于沈默君。沈默君在《南征北战》之后又创作了《渡江侦察记》，成了三野系统的大红人，当时他正在某舰队挂职副政委，创作《海魂》的剧本。在他的推荐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7月推出《红日》，作品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

粟裕在前线

早在《红日》小说问世时，不少曾经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同志就提出过严肃的质疑，认为吴强把六纵司令员和六纵部队写神了，几乎把华野的战绩都归功于该纵。实际上，孟良崮战役中，一、四、八、九、六纵队担任主攻围歼第74师任务，二、七、三、十纵队及鲁南军区部队负责阻击钳制援敌第7军、整编第48师、整编第11师、第5军等部增援，保证主力歼敌；特纵炮兵于坦埠正面作战。可以说，这是华野投入全部兵力完成的一次重大战役行动，绝非沈振新部一个纵队的功劳。六纵虽然在围歼第74师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孟良崮的几个主要支撑高地并非该部攻占，520高地、西540高地、600高地为四纵攻占；东540高地（系敌第74师指挥所）在一、六、九纵的协同下也是四纵攻占的；610高地为九纵攻占。东540高地指挥所被攻占后敌指挥所移至600高地，最先攻进600高地指挥所的是四纵十师的部队，敌第74师参谋长魏振钺少将、第74师57旅旅长陈嘘云少将均被四纵部队生俘，而非沈振新部的特务营长石东根抓获。

当然，作为一部战史小说，最大的问题是把毛泽东英明指导下的解放战争写成是一场主力军独立作战的战争，这就是当时江渭清最担心的一点，而这一点也为《红日》电影日后遭批判埋下了隐患。

1961年，时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成功地说服吴强，拿到了《红日》的电影拍摄权，并亲自将其改编成剧本，交给《南征北战》导演之一的汤晓丹执导，该片被列为上海天马厂的重点片，曾在《南征北战》中饰演师政委的汤化达担任汤晓丹的副手。

《士兵之歌》

与《南征北战》时不一样，此番《红日》的拍摄由文化部和电影局为主导。文化部门的领导喜欢拿苏联战争电影作为样板，当年他们就认为《南征北战》拍得公式化、脸谱化，不如苏联的《伟大的转折》，这一次，他们的意见是要参考苏联片《士兵之歌》。《士兵之歌》是现实主义的电影杰作，虽然其主要内容并不是描写战争，但真实表现了战争中的人性，即人不是战争机器，人在战争中会有七情六欲的流露。

《红日》拍摄现场

然而汤晓丹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为了保险起见，他征求了军委的意见，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不敢出格，例如副军长梁波与沙河区地方领导华静的爱情故事就被整个拿掉了。

但是，《红日》既然被定调为一部现实主义战争片，它就得按照这个路子去拍去演，尤其是反派角色。本来张灵甫的角色仍邀请项堃扮演，项堃在被打成右派期间去了山东电影制片厂，虽已摘帽，但山影厂坚决不放人，只好改由舒适代替。

舒适是在旧上海长大的，他对国民党军官的认识不是从战场上获得的。他在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念书时，该校的军训大队长是36师师长宋希濂，舒适回忆说：

宋希濂

“他是个长得非常帅的人，是黄埔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很讲究仪表，帽子、武装带从不歪一点，手套总是雪白的，再热，风纪扣都是扣得好好的。宋希濂对我演张灵甫很有用，但这还仅仅是个外表；张灵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还得进一步了解。

张灵甫

我们到南京军事学院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他原来是胡宗南的部下，专门放在对付延安的前线。他虽是个军人，但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他住的房子是竹结构的，非常风雅。他喜欢骑马，常和老婆一起同马照相。这是他的一面。另一面，他听到别人告诉他老婆和人跳舞，就一枪把她打死。蒋介石把他关进军事监狱。后来王耀武要组班子，蒋介石把他放了，让他‘为党国效忠’。从此，他青云直上，当了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对蒋介石的不杀和重用是感激涕零的。由于他官运亨通，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特别迷信美式武器，在涟水打了胜仗之后，更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最后是自杀的。他有妻儿老小，又了解我军的俘虏政策，为什么这样做，我做不到答案，这样演起来就心中无数。后来看了许多反动报刊和对反动军官做政治工作的材料，发现他们的法西斯教育既系统又严格，张灵甫中毒极深。他还有封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对蒋介石要报不杀之恩。全军覆没后，他在蒋介石那里不好交待，同辈面前不好做人。这几方面的原因，才促使他最后自杀。角色捋通了，演的时候信念也强了。”

在南京军事学院，程之也找到了参谋长的原型人物、时任战史教员的魏振钺。程之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张灵甫的关系。当年在孟良崮，张灵甫非要上山，他却看准了不能上山。他和张灵甫虽然都是中将军衔，但他是参谋长，要听师长的。他是行伍出身，很有作战经验，一上孟良崮就知道完了。我把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后来在表演中用进去了。”

从舒适和程之的谈话可以看出，《红日》反派人物的塑造比《南征北战》递进了一个层次，更加立体化了，而这就成了该片遭批判的最主要原因。

实际上，文革的序幕就是从批判《红日》《兵临城下》《抓壮丁》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产物”拉开的，《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影片《红日》像《兵临城下》一样，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立传树碑，恶毒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把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张灵甫刻画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的丑化和严重的歪曲。”

在这场疾风暴雨的批判中，杨在葆饰演的石东根和舒适饰演的张灵甫，这两个原本被认为塑造得很具特色的人物反倒成为炮轰的靶子：

“编导者丑化我军形象突出地表现在石东根身上：他没有文化，写不了总结；他粗野，一说话就像吵架；他头脑简单，中了敌人假投降的诡计；他念念不忘弄一块手表，甚至不惜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骄横跋扈，打了胜仗就酗酒；他目无群众，战士提意见他就瞪眼睛……编导者向他身上泼了这么多的污水，究竟是歌颂还是糟蹋我们这位连长？

……编导者一面丑化我军，一面美化敌军，特别卖力地刻画张灵甫的顽强和不怕死，把他描写成一个不怕死的‘英雄’。为了烘托、渲染张灵甫不怕死，编导者煞费苦心。当最后总攻发起之前，他先让我们部队发下誓言，高喊‘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然后再告诉观众，张灵甫还是没捉到：他明知突围无望了，就沉着地戴上钢盔，拿起冲锋枪，准备死拼；他只剩下光杆司令了，仍然一个劲向洞外放枪；我们那么多战士，就是奈何他不得，只能把他打死；他死了也还是没有放下武器。”

电影《红日》受批判也殃及到了原著作者吴强，正在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堡垒》的他被隔离审查，投入监牢长达10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至1978年，在粟裕将军的关怀过问下，吴强才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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